走向革命（下）

2009-09-17

雷颐

1910年2月，容闳在美国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3.组织、训练海军；4.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后经与孙中山等人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协议有所增删。

收到信后，孙中山即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不舍得离开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被另一个时代和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言之，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者最终也成为革命者，只能说明革命确难避免。他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就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反而镇压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不能不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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