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礼的悲剧

2009-09-25

雷颐

一

1875年，日本明治维新不过7年时光，已经觊觎当时尚为中国“藩属”的朝鲜。但此时日本毕竟力有不逮，还需与清政府打交道。这年年底，年仅28岁的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与五十有二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涉朝鲜问题。席间，两人就如何学习西方的一些问题展开一场著名的激烈舌战。

李：“森大人到过西洋？”森：“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李：“中西学问如何？”森：“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五分尚没有。”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么说没有五分？”森有礼则强调，日本现在还处于学习、模仿阶段，还未像西方那样能自己创造。

然后，两人自然谈起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系列改革，李鸿章表示自己对日本的改革很是佩服，但“独有对贵国改革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对此，森有礼回答说，日本传统和服过于宽大，“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服装改革，使日本获益不少。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回答：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中国服装的优长之处就改穿中国服装，“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立刻十分尖锐地问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于我国。”李鸿章则明确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驳说：对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或许是为了“回报”李鸿章刚才问他对日本改着西装是否感到“羞耻”这样不客气的质问，他紧接着也非常不客气地说：中国现在的装束发辫不也是几百年前满人入关后才改变的吗？李鸿章则以此系内政答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用欧俗。”森有礼仍不依不饶地说：但变革总是变革，当时满人强迫做此种变革时，还是引起了“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场论战，表明了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维新”的根本不同。森有礼年纪轻轻却如此咄咄逼人，象征着“年轻”的日本即将超过“老迈”的中国。其实，早在来华之前，年仅25岁的森有礼在1871年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在美期间，他与中国负责幼童留美事务的容闳相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公使而中国无外交使节驻美，所以森有礼向容闳建议，中国政府也应派遣外交使节驻美，有利中国对美交往。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首任驻美正、副公使，或许与他的建议有关。

森有礼于1847年出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先接受汉学启蒙教育，而后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865年，他奉藩主之命与十几名学生一起赴英留学。由于当时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出洋，为掩人耳目，他们只能以去日本的南海道为名出海，而且每个人还不得不改姓换名，森有礼就改名为“泽井铁马”。好在第二年幕府开放了海禁，日本留学人数直线上升。

在英国伦敦大学，森有礼研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他利用假期到俄国和欧洲各地游览，见识大长。他在1867年到美国游学，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礼立即回国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公议所所长等职。1871年他出任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由于工作卓有成效，不久调回国内晋升为外务大丞。当时日本已对朝鲜和中国台湾抱有野心，所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1875年到1878年，森有礼担任驻华公使。由于对华 “外交”有功，森有礼于1879年归国升任外务大辅，在同年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他亦功莫大焉。1880年，他又赴英任特命全权大使。1885年日本首次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其力邀下，森有礼出任新内阁的首任文部省大臣。

二

一位资深外交家突然脱离外交界而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却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这是因为文化和教育实为森氏志趣的真正所在，且在此方面建树甚丰，已经大名鼎鼎。

早在出使美英时，他就一直关注欧美国家文化教育情况，撰写、出版了有关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早年出使美国时编撰的英文书《Educa－tioninJapan》，后来中文译名为《文学兴国策》。这本书是他1872年初任驻美公使时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实业界人士发出的有关教育征求意见函的回函汇编，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内容是他撰写的 “绪言”，于1873年初在美国出版。他认为，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发此函的目的就是征求美国各方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

征求意见函发出后，得到了13位人士的回复，主要为著名大学校长、教授，还有关心教育的科学家、部长、实业家，而美国主管教育的官员和耶鲁大学校长另寄专文作为附录。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都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和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提出教育的无偿性、平等性和世俗性三原则，并因此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也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有些复信者还从自身的实践和体验出发，从不同角度提出具体建议，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各级教育体制，对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都一一说明，甚至对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教育与实业的关系也有专门介绍。森氏希望以此书为起点，以“合理主义”、“科学尊重主义”、“经济主义”为核心，将近代教育制度迅速移植到维新起步不久的日本，加速引进西方文化，促进日本近代化。所以，此书尚在编辑过程中，森有礼就迫不及待地将书稿复制一份，送给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访美考察团。美国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College）校长满勒（D.Murray）教授是13位复信者之一，他在复信中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各种专门教育、学制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提出，应确立与国民性、国民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所有儿童都应享受初步教育；女子教育与男子同样重要；对技术学校、师范学校乃至学校的博物馆、天文馆设置都提出具体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日本方面高度重视，于1873-1878年被明治政府聘为顾问，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中，满勒直接参加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对日本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1873年7月，森有礼在美任职期满回国担任外务大丞，却在思想启蒙运动上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他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劝说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启蒙社团。他说，美国的学者们组织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并举办公开演讲以益公众，而日本的学者却互不往来，对社会贡献很少。他认为，现在日本学者也应像美国学者一样结成社团，共同探讨学问，有益世道人心。经过一番联络，他发起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如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树等，都是其核心人物，首任社长则由森有礼本人担任。明六社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启蒙，即“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他们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有关论文。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他们的努力，启迪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新思想的传播上，他们的“首功”确实功不可没。虽然后来“明六社”及《明六杂志》被日本政府查封、许多成员的思想后来发生重要变化，但他们毕竟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当然，在启蒙的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使命。

作为“明六社”发起人，十几岁就到欧美留学的“洋学生”森有礼的观点更加激进。当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对基督教都抱警戒、惧怕、敌视态度，认为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剧烈冲突，而森有礼却冒极大风险，公开反驳这种观点，他自己还改信基督教，正式成为教徒。他强调，信仰自由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人类进步、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自由是广开民智的前提。随身佩刀本是日本武士的传统与特权，刀是武士的象征，被视为武士的灵魂，但森有礼却认为武士佩刀贻害无穷，因此首倡“废刀论”，并因此与保守派激烈冲突。对传统婚姻制度如妻妾制，他也建议改革，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他甚至主张改造语言，激烈批评日语是 “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而将简化的英语作为日本国语。国外的经历使他对“实业救国”深有体会，所以在1875年他创办了“商法讲习所”，提倡近代工商业。现在著名的社会科学类综合大学，尤以培养工商金融界精英的有“日本的哈佛”之称的一桥大学，即由此讲习所发展演变而来。

日本的启蒙运动引发并导致了“农工商卑贱三民”要求获得自由民权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迅速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许多报刊成为它的舆论阵地，政治性社团纷纷建立，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面对发展迅猛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于1875年发布了“谗谤律”和“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了 “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了“集会条例”，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对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人物的启蒙运动和思想，明治政府已从过去的支持、鼓励变为限制、镇压。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危险”思想，《明六杂志》于1875年11月被迫停刊，“明六社”也于同月自行解散。面对巨大压力，不少启蒙思想家转而支持政府，成为御用文人。

同时，官方内部关于日本究竟应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首先是要不要立宪的斗争，最后以反对立宪的守旧派失败而告终。紧接而来的，是围绕如何立宪的斗争，政府内部以大隈重信为首的一方主张迅速立宪，并以英国为楷模，国会拥有较大权力，被称为“激进派”；另一方以伊藤博文为首，主张稍缓立宪、并以普鲁士为楷模，强调天皇、国家及行政部门权力更大，被称为“渐进派”。明治政府意识到，英法思想容易为民权运动提供理论根据，所以提出“西学”并非全都适合日本，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性”学习，最后决定学习普鲁士。1881年10月，“激进派”与“渐进派”双方摊牌，以具有英美自由政治倾向的大隈被免官、“激进派”以失败而结束，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这样，日本的立宪便以富国强兵、加强天皇和国家权力为发展主轴，而日本社会原本就强大的“国家主义”思潮更加高涨。

在这种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启蒙运动被限制、国家主义不断高潮的氛围中，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也纷纷从“自由主义”滑向国家主义。他们的这种转向看似突然，其实早有内在的思想基础。因为他们虽然提倡启蒙、开化、自由、民主、个人、宪政、西化甚至主张以英语取代日语等等，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富强，是为了“救亡”而“启蒙”，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民族主义，是为了国家，而不像欧洲的启蒙思想，其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本身即是根本目的。因此，森有礼欣然接受“国家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伊藤博文的邀请，出任文部大臣，最终从自由主义者堕落为手掌大权的国家主义者。

三

森有礼上台后，迅速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1889年的《实业教育令》，这些通称《学校令》，取代了过去的教育法令。在短短的时间内，森有礼建立起了一个以小学为基础，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完整的教育系统，从而确立了日本现代教育体制。现代教育的确立，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文化发达、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估量，是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森有礼被誉为“明治教育的中兴之祖”。

作为国家主义者，他在日本学制“西化”的同时，却将教育的“灵魂”国家主义化、军国主义化。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的完善、个性的发挥，而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教育绝对要接受国家的领导；为了维护“国体”，必须实行国家主义教育，教育必须压制、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把学生培养成“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帝国大学令》规定，大学要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校长要 “秉承文部大臣之命统辖帝国大学”。他对大学校长们训诫说：“学术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相比较，应把国家的目的列在最重要、最优先的地位。”他尤其重视在小学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中培养、灌输国家主义精神，他认为只有从小接受国家主义教育的人才可能自觉将国家、天皇的利益和荣誉放在首位，长大后才不可能反对政府。他还认为，学校必须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将军事训练纳入大学教育，除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外，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尚武精神。为了把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意识中，师范学校学生的生活全部军事化，学生都穿军装，后又强制教师也都要穿上式样统一的制服。

森有礼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使日本教育在近代化的同时就带有国家主义性质和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教育”铺就了道路，也为日本迅速走向军国主义、急剧对外扩张埋下伏笔。

国家主义必然要强调 “国粹”，因此19世纪80年代“国粹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保卫国粹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当年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焦虑：如果从“器物”到“制度”全都学习西方，和西方一样，那还有什么日本特色？什么是日本的主体性？什么是日本的身份认同？因此掀起了一股抨击欧化的潮流，排外主义开始在全国泛滥，日本进入“国粹主义时代”。“国粹主义”认为儒教的礼仪纲常为日本立国之本，儒教对于维护天皇主权之国体具有特殊意义，提倡以儒教作为培养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的根本，坚决反对佛学和基督教，主张放弃学习西方的“西化”国策。最终，明治政府确立起神道的国教地位，恢复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儒家思想的纲目德常教化民众，将天皇与民众关系定位为“父子”关系；成功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

虽然森有礼早已是强烈的国家主义者，在教育方面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但他毕竟是基督徒，是早期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开化”的代表人物，因此，1889年2月11日在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在官邸遭一位狂热的“国粹派”青年暗杀，重伤不治，于翌日去世。

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其中一些人在这条路上甚至比森有礼变得更快、滑得更远。每个人的转变原因或有不同，可能是纯思想的认识转变，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利害选择，但都说明了坚守启蒙、自由、平等观念的不易。由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者们集体转向，使日本的崛起迅速、彻底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价值观主导。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自由、平等、博爱、“世界公民”等启蒙价值观的缺席，近代日本的崛起终对邻国、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