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自我意识(2)

2009-10-30

崔卫平

四

怪人拉摩是确有其人，还是作家头脑中呼唤出来的？为什么小说对话中那些出人意表的言论，都出自这位小拉摩之口？他的那些粗野狂悖言论，在哲学家“我”面前占尽上风？是否这位大名鼎鼎的仁人志士狄德罗先生还真的十分欣赏这个无耻之徒？

稍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有小拉摩这个人。他起先以音乐为生，后来还写诗，但是一文不名，沦落成“午饭时流浪骑士团”的创立者和“掌玺大臣”（狄德罗将此表述为 “失败艺人的首领”和“一群食客的领袖”），狄德罗甚至还借过钱给他。他玩世不恭，但并不邪恶。可以肯定的是，在狄德罗与小拉摩之间，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些涉及方方面面的谈话。

狄德罗采用了这个人的一些生活影子，而精神内涵却是作家自己装进去的。

细细品味狄德罗的人生，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或许在他与拉摩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狄德罗这个人十分善良，但是他的头脑过于活跃和精力充沛，加之身材高大强壮能吃善饮，大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同样也很突出。他越追求优雅，也就越显得有些粗鲁和粗俗。别人说要遵循的框架，对他来说总显得过于狭窄。

他又有着很强的道德心，因而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善良，或者善良到底。他此前写过一个剧本叫做《是好人，还是坏人？》，它有一个副标题为《或者名为，虚张声势的嘲弄者，或吃力不讨好者》，他自己甚至登台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当然不是坏人，但是却“混杂着犬儒主义、非道德主义和奇异性的玩乐”，还有一种骗人上当的特殊爱好，经常玩笑开得过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在恶作剧方面的癖好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加严重了（《狄德罗传》，安德烈·比利著，张本译，管震潮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

在小说中的两人对话中，有着许多关于“天才与邪恶”的讨论。唯有这一次哲学家“我”显得比拉摩略高明些。注意狄德罗所说的“天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别人不能及的“天赋才华”，而是能够具有预见性、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才能。一般人们通常会将他们看作是不受欢迎的，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话不是拉摩能够说得出来，而更像是狄德罗这些人的自况：“那个使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失去势力的，或者令大家接受一种伟大的真理的天才，永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也许这位人物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成为人们眼中的邪恶分子，因为“天才是不可分割地与邪恶在一起的”。

就使得流行的 “习惯语”威风扫地、颜面丢尽而言，狄德罗笔下的拉摩无疑正是这样的天才人物。

如果说小拉摩是狄德罗的替身，多少有点过分。比较有把握的说法是，这是狄德罗经过长期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之后，根据某种合理的逻辑创作出来的，即发现人原来具有深刻的双面性或者多面性，人所蕴藏和释放的不止一种邪恶，比他们自己能够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这正是狄德罗的有意思和可贵之处：当他拿着镜子照出当时社会的丑陋、腐败，他也没有回避将镜子调过来，彻头彻尾照照自己。

某种逻辑被发挥到极致。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狄德罗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说小拉摩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狄德罗。他做了狄德罗想做而不敢去做的事情，说了狄德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作家喜欢开别人的玩笑，这回则是开自己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因此，小说中哲学家“我”与“他”的对话，可以看作是作家的自我对话。这是否可以解释狄德罗生前甚至没有与朋友谈起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他是在一种独自偷着乐的情况下写出它的。

为了让大家都认识自身，狄德罗也要具备同样的自我牺牲和贡献的精神。

五

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了狄德罗本人的名字，还有提到他的那些百科全书同党们：伏尔泰、孟德斯鸠、达郎贝、毕封。谈及这些人时竟然毫无敬意，他们包括狄德罗本人也作为拉摩嘲笑的对象：

“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人造出来的同样的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你们的那种幸福的前提是我们所没有的某种荒诞的心境，一种奇怪的气质，一种特殊的趣味。你们用德行的名义来粉饰这种奇癖；你们把它叫做哲学。可是德行和哲学，它们是为一切人造的吗？”

这回可是直接冲着这批称之为“启蒙主义者”来了。在另一处，他对哲学家说：“坦白地说，像你这样的一些梦想家的幸福，对于我是毫不合适的。”

这令人眼前一亮！

其一，狄德罗这位未来社会的设计者，他掌握了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很少有人学会。他没有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从而忘掉了普通民众是怎么想的；他记住一般人可能会对自己工作产生的烦恼和讽刺。

其二，他允许对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嘲讽的态度，他允许自己受打击并能够承受打击。他既然嘲弄别人，也允许自己被嘲弄。而不是像他的反对者王权教会那样，容不得批评和争论；

其三，启蒙主义者原来并不像人们经常喜欢表述的，对于人类未来及人性仅仅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估计；至少在狄德罗这里，得不出这个结论。他对自己与自身工作的幽暗面知道得很。

六

狄德罗声称他的拉摩：“在他的堕落中有时是很有深意的。”一个业余哲学家的“深意”，需要另一个专业哲学家来发掘。这就是黑格尔。

马克思给恩格斯送书的同时，还用鹅毛笔抄送了一段黑格尔对于此书的评价：“意识到自身并表现出自身的意识的分裂状态，是对现有存在的尖刻嘲笑，同样也是对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和对自身的尖刻嘲笑；这同时也是这整个纷繁交错状态的尚可察觉的反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4页）“自身意识的分裂状态”，即能够将自己“一分为二”地来看，看出自己原来是“一分为二”地组装而成的。这段话便是本文标题的含义所在。

黑格尔还看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于“现有存在”的批判。所谓“现有存在”以及“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说得那样诘屈聱牙，不就是指“当时的社会状况”嘛。只有专制而落后的社会，思想家们才需要用这样曲里拐弯的词汇来表述。黑格尔认为这是某种“尚可察觉的反响”，这个应该是指当拉摩这种东西出现，离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便不远了。

黑格尔拿手的是他的历史辩证法。在他的名篇《精神现象学》中，他为狄德罗的这本小书花去不少篇幅。当然他对狄德罗本人也有误解，在他看来，狄德罗与拉摩格格不入，狄德罗扮演的是他称之为“诚实的”与“公正的”意识，而拉摩所代表“分裂的意识”，才是新精神的催动力。撇开对于狄德罗的不公正不谈，正是后一点，体现了黑格尔深刻的历史眼光。

除了“诚实的意识”与“公正的意识”，黑格尔还自作主张地发明了一大堆近似的用语来代表拉摩的对立面：“天真的意识”、“高贵的意识”、“简单的意识”、“安静的意识”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东西，那就是“教化的虚假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这种“虚假”体现在：它对任何真实情况（包括人性的真实情况）从来不感兴趣，任何真实从来不曾激发过其注意力，抱有这种看法的人看上去忠厚无欺和无私，但其实是最为自恋和胆怯的：他仅仅对于自身感兴趣，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是这样对待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许多年前将我带到这本小书面前的北大已故教授陈琨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鞭辟入里：“‘诚实的意识’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以真实的情况为根据，而是以自己的愿望为根据。它不能真实地说明世界的复杂性，却总是因为自己具有善良的意识而心安理得，独立自足；它不能使自己所相信的公正和善良成为现实，却总是把世界解释成公正与善良的样子，用偶然得到的现成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功绩。”（《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最后一句来自黑格尔这样的原话：“把高贵与善良的特定存在表述为一件个别的轶事”，即通过“偶然事件的偶然知识”来见证真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伪善必须揭露出来！”老黑格尔也有冲天一怒的时刻。按他的表述，伪善就是“不一致”：一是嘴上说的与这个世界不一致，二是嘴上说的与自己的行动不一致。其中，奇怪的逻辑在于——恶或坏事不在世界本身，而在于那些说出世界及人性真相的人们。他们才是一种最大的恶。这样一种道德化的立场，是将世界原貌排除在外的做法，妨碍了人们趋近这个世界与自身的本来面貌。黑格尔认为，向群众灌输这种“天真”和“简单”的意识是一种“愚弄”。“一般群众于是成了这种教士阶层欺骗的牺牲品，这种教士阶层，其所作所为，无非是要满足其妄想永远独霸见识的嫉妒心以及其他自私心，并且，它同时还与专制政体一起阴谋活动，狼狈为奸。”（《精神现象学》下卷，第82页）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拉摩式的“招供自身为恶”，则代表了历史（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向伪善发动进攻，令伪善“斯文扫地”，如此剥去旧世界的遮羞布，与其说是战斗（拉摩这样的人永远与“战士”无缘），还不如说是为新世界的到来打扫战场。此其一。其二，知道伪善是一种恶，也知道自身是一种恶，都是一种超越于恶之上的体现，将恶视为恶，而不是视为正常，这本身就是道德立场的体现，而不是反道德和取消道德的。那种对于世界之恶及自身之恶采取一种无知无识的立场，一种浑然不觉的立场，难道不正是对恶的纵容包庇，从而是最大的恶吗？

恩格斯为什么说这本狄德罗小书是辩证法的体现呢？也是基于黑格尔对于这本小书的辩证理解。恩格斯这样总结黑格尔的意思：“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学说。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间衰微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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