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方之痛(上)
一
195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来了新所长,他是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是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
孙冶方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家。1949年5月,被解放军攻占的上海曾经陷入极度的经济紊乱,市长陈毅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进行了铁腕式的治理,孙冶方主管工业复兴,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竟用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让国内外都很惊讶的“上海奇迹”。
在上海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孙冶方还参与建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计划经济运行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他发现了这一制度的一些缺陷。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破天荒地认为 “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跃进”,国民经济因虚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饥荒时期(1959-1961)开始了,政治运动暂停,人们的思想再度开始活跃起来。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孙冶方等人为之大受鼓舞,认为反思的时刻到了。
4月,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是建国之后,第一次对价值规律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讨,与会学者245位,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公认的四大学界领袖——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和翻译 《资本论》的王亚南。学者们提交了54篇论文和23篇调查报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三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这次讨论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破冰式的意义,但是对实际的工作却没有产生现实的推动,在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刻,经济学家们的坐而论道显然“缓不救急”。
在上海会议后,孙冶方决心重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他组织所内近40人开始在中央党校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这个写作班子苦战经年,反复研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写作最终流产。
二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低谷中恢复过来,在理论界出现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 (1900-1976,曾用名“洛甫”),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 “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顾准还专门写作了 《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辑)、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 “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大论战,是改革开放前的最后一次 “回光返照”,此后13年,中国经济理论界万马齐喑。
三
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七年监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刑满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学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反应迟钝,行动迟缓,肝区和胃部都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对吴敬琏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58遍腹稿。
1979年4月16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在江苏无锡举办。
这是建国之后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明显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二十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此后岁月,不堪回首,当年所有的与会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江苏无锡,又正是当年主事者孙冶方的家乡,会议在这里举办,也算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致敬。
二十年前的重要参与者,除了已经去世的顾准和王亚南,再次重聚在一起。经历了无穷的跌宕与磨难之后,人们重拣话题,感慨万千。孙冶方时年71岁,已被确诊患上了肝癌,自知来日无多,他的堂兄薛暮桥也是一个75岁的垂垂老者了。而当年坐在角落里充当笔记员的风华青年吴敬琏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开幕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孙冶方当即接下话头,提出还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接着他又说,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紧的还有,要给被批判者以说话的机会。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多达400位,共递交了两万多份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让大家叹息的是,二十年一瞬息,讨论的命题似乎还是从原地出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带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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