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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调控与反调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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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0

吴晓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荡，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发生在1985年的一场论战，迄今让人津津乐道。

一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年假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发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 “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民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我们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二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日，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订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个会议的全称是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薛暮桥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周叔莲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洪虎、楼继伟和郭树清等。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本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级的经济专家，也是“东西合璧”。西方学者中，包括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和日本兴业银行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小林实，而来自东欧的学者，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力山大·巴伊特、前些年来过中国的弗·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其中，亚诺什·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短缺经济学》，被认为是描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尽管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不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专门出了摘要版本，在经济界的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晓。

在巴山轮上，尽管只有一篇调控派学者刘国光、赵人伟提供的论文，而没有“通货膨胀有益论”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国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学者通常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相标榜的，因而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了。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参加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进几天以后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三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六天，到9月7日结束。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理解。这篇讲话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划等号。”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宽阔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9月18日，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接受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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