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行动

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地地震中死亡，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天灾，人类自然忍不住要拷问原因，追究责任。我们想知道，世界上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地壳的移动、板块裂缝，这些生僻难解的地质学解释，并不能让我们满足，我们总想探究更深层的原因。

也就是说，人类总是有一种冲动，要为这些自然灾害寻找一种“解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本次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牧师罗伯逊（PatRobertson）竟然说，海地是受到了神的“诅咒”，因为海地人在两百年前通过伏都教的仪式，“与魔鬼订立了盟约”。

也有一些人试图以世俗的方式解释这些惨祸。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海地社会的阶级体系加剧了地震造成的苦痛，使穷人受到了过度的伤害，例如 《华盛顿邮报》的布斯（WilliamBooth）报道说，“海地的精英阶层基本没有受到损害。”而《国家》杂志的基姆（RichardKim）指责说，苛刻的国际贷款条件致使海地民众深陷贫困泥潭。

还有一些评论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布鲁克斯（DavidBrooks）将问题归咎于海地的文化。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一些文化对社会进步更具有抗拒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灾难的危害会加剧。”埃普鲍姆（AnneApplebaum）在《华尔街日报》上评论说，海地地震是一场“人祸”，“公民社会的软弱、法治的缺失，使地震的危害成倍放大。”

这些世俗性的解释都有些道理，但这些解释都忽略了灾难的各种原因中最令人痛苦、也最令人无奈的一个，那就是纯粹的坏运气。当灾难降临到我们的亲人身上，例如当他们患上致命的疾病时，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痛苦和困惑。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得了癌症，而与他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人却没有得。我们想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但通常，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命运使然。

我的朋友、巴尔的摩大学宪法学教授艾普斯（GarretEpps）在谈到海地地震时，推荐了哲学家奈曼（SusanNeiman）的著作《现代思维之罪恶》。在书中，奈曼探讨了人们遭遇不幸灾祸时的反应。她以1755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地震为出发点，那场地震将该城夷为平地，至少1.5万人丧生。

里斯本地震为祸惨烈，让整个欧洲陷入伤痛之中。地震持续了10分钟，将成千上万的人埋在瓦砾之下。地震之后发生大火，整个里斯本烈焰腾腾，火灾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海啸，冲毁了港口，淹死了成百上千的在海滩上避难的人。在那个宗教气氛弥漫的年代，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座宏伟城市的倾覆，乃是神在展示大能，以灾祸来惩罚人类的放纵罪行。但为什么上天会选定里斯本呢？奈曼写道：“当时，正统的神学家对这场地震幸灾乐祸，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因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抨击自然神论、自然教等不承认神力的哲学。”那些神学家讨论，什么样的罪孽能使神如此赫然震怒。一些人称，这是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大肆劫掠所受的惩罚。一个人写道，“你们的祖先为了得到黄金，屠戮了无数可怜的印第安人，”故有此报。

当时，除了神学家外，哲学家也在努力为里斯本地震寻找解释。德国哲学家康德为柯尼斯堡的一家周报写了三篇关于地震的文章。他的主要观点是，普鲁士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因此以神意来解释地震是不必要的。据奈曼写道，法国哲学家卢梭和伏尔泰则争论，人类究竟有没有能力理解像里斯本地震这样的灾难。

里斯本灾难中的英雄是抗灾行动的领导者庞巴尔侯爵 （MarquisofPombal），当时他是葡萄牙国王若泽一世的宰相。庞巴尔对学者们的苦辩完全置之不理。当时他说了一句名垂后世的话：“灾难既降，何以应之？唯有埋葬死者，善待生者。”庞巴尔说到做到。在他指挥下，尸体迅速被处理，饥民得到了大量粮食，民兵出动，维持治安，制止了劫掠和海盗行为。不到一年，里斯本就重现生机了。

在观察海地的重建工作时，我会想到庞巴尔侯爵。在遭遇万分惨烈的灾难时，他的做法是勇敢地、满怀信心地重建家园，修起坚固的建筑，使其能抵挡未来的地震。

奈曼的结论是：“自然无寓意，自然现象并非征兆。”地震并不是邪恶的，邪恶的前提是有动机，而只有人类有动机，自然则无。当不可解释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争论，而是行动。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赵信/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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