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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有计划”与“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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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2010-02-25
吴晓波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动荡。在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 “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在一开始,吴敬琏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招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十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相熟识。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其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地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 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 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1950年代就搞过。 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苏东剧变”给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市场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夏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后回国,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 “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 “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吴敬琏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 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86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地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十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做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做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做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中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在文章的最后,他颇带期望地写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后的四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吴敬琏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文章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1990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听说国务院一位领导在你的文章上批示说:市场就那么灵吗……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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