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萨尔的全名为塞谬尔·英萨尔，其人生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在19世纪末，不到20岁就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投奔到当时发明大王爱迪生门下，担任其私人秘书，追随爱迪生进入了电力行业，很快就成长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兴产业——电力公用事业的开拓者和行业领袖，芝加哥的“无冕之王”，白宫的贵宾，跻身为世界为数不多的亿万富豪之列。

在危机爆发前，英萨尔控制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是美国最大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被称为“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帝国”（Utility Holding Company Empire）。该帝国核心就是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 （the Middle West Utility Company），通过该公司，英萨尔控制的公用事业运营子公司（主要是电力公司）遍布美国32个州，为5300个社区提供服务，资产规模达到5亿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部公司业绩辉煌，普通股分红从1925年每股1.25美元增加到1929年每股1.75美元。股票价格从1925年的82.50美元每股，上涨到1929年的570美元每股。但在1932年4月24日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被政府接管时，其账面上虽显示有2900万美元盈余，但实际上却存在1.777亿美元的亏损。英萨尔控股公司的倒闭不仅给投资者造成了7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2010年的103亿美元），他本人也损失了1-1.5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4亿美元到22亿美元）。一时间，英萨尔从“财富英雄”沦为人人喊打的“罪魁祸首”。

面对沸腾的民怨和联邦、州及地方当局可能提起的各种刑事指控，英萨尔选择了逃亡。他逃到了希腊，最终被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回美国受审。虽然后来大多数指控都被撤销，但英萨尔在美国已无法立足，被迫流落到法国。1938年7月16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巴黎地铁车站，死时身无分文。对于英萨尔的功过是非，有不少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英萨尔实际上充当了1929-1932年金融危机的替罪羊，成了当时政治的牺牲品。腐败的保守势力一直把他作为摇钱树，而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倡导者们为了推行新政，刻意把他塑造成沉迷于私人垄断、威胁美国“民主”的敌人，故意忽视英萨尔一直就在呼吁建立独立、法治化的监管体系以促进电力等公用事业行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垄断行业现代的监管理念与构想许多都出自他的口中。

英萨尔于1859年出生于英格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清教徒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禁欲主义者，拒绝让英萨尔上大学，英萨尔从14岁就开始自食其力，参加工作。在工作之余的晚上，自学速记、记账和古典音乐。1879英萨尔应聘成为美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驻欧洲代表的秘书，因工作出色而给爱迪生在伦敦的首席工程师留下其深的印象。后受该工程师邀请，赴美国担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实现了与其仰慕已久偶像一起工作和创业的少年梦想。当时，爱迪生为推广应用其发明的白炽电灯，正致力于实践其所倡导的在城市集中生产和输配的中央电力系统，以取代原来局限于独栋建筑物的小发电机。在J.P.摩根提供的融资支持下，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在纽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座中央电站——珍珠街电站（Pearl Street Station），该电站在1882年9月完成装配并投产。该电站奠定了随后80年美国电力公用事业的运营模式。爱迪生倡导的中央电力系统符合自然垄断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原理。自然垄断行业要求规模经营，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效率。这意味着，每千瓦小时电力生产的成本随电厂规模增加而降低，并使新的工业和消费电器成为可能。反过来，电器的普及又意味着持续的电力需求。英萨尔亲历了这划时代的事件，受到很大的触动，并看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1889年，爱迪生将其所有公司合并成立了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 （当今通用电气的前身）。1891年，在J.P.摩根和亨利·维拉德撮合下，爱迪生将其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马萨诸塞州的勒恩托马斯-休斯敦电力公司（Thomson-Houston Electric Companyof Lynn）合并成立了通用电力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1892年春，英萨尔宣布离开通用电力，担任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新总裁。当时，芝加哥当时被纽约人轻蔑地称之为 “牛镇”(cowtown，美国最大农产品集散地)，芝加哥爱迪生只是城中30个中央电力公司之一，前途并不明朗。但英萨尔的知识、经验和见识却大大领先于所有的竞争对手，他本人也雄心勃勃，对前途充满信心。在上任之前，英萨尔在聘用合同上要足了价钱，首先他要求公司所有董事都全力支持他扩张计划，并提供英萨尔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增资。更重要的是，他让所有股东和董事都保证他对公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为此，他从其支持者——芝加哥零售巨头马歇尔·菲约德（Mar－shallField）获得了25.2万美元贷款，收购了该公司的大量股票。在纽约50多位电力高管和显贵为他在豪华饭店举行的告别晚宴上，英萨尔高调自信地向其同事和同行们宣布，不久的将来，芝加哥爱迪生将赶上和超过通用电力公司。

多年行业经历让英萨尔充分了解和掌握了电力行业自然垄断的特点，只有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才能降低边际成本，以更低价格提供更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要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低损耗远距离电力传输问题，一个是规模迅速扩张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问题。

英萨尔认为，困扰电力行业最大问题是过度竞争，电力企业规模都太小，在分销、电力传输和生产设施重复投资意味着低效率，而且竞争导致财务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项目融资变得更加困难。所以，一到芝加哥，英萨尔就说服董事会收购了芝加哥公司的第二大竞争者。1893年初，英萨尔又设法收购了芝加哥爱迪生在该城市的最大的竞争者。随后，英萨尔雇用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在哈德逊河上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站，该电站1894年夏天投产，装机容量达到16400千瓦。

在经营上，英萨尔也找到了充分利用产能、降低电价和扩大销售的电力运营模式。而其规模扩张所遇到的输电技术瓶颈，也在1893年因直流电与交流电相互转换技术的发明而取得了突破。但因持续扩张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融资却遇到了麻烦：英萨尔不久就与董事会在公司负债总额上产生了冲突。芝加哥爱迪生董事会对英萨尔激进的扩张战略深感不安，偏爱更为保守的经营策略，不愿意再增加投资。与此同时，美国资本市场也无法满足电力行业急剧发展所需要巨大的资金。因此，英萨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只身前往伦敦寻求融资。

伦敦资本市场对美国高速经济增长和英萨尔杰出经营才能非常看好，在英萨尔到达伦敦两周后，伦敦金融机构组成的辛迪加就痛快地与英萨尔达成了巨额的债券发行合同，顺利解决了规模扩张所需的资金问题。消息在美国传开后，芝加哥商界大为吃惊，而英萨尔在国际资本市场所受到的追捧也完全震慑了芝加哥爱迪生的所有董事，他们再无力对英萨尔施加任何限制性的影响，英萨尔取得了不受约束地主宰该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如当时一名记者评论说，当英萨尔 （从伦敦）回来时，他就成为（芝加哥爱迪生）无可争议的主人，董事会就成了纯粹的装饰品。

英萨尔的创新开拓精神、天才的经营才能，以及电力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在此时也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英萨尔的美国梦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不仅在芝加哥爱迪生取得了不可挑战的权威和不受约束的控制权，而且其在电力行业的商业领袖地位也得到了同行们一致认可。1897年，英萨尔被选为全国电力照明协会（NELA）总裁。在1898年协会的就职演说中，英萨尔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行业发展富有远见的经典性演说。

英萨尔阐述了电力、燃气行业自然垄断性质，认为缺乏市场准入限制导致了整个行业浪费性的竞争，阻碍了行业的发展，也吓跑了投资者，使公司不得不支付过高的资本成本。据此，英萨尔提出，以最低价格提供最好服务，只能是通过垄断供给（即拥有排他性的区域特许）才能实现。他认为，特许经营被当时一些人误解为是支持市政拥有，但自己却对公有制导致的政企不分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他指出，选举产生的官员很难抵制利用市政所有公用事业垄断定价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的诱惑，根本不会按照生产成本来定价。在该演说中，英萨尔还提出了一个兼顾纳税人、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谈判与利益协调机制：（1）拥有排他性特许的运营商按运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价格提供电力，定价要受到州监管；（2）为防止垄断滥用，公众保留收购电厂的权利；（3）为保护投资者（降低融资成本），公众的上述收购权利必须得在公允价值基础上行使。但他的构想在全国电力照明协会（NELA)中却很难获得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英萨尔意识到对于电力行业这样的新兴行业以及其自然的垄断特殊性，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争取消费者、投资者与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一旦被那些投机的政客们所误导，这将可能给整个公用事业的私人投资者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尽管应和的人很少，英萨尔还是在协会设立了一个由其支持者组成的协会立法政策委员会，但在随后几年，该委员会在落实和推动英萨尔构想上毫无进展。

英萨尔后来的遭遇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但在美国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制度环境下，英萨尔的上述想法却根本无法兑现。因为这远不是他一人孤军奋战就可以成就的，这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实现。英萨尔在个人创业上实现了美国梦，但作为行业领袖在公用事业发展和监管上，其“美国梦”却备受挫折，付出了惨痛并最终折戟出局的代价，但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英萨尔的失败却成就了罗斯福的新政。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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