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行为可以赢得一时喝彩，但只有温和的战略才能走得更远。这一点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同样有效。在设计中国的大战略时，不可忽略当下的民意，但更多的应该是理性分析。

例如，关于美国的对华包围圈，曾经有过热闹的讨论。其实，美国有很多敌人，没有能力仅仅针对中国做如此复杂的安排。即使有这么一个包围圈，对中国也并非没有好处。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有多重目的，不仅要遏制较大国，也要牵制较小国。因此，中国寻求突破包围圈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它带来的好处，以便保留这些利益。美国的力量减弱之后，不能出现太大的权力真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具备美国那样的硬权力和软权力，更无必要在世界各地驻军。在亚洲东部，中美两国结成共治集团是可行的，因为两国有重叠的利益，而且重叠的范围还相当广。在东亚，中国应该努力促进国际权力的和平演变。

就从东亚开始，这是可行的。

在亚洲的美国

东亚国家互为贸易大国，美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相对减少；与冷战结束时相比，美国的文化和政治模式（至少在国际政治方面）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但美国的驻军仍然遍布亚洲。如果美国要维持它的影响力，军队已是最大、最后的工具。所以，美国外交一定会更加倚重军队。

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明白，军队也是政治工具，但美军只将其用在国际政治中。美国要在欧亚大陆维持影响力，盟国是必须的支撑点。作为交换，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只要欧亚大陆国家及其周边国家彼此之间存有深深的疑虑和戒心，美国就有很多机会来浑水摸鱼。

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表面化，美国在日本的地位更加巩固。日本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是在亚洲还是在美洲。在前一段时间里，日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摇摆。发生了钓鱼岛争执之后，日本更多地倒向美国，民族主义力量也在崛起，这些外交强硬者与中国习惯粘贴的“右翼”标签没有必然联系。同样，坚持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中国人未必是 “左派”。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用作国际政治分析的概念过于陈旧，而陈旧的概念往往来自僵化的头脑。

但是，中国明确提出的领土和领海要求，都要坚持，不可轻言让步，但也不能轻易向前推进要求，已经迈出的步子也不必轻易收回，这有关国家信用。除非世界发生大变故，大片领土的纠纷很难解决，这些潜在危机可能被引爆。因此，除非必要，各国应限制领土纠纷的影响。

在钓鱼岛之争中，美国同时在牵制日本和中国，因为事态激化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美国还在向东南亚国家抛媚眼，以限制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穆斯林居人口的多数；越南曾经是美国的敌人，饱经战乱；美国被要求离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缅甸和美国互相敌视。如果东南亚没有现实的威胁，美国在这里插手的机会不是很多。

美国是东亚和平的 “代管者”，是暂时的客人，很多时候没有“暂住证”。从人口、面积、经济规模等诸多方面来看，将来接替美国的只能是中国，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实力。如果不出现突然变故，中国的硬权力增长是可以预期的，增长速度可以计算，但软权力却是负数，远远不足以使中国担当地区领袖的重任。软权力的缺乏是邻国对中国心存疑虑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理由，以及其受欢迎的程度，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姿态决定的。

没有美国的亚洲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美国这个“暂住民”的保护，日本必然实行核武装，这个出口导向的岛国还可能对外军事扩张；韩国不会像现在这样气壮如牛，但由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未必不会贸然行动；朝鲜失去最大敌人，需要制造新的敌人，以维护国内稳定，朝鲜只是最近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塔利班将在阿富汗掌权，可以腾出手来支持东突等势力，并向巴基斯坦西北部扩张势力；为了自保，东南亚各国可能加强团结，至少是军事合作，而越南将成为东南亚的主导国家。

美国减少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之后，俄国在西部和南部受到的压力将减少，对欧盟和北约的敌视也将相应减少，但俄国的实力不会明显增加。为了避免被边缘化并保护领土，一个虚弱的俄国可能加入欧盟，现在两边都有加强合作的愿望。自本世纪初以来，德、法、俄正在形成欧洲的三驾马车。接受了俄国的欧盟不仅与中国接壤，而且还与美国隔白令海峡相望。

在南亚，印度自为鸡首，不为牛后。在安全的时候，印度满足于做一个大国。在危险的时候，印度必然寻找靠山。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印度紧急向苏联、美国靠拢。如果单独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必然会更加强化与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安全合作，加剧地区军备竞赛。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在长期徘徊之后，正在漂离西方，向伊斯兰世界回归。伊拉克被占领之后，伊朗少了一个对手，而美国压制伊朗的努力却没有成功。美国衰落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与伊斯兰世界的消耗。没有美国的强力支持，以色列不能独霸。大中东将有多强相争，更不稳定。

这样一幅前景图显然对中国不利，即使只有一半成为现实。中国还没有做好美国离开的准备，也仍不具备相应的替代能力。中国需要理智的大战略，不然，将真正陷入各种麻烦的包围圈。

美国将部分退出欧亚大陆，并避免直接卷入地区纠纷，从伊拉克撤军是一例。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更加灵活，有更大选择余地。另外，美国也不会远走，只在不到3000公里之外的关岛以及夏威夷群岛。在走之前，美国需要一个有共同利益的替代者和合作者，这是美国提出美中“共治”的原因。世界需要权力的平稳过渡，中国应该接受东亚地区的“和平演变”，李代桃僵。大国剩下的是比赛“僵”的迟缓，在这一点上，自由的社会具有绝对优势。

转型中的中国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才有机会以廉价劳动力起家。在世界贸易（包括石油贸易）和安全格局中，中国是一个搭便车者。因此，在郑和航海600年、共和国成立60年之后，中国才第一次派军舰到非洲东海岸，监视扛冲锋枪的海盗。中国应在东亚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一个普通竞争者。中国没有必要主动刺激其他国家，但必须坚持自己的利益，寻求和创造更好的机会，并果断行动。

但是，中国须格外小心。在社会的很多方面，中国都在转型，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蜕变中的昆虫非常脆弱，如蝉和蚕，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转型与世界的变局同步，增加了变数，中国的前景并不明朗。但有些不利因素是确定的：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失去“人口红利”，或“人口高利贷”的好处；在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普遍的人口素质难以提高，产业升级的道路艰险；庞大的官僚机构形成坚固的利益集团，压制社会活力和百姓的利益诉求。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正当的贫富差距等因素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暴力专政不能铲除这些矛盾。中国今后必须承担更多重任，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演化，维护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丁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

dingli@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