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没有退去。为了尽早摆脱危机，各国都在采取措施，以图自保。这些措施还谈不上以邻为壑，一些国家开始互相抱怨。经常听到的，是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行政手段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从美国人那里夺走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多年的话题了；中国批评美国增发（继续增发）美元，输出通货膨胀，稀释中国持有的两万多亿美元的储备。

在这个背景下举行了两个高峰会。在韩国，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汇集了20个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会议于12日结束，然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飞到日本横滨继续开会，换了一个名目开到14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有21个成员国，与会国家分布在太平洋沿岸，比G20集中，但彼此也相去甚远，从东亚一路迤逦到南美。在这两场会上，各国关心的议题、看待问题的立场以及他们的世界影响力有很大的距离。除此之外，从单纯的管理学角度看，大型会议一向难以取得成效，即使与会者怀有相同的目标。

因此，G20和APEC高峰会议只是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论坛，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场所。协调立场、拉帮结伙的活动在会前已经完成；会议期间，领导人阐述了本国的立场。会议结束时，他们做出了承诺，宣布要避免贸易战和货币战。不过，这些不是新东西，也没有多少约束力。

他们

各国领导人有必要了解彼此的立场，为此要表扬G20和APEC的东道国韩国和日本。不过，做东的机会在各国轮流，并不稀奇。但很多时候，无论花多少钱，会议都不会改善政府形象。

政府不应是会展公司。不过，东道国有时候确实有些地利。在10月29日，越南主持东盟峰会。不仅中国、日本、韩国的领导人如以往一样到场，美国国务卿、俄国外长也来正式参加。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更深地卷入东南亚事务。美国拉拢东盟国家，试图更多影响东亚的走向，尤其在南海。越南借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减轻在南海承受的中国压力。如此规模的扩大会议将冲淡东盟的作用，东盟将更像是一个论坛，而东南亚将回到以双边关系为主。

美国正在“返回亚洲”，希拉里在越南诱惑拉拢东南亚国家。与日本重返亚洲不同，美国在亚洲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峰会不足以解决问题。奥巴马在参加韩国和日本的两会之前，先访问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他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邀请印度的海军和空军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些交往中，美国既想从新兴国家中获取商业利益，也有遏制中国的意思。在过去半个多月，美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有失分，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深了与亚洲的联系。

中国在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为此再次采取了订单外交。胡锦涛总书记访问法国，受到高规格欢迎，双方宣布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合同。胡锦涛在葡萄牙时保证大量购买该国的国债——葡萄牙正深陷在金融危机中。在几天后的11月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华，也从中国获得了价值不菲的订单。德国亲近中国的转向更早一些，现在和巴西、中国一起谴责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这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中国是资金最丰富的国家。

核大国领导人出访时，即使为了纯粹的商业目的，他们拎在手中的也不是环保购物袋，而是核按钮箱。他们一刻也不离开那个箱子，就像是严重心脏病患者总是揣着急救药。这是现实。

东方是权力争斗场，西方也在忙乱中。本月19日还有一个高峰会议。这次是在葡萄牙举行的北约峰会，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目前在大西洋岸边还没有中国什么事。北约成立时以前苏联集团为敌人，这次俄国总统也去开会了，当然还有美国总统。北约正面临挑战：法国和英国合用军队，欧洲在与俄国改善关系。为了内部团结，北约需要新的目标，否则可能分裂。

我们

当国际会议在中国举行时，一切总是那么美满——至少国内的宣传机构是这样说的。当会议在别的国家举行时，我们知道，很多会议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并不大，也不一定总是取得巨大成功，尽管中国领导人也去参加了。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一心高度赞扬主办国的伟大。

自从要走向世界之后，中国很热衷大型国际活动，为此不惜“举全国之力”。有时宣传热潮长达两年之久，仿佛我们不再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13亿人口只是为了招待外国宾客而存在。据不完全统计（“不完全统计”可“代表”“中国国情”），这些年来，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有：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1年上海APEC会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一场比一场更豪华，证明中国政府的钱越来越多。虽然亚运会的烟火价格创下新高，但据网络传言，最大看点是礼宾小姐的裙子。踌躇满志的官员们正在申请更多的国际活动……

只要不过多地浪费金钱，不过多地干扰民生，偶尔办个会或游戏一下未尝不可。即使不考虑民生，也必须有全盘的战略谋划、艰苦的外交谈判、果断的决策，不能用钱换取一时的面子。

其实，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一点都不比美国的少。两国政府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可以更多动用国内资源填补窟窿，因此更容易应对危机。但在中国，危机往往并没有被化解，而是被转嫁了，通常是给了民间。这个办法使得经济可以继续快速运转，但危机继续积累。在美国，加税、通胀、不断地往亏损企业注资等手段很难获得议会批准，危机更容易爆发，然后是恢复期。美国的长期竞争力没有受损，仍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科技、商业研发。美国衰落是相对的，原因是中国、印度、巴西、俄国等新兴国家快速发展，挤占了它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但美国仍难以招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转型、国际权力的转移。在这次转型中，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在带动全球秩序的转型，同时又在国内经历一场转型。复杂的运转模式不仅需要中国社会有坚固的材料，也需要良好的润滑。

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场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以培育国家的长期竞争力，而不是忙于拆迁和发行更多的货币，用以填充官员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举办耗资巨大的“盛会”。在现代，有长期竞争力的社会必定是自由的、法治的、平等的社会，崇尚知识而不是官职和浮华。

他们和我们

在以上两小段叙述中，“他们”和“我们”其实没有截然分开，用“对立统一”来描述大概是合适的。辩证法还可以用在人权问题上。人权不仅是 “他们”制约中国的手段，也是我们的要求。权利保障能够促进我们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活力，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当我们获得了更好的人权，“他们”将在和我们的利益谈判中少一张牌。我们真是一举两得。

我们还应该学会让步。所有国家都有它们的权利。在群雄环伺中，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不可能得到我们主张的全部权利，包括领土和领海。我们有必要分清哪些是必得的，哪些是可以谈判的，用部分退让换取更大的利益和更大的战略空间。一个大国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追求。

在新一轮的全球权力争夺中，中国即使暂时处于被动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丁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

dingli@eeo.com.cn

(作者最近新书《地缘大战略》两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