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叶拉金是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在严酷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凭这一技之长，再加几分运气，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清洗”。二战后，他辗转来到美国，曾在休斯顿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到美不久，他写下《驯服的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翻译出版），生动、细致地记录下当时苏联音乐、戏剧界的时代场景。许多“大场面”因总被“历史”记录而众人皆知，但越“宏大”往往越“抽象”，很难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此书中许多不为历史记录的细节，却让人感同身受，不能不发“似曾相识”之慨。

一

1929年夏，19岁的叶拉金与父母的“公民权”都被剥夺，因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资本家，而在工厂当总工程师的父亲是留学德国、英国的工程师。他记得，公民权被剥夺后家中的电话就被拆走，拆电话者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公民权的人无权使用电话。”被剥夺公民权，在就业、居住、上学等方面都困难重重，受到严重歧视。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他与父亲同时被捕。三个月后，他被无罪释放，但其父仍在狱中，六个月后，父母一同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

虽然他被释放，但仍无公民权，只得通过关系在一些剧团打零工，在乐队人手不够时临时拉拉小提琴。因为他母亲酷爱音乐，早早为他请了名师做家教，没想到这一技之长此时派上了用场。由于技艺出色，更加此时苏共强调艺术在建设新社会中的作用，艺术家往往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所以仅仅一年之后，他在1930年就恢复了公民权，工作也由“临时”而“转正”，在著名的瓦赫坦戈夫剧院任提琴手。剧团的领导机构是 “艺术协商会”，1933年秋，他居然成为艺术协商会音乐部3名成员之一，有权对一切有关音乐问题投票，可以对其他一切问题发表意见。他感叹道：“在短暂的三年里，命运引导着我穿越苏联社会里的迷宫。我由社会的弃儿变成了受到克里姆林宫特殊庇护的苏联最优秀的剧院中的艺术协商会的一员。”（第33页）

瓦赫坦戈夫剧院当时与莫斯科艺术剧院齐名，拥有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追随者。其中有年轻的大学生，有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有不少政府官员和追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还有令人色变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高官，重权在握的苏维埃政治警察。高尔基也是这家剧院的热情支持者，他不止一次说，这是苏联最优秀的剧院，演员是莫斯科最优秀的演员，曾把自己的剧本交该团演出，以示支持。演出时，政府、军界要人纷纷出席。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著名理论家的文章，表扬他们的演出。这些，巩固了剧团在苏维埃艺术界和官方的地位，剧团所有团员立刻成为社会中的 “新贵”。他们在“严酷年代”的特殊待遇，与我国“文革”中“样板团”的待遇非常类似。

此时，苏联正经历着从1930年开始到1932年达到高峰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农村饿殍遍地。剧团经常到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沿途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农村的集体化、大饥荒使国内形势更加紧张，为加强控制，1933年春开始，全国重新发放居住证，那些旧政权时代有“历史问题者”、“流放者”、资本家、富农等都被逐出大城市，他们的子女也失去上学权，并被逐出大城市，仅莫斯科就有上百万人被赶走。但这一切仿佛与瓦赫坦戈夫剧院无关，他们的特殊地位有特殊人员保护，因此依然过着恬静舒适的生活。物资紧缺，他们可以到“特供”餐厅吃饭，可以到“特供”商店买到市面上没有的商品。

叶拉金本人很容易得到了在莫斯科的居住证，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母亲竟也从流放地西伯利亚回来得到了在莫斯科的居住证。1935年8月他父亲在西伯利亚病逝，寡母无依无靠，只能回莫斯科投靠儿子。为了让他母亲得到居住证，剧团领导鲁斯拉诺夫通过关系找到了莫斯科警察局负责发放居住证的科长，科长对他难得地礼遇有加，耐心备至，但了解其父情况后，还是表示无能为力。于是，剧团领导通过更硬的关系找到了权力无边、让人闻名色变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位于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前身即大名鼎鼎的“契卡”，负责“肃反”、“大清洗”。叶拉金没想到，他刚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办公室，就拿到了已经准备好的“推迟七日放逐”其母的一纸批件。事缓则圆，此时能有7天的时间，实属难得。

当天深夜，已经入睡的母子突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来过多次的警察又来逼其母离开。手拿一纸“批件”的叶拉金心里有底，开门后故意问两个人高马大的警察：“为什么不让劳动人民睡觉？”一个警察凶恶地问：“叫叶拉金娜的女人走了吗？”他明知故问：“当然没有走，她为什么要走呢？”“别废话，公民！我们不是在玩游戏。过来，希多罗夫！”一个警察一边叫另一个警察，一边把他推开。这时，他再次挡住两个警察，把批件拿给他们。他如此形容当时情景：“他大惑不解，额头渗出了汗珠。他像所有的苏联官僚一样傲慢无礼，但一见到权势也害怕。即便只是一个公章或者签名。”这个警察并没有装模作样去保持他的尊严，一看见文件上的签名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立刻改变态度，低声下气地说：“我道歉，同志。您知道，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我们走，希多罗夫！再见，晚安。”出门时，两个警察尽量让他们沉重的皮靴不出声响。第二天，剧团一位著名演员要他抓紧时间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个申请报告，说明自己艺术活动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母亲与他一起可为他的艺术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当他对这篇“作文”能否起作用表示怀疑时，这位演员对他说这是剧团领导的意思，因鲁斯拉诺夫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有许多朋友，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有多么愚蠢，只要符合逻辑就行。”果然，他母亲得到了在莫斯科的长期居住证（第54－62页）。

鲁斯拉诺夫很会利用这种特殊地位与各级领导“拉关系”，给剧团带来很多好处。有一次他们剧团到乌拉尔工业区巡回演出，回程中因运输紧张，他们的专用车厢被列车甩在一个小站，久久无法离开。剧团一位领导一次次请求站长，后来与站长理论、咒骂，都无济于事。一夜过去，与这位领导不和的鲁斯拉诺夫在众人哀求下才慢腾腾地走到站长室。他打了几个电话，不久，一个当地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工就带着一条大警犬来到车站。鲁斯拉诺夫这才走出站长室，站长则谦卑地手拿自己的红色帽子紧随其后。这时一列载满外国游客的豪华列车驶过小站，站长紧急命令列车临时停车，挂上他们的车厢。列车缓缓驶出月台，站长一直惊恐不安地手捧红帽站在月台目送他们离去（第47－48页）。

也是因为鲁斯拉诺夫的疏通，剧团演员公寓才按时竣工，他理所当然兼任公寓经理。著名艺术家阿历克塞·波波夫从瓦赫坦戈夫剧院调到红军剧院任导演和总监，仍住这座公寓。酷爱养花的他在五楼阳台养了许多花，由于空间不够，他用金属条把一些花盆牢牢固定在阳台外的栏杆上。一天，公寓管理员给波波夫送来了鲁斯拉诺夫写的便条，口气非常客气，请他把花盆搬到阳台内，以防花盆掉在房客的头上。波波夫当即就回了一张便条：“请别担心我的花盆。它们固定得很牢靠，不会掉在任何人的头上。”收到便条，鲁斯拉诺夫以一纸正式通知作答，要求他把花盆搬回阳台。波波夫根本不理会这份通知，但第二天早晨，区警察局警察就带着区警察局长的命令，要波波夫立刻搬走花盆，“因为它们给居住在楼内的苏联优秀戏剧艺术家的生命造成危险”。波波夫也同样神通广大，翌日就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长的批条，说区警察局长签发的命令理由不充分，因为花盆不会给楼内居民造成任何危险，“因此阿历克塞·波波夫同志有权把上述提到的花盆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鲁斯拉诺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当天就找到苏联全国警察总部部长，拿到他的批示，宣布莫斯科市警察局长的命令作废，必须立刻搬走花盆。波波夫急忙找到红军总司令、国防部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元帅立即写信一封，措辞严厉，命令“立即停止对红军剧院导演阿历克塞·波波夫同志的无聊骚扰”，因为他在红军剧院的重要创作活动需要安宁舒适的环境。读完此信，鲁斯拉诺夫立即拜见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里宁，当即得到加里宁要求搬走花盆的手令。比加里宁权位高的只有斯大林一人，看来波波夫未找到斯大林，最终只得把花盆搬回阳台里面（第50－51页）。

但是，随着“大清洗”越来越严酷，“我们舒适的生活走到了尽头，不再享有优待和特权。我们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的天堂，下降到1937年危机四伏、凶险莫测的人间。”他们团一位女演员的丈夫是外贸部长，在一个夜晚夫妻双双被捕，丈夫被处决，妻子被投入劳改营。剧团刚来不久的党委书记也以“日本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一位青年演员在工资不高的一家工厂俱乐部兼职。一天俱乐部让他粉刷墙壁，他先取下斯大林肖像，靠在对面墙上，然后又取下墙壁上的其他画一幅幅靠在斯大林画像上。这时，俱乐部主任进来检查进度，立刻注意到对伟大领袖画像不敬的骇人情况，立即将这位年轻人抓住，然后打电话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大约半个小时后就被押上车带走。几天后，叶拉金等人代表剧院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打听情况，设法营救，但完全无能为力（第166－167页）。

这一张居住证、一节车厢、几个花盆、几幅画，都与权力紧密纠结，反映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反映了权力的等级森严。权力不仅掌控、支配了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渗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是人治，在“权力者”面前，并无升官发财之想的升斗小民为了生存也只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管住“人”就管住一切，“艺术”当然也被权力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