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如胡德平所说：“自1957年反右，直到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四人帮”的批判也是批判他们是 “新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第130页）

对此，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不表赞同。1977年3月，他告诉人们要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提醒人们 “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呢！”同年5月，他对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更明确地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1957年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根源，他说：“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 ‘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第133、134页）

不过，在中共党的正式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提出要批判封建主义的，还是叶剑英。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叶剑英以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文革”的起源。他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提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李维汉，从1979年开始，多次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郑重向领导人提出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共产党内遗毒的认识。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详细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长达两个小时。他的开场是：“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现在虽然 ‘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不足，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第138－142页）

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究竟主要反对、批判什么，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为此，1979年初召开了长达数十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如胡德平所说：“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最后，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作为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但内心不无担忧。他对人说：“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非杞人之忧，胡德平感叹道：“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考虑和如何预防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在闭幕会上讲出来，也没有批准对这一问题予以阐述的同志在大会结束时做一个发言。这是他在组织会议工作时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当时思想的某些局限性。”针对会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位理论工作者先后写过三篇理论文章，“完全是站在历史转折的角度，论述解放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却遭到党内有些人蛮横的打击和诬陷：‘这三篇文章，都是从反面提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基本原则……”而且，胡耀邦也未能幸免。在1979年6月18日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和主张：“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第117－124页）

胡德平感觉到，“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