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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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代”的重要特色或标志之一，是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所以，如何表态、怎样表态，十分简单。但如果自己略有“想法”，如何表态、怎样表态却是大有讲究。

建国之初，在“思想改造”、“批胡适”运动之后，更严厉的“肃清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运动在1955年暮春接踵而来。在这次运动中，文艺报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据文艺报当时的负责人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文艺报》1989年11月4日、18日）中回忆，他们对胡风的批判是从1954年底开始的，但直到1955年5月中旬以前，对他的批判还是集中在批判他的文艺思想上，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宣传唯心主义。但是，1955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舒芜的注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篇800字的按语，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由此，胡风的“问题”突然由“思想问题”上升为“反党集团”，立即又进一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由于“胡风集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艺报》原来组织、准备的从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批判胡风的文章便不能用了。康濯回忆说，这以后他们主要只组织发表了三类文章。一是政治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带有表态性质。二是揭发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在各个单位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反革命活动”的。三是分析批判胡风的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的，“其中有的称胡风思想为反动思想或反革命思想，乃至国民党的法西斯哲学。还有的系统揭露、批判了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

运动之初，最急迫的当然是“主要带有表态性质”的“政治揭露和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自不例外，紧急组织了一批这类文章，康濯认为：“这些文章有的也写得不错，有的还揭发了一些胡风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最多也就是对党和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满，讲的话很难听，但总谈不上反革命性质。于是这类文章就只好骂胡风恶毒、凶狠、疯狂、阴险等等，以致弄得编辑部的同志都纷纷诉苦”；他承认，自己在修改这一类文章时也感到很难办。这一类文章他们发了六七十篇，从郭沫若、茅盾、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曹孟君、梅兰芳直到刘绍棠、李学鳌以及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和一些读者来信，还转给了因来不及而没组织到更多表态稿件的《人民日报》的几十篇以及《人民文学》的几篇。这些“表态文章”，《文艺报》发了四期，到十三期就打止，转而发表第二、三类文章。

因为事发突然，原本准备好的《文艺报》1955年第9期只得暂停，与第10期合刊于5月30日出版。这期《文艺报》发表了近三十篇“表态文章”，这些文章最长的不到2000字，多数不到1000字，是名副其实的“表态文章”。作者多为文化、学术、艺术界名人，依发表顺序为叶圣陶、梅兰芳、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白朗、曹孟君、贺麟、冯友兰、钟敬文、焦菊隐、罗烽、叶浅予、田华、吴运铎等等，还有在文学创作方面刚露头角的李学鳌、刘绍棠等。

这些“表态”都是“急就章”（编辑部5月中旬才约稿，5月底就刊出），是作者们在第一时间的反应。但，尽管都是“千篇一律”义正辞严的谴责、批判、谩骂，其中某些文章还是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