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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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工作者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命运则更为严酷。

杨兆龙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又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于1975年才被“特赦”出狱，回原籍务农，于1979年病逝。命运的确残酷，去世不到一年，杨在1980年被平反。杨的夫人沙溯原本是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杨兆龙的大儿子被打成右派后送去劳教，小儿子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判刑入狱。杨的女儿也深受牵连，女婿陆锦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海“劳改”，在“文革”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赖当时青海高法院长认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二十年，于1983年始获彻底平反。杨的外甥家在农村，也受牵连，被监督劳动，杨的一些学生也未能幸免……除杨妻早逝未受牵连外，杨氏一门，可谓无一幸免。

被打成右派、接受了半年“批斗”之后，已年过半百的何济翔先生被“劳教”，这一“劳教”就是二十年丧失自由！因为几年后被“解除劳教”，但仍属在农场就业的“教养分子”，“不过改名为‘就业人员’，实际与劳教一无区别”，仍然要强迫劳动，“仍然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主要是没有人身自由，假若逃跑还要被捉回来”（《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这二十年中，他先后在江西铅山农场、马当采石场和彭泽芙蓉农场“劳动改造”。在条件恶劣到几乎是生死临界之时，人性的本来面目、求生的欲望与智慧，全都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

极度的饥饿，是他们长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每天要做强体力劳动，而粮食定量非常有限。在那几年“困难时期”，正常人还食不裹腹，时有饿毙的情况发生，“劳改犯”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为了填饱肚子，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挑粮时有人偷吃生米，路过高粱地时生吃高粱米，在田间溪头许多人带壳生吃田螺，有人因误吃一些有毒野果而中毒致死。据说食盐能充饥，但得到食盐也并非易事，于是食盐顿成众人千方百计追求之物。有次来了一艘运石料的铁驳船，大约装过煤和盐，舱内残留着一层盐和煤屑，他们就刮下这些盐与煤屑的混合物，回来放在容器内灌满水，沉淀后成为盐水，然后用这种盐水煮野草。对他们来说，盐已成珍物。劳教人员到外面买东西吃，也被认为是“反改造行为”而严禁。所以，有人虽有家中汇款，也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偶然买到一些食品，因此也只能“偷吃”。

何济翔写道，有几次他托人买来炒黄豆或煮熟的山芋，“然而我是不敢公开吃的，因为这是违纪的事，我还得躲到厕所里，一边解大便，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第75页）有次到山上出工，忽然从一人的裤脚中漏下炒米粉。原来他偷偷搞来一小袋炒米粉无处可放，只有系好吊在裤裆里，不料时间稍长，带子松动，走长路时米粉便漏了出来，大出洋相。长期的饥饿，使人变得像动物一样，只要“主人”多给一点儿食物就能激发“积极性”。例如，有次管教干部捧一大盘饭，划成许多小块，要几个强劳力挑担，挑一担便赏一小块饭，一会儿就完成了任务。为了抢饭，还引出了一出杀人悲剧。在马当采石厂时，劳改队规定每人完成多少任务加饭多少，完成任务的数字由小组长上报。其中一位小组长非常认真，使该小组人员经常加不到饭，对他恨之入骨，因为能不能加饭是有关活命的大事，便决定谋杀泄愤。一天收工时，该组组员密谋后留下小组长，说是要在工地谈话，用石头把他砸死，然后伪装成工伤事故，因为时有工伤事故发生。案破后，主犯被判死刑，其他有关人员也判刑不等。被置身丛林之中，丛林法则就在一点一点起作用，人性就一点一点丧失，原始的兽性，则一点一点孳生、膨胀……

然而，非常荒诞的是，虽然为饥饿闹出人命，但“饥饿”二字却不准说出口。每次出工站队，队长必问：“吃饱了没有？”众人必应声回答：“吃饱了！”居然无一人敢说没吃饱，因为说没吃饱就是“反改造”。对升斗小民来说，如某些人因某种异端思想而被整肃，这种生活还可以过，因为有异端思想的人必竟是少数，而且即便有异端思想者也很容易守口如瓶。而长年忍饥挨饿还不能说饿，这种生活其实是最难过的，因为饿了说没吃饱是所有人最平常不过、正常不过的反应，这种反应也最难控制，因此所有人时时都处于动辄得咎的处境。作者深深叹道：“奇哉怪也，说吃不饱也是罪名，天下罪何其多也！”（第65页）

严格的掌控往往需要被管制者的配合才能真正有效，最直接的配合就是告密。有位姓詹的右派长期喜欢告密，颇犯众怒，却又无可奈何。“文革”中的一天在田间劳动时，有人哼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位詹姓右派竟一时“失控”说：万物生长也有不靠太阳的，如韭黄就是，韭黄是“闷”出来的，它的生长就不靠太阳。右派卢某长期受詹的欺负，多次被他打小报告，听到此言如获至宝，收工后立即向干部举报，众人都作证确实如此，晚饭后马上开批斗会。何氏回忆当时情景说：“在当时，这是明摆的侮辱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按当时的‘公安条例’属罪大恶极，于是拳脚交加之下，把詹打个半死。我睡在上铺，斗争就在我床前进行。他们把我放在床前的木拖鞋也打裂了，可见打得多凶猛。”后来又连续批斗了四五天才罢休（第92页）。畸形的环境，造成了人性的畸变。

“文革”期间提出“砸烂公、检、法”，劳改农场由军队和红卫兵接管。几乎是一夜之间，农场场长、书记被打成“走资派”，也戴上高帽、手敲铜锣被红卫兵押在农场的大路和田埂上游行，口喊：“我是走资派。”昔日威风凛凛看管阶下囚者，如今也成被人看管的阶下囚，确具讽刺意味。“文革”中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劳教人员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越来越多，随便一句话都可能被“无限上纲”。此时非法刑讯逼供越来越严重，“以致一时之间，反革命到处都是，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少人因刑讯致残、致死。相对而言，“文革”前对“劳教人员”还有一些规章制度、有一些政策限制，而“文革”中的“砸烂公检法”连最后一丝一毫的规章制度都没有了，掌权者确可草菅人命。“文革”决不如现在某种“新潮理论”所说，“文革”的目的只是打倒“走资派”、“砸烂公检法”，是真正的“民主”。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年逾古稀的何济翔先生终于在1979年初获得平反。从52岁到73岁，这二十年个人的苦难岁月，其实也是“法治”艰难历程的象征。

在法制建设渐上轨道的今天，回顾先行者当年的观点、思想，不能不使人对他们的远见卓识肃然起敬；而他们的个人经历，使人们对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历程有更加真切的感受，也更感“依法治国”的来之不易，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