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三

章敬平

法学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14：将军死于上访客

部下面前八面威风的谢汝翼将军，可能至死都没有想过，他会死于一个连长的枪下。1914年5月3日，轰隆隆的火车载着35岁的谢汝翼，穿越午时的滇越铁路线，急急北上。

遥想那天中午的谢汝翼，应该是踌躇满志的样子，尽管史料说，他一直在豪华的车厢内闭目养神。他是应袁世凯大总统“即来北京，另有任用”的电文，赶往北京的。遗憾的是，还没离开他发迹的故乡，就被闯入车厢的老部下何荣昌，用一支新式七响小手枪，射杀于一滩血迹之中。

与谢汝翼同行的另一位军官，从午睡中警醒，条件反射地扑落凶手的手枪。那个刹那间的细节，在一些二手史料中，被描述成迅雷不及掩耳。我怀疑，那是文学笔法的虚构，因为凶手显然没有抗捕的意图，一任抓捕，毫不反抗。

消息传出，云南震惊。谢汝翼是蔡锷将军麾下的虎将，光复云南的功臣。接到袁世凯命其进京的令状，昆明城内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为他悬挂的灯笼彩旗还没来得及撤下，为什么神武的将军出人意料地死于非命？有人怀疑，袁世凯调虎离山，故意刺杀，也有人怀疑，云南督军唐继尧担心谢汝翼高升危及自己，趁早行凶，以绝后患。

一片怀疑声中，刺客招供了，没什么政治阴谋，他之所以刺杀将军，是因为他的上访没有得到重视。

这个27岁的刺客，曾是驻滇步兵某部十连的连长。因为刺杀被袁世凯封为上将的谢汝翼，他被写进了历史，是作为一个丑角。何荣昌刺杀革命功臣，罪不容赦，但是简单地将之写成一个丑角，对何荣昌稍欠公平。

毕业于云南武备学堂的何荣昌，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行刺之前的大半年，他对营长克扣军饷甚为不满，私下里到处议论，结果遭到营长报复，丢了官。满腹冤屈的何荣昌，开始上访。他去找谢汝翼申诉，遇到的不是“青天”，而是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一关20多天的“大老爷”。

如今，从这位少时读四书五经考取过功名的将军留下的照片，我们发现，官费留学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谢汝翼是个佩戴着眼睛的文质彬彬的将军。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我们今天的法治观念，给一个上访的下级军官说话的机会。我们知道的是，何荣昌很气愤，讲究正义，受营长报复；渴望正义，被将军入狱，颜面无存。

希望通过官复原职换回面子的何荣昌，去找另一个云南大人物。该大人物起义时，何荣昌是他的下级的下级，追溯起来，起义军集体荣誉中也有何荣昌的一份贡献。那个大人物可能也认这个理，他对何荣昌说，他现在是文官，不管军事，让他去找某参谋长。

两天后，何荣昌去找某参谋长，没找到人。再过两天，何荣昌再去找某参谋长，接访的人让他晚上再去。晚上，他又一次去找某参谋长，接访的人说，某参谋长次日要欢送谢汝翼将军，已经早早入睡了。

跑来跑去，上访未果，走投无路，怒火中烧的何荣昌认为谢汝翼，“身为长官，对于军事诉讼，不查不讯，纯用压力毁我名誉”。当他从接访者口中得知谢汝翼的行踪，何荣昌写下一封遗嘱，放在身上，上了谢汝翼奔赴北京的火车，最终射出“挟忿逞凶，戗杀长官”的子弹。

10天后，由12名高级将校、检查官组成的军事法庭，依照程序，经过公审，判何荣昌死刑，立即执行。

至此，沸沸扬扬的谢汝翼被刺案尘埃落定。人们都在为前途远大的谢汝翼扼腕叹息，很少有人考虑何荣昌的委屈与不幸。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何荣昌就是一个上访客。当他受到了冤屈，他首先应该依法去控告那个违法乱纪的营长，但是，或者是他不知道如何依法办事，或者当时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他选择人治色彩浓郁的上访，像秋菊一样，去跟高高在上的谢汝翼将军讨说法，他没有收获正义，而是无端蹲了监狱，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伤害，换在今天，他可以寻求国家赔偿，并要求赔礼道歉。可是，那个时代不讲究人权，没有人会跟他说，上访是你的基本权利，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个公民，你对上级，你对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宪法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控告权。

现实告诉他，有人，但没有人权，在那个只有将军和奴隶的时代，离开他领导的那个连，他什么都不是，命如草芥，名如粪土，他能做的就是上访，而后在希望和失望的冰火两重天中，走向毁灭。

1915：民国第一记者之死

晦气重重的1915年还有3天就要结束了，有国不能回的黄远生（字远庸），还没来得及熟悉美国旧金山的风土人情，就在一场以他为主宾的晚宴上，中枪身亡。

黄远庸，在人世间只度过短短31个春秋，却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中国新闻史。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国新闻史》上“看”到他的背影，总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晚清的末代进士，不玩“之乎者也”，径直去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不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所困，辞职下海，去体制外做律师，不久，律师也不干了，一门心思做新闻，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据可靠的专职记者。

用今天的眼光看，黄远庸绝对是个与时俱进的人。跟梁启超等人不同，他们是政论家，黄远庸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的卓著声名是靠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赢得的。或许是因为身份特殊起点高，黄远庸采写的新闻大多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比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唐绍仪被迫辞去内阁总理，他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段祺瑞等人的名字。

和章太炎等旧文人不同，黄远庸写的是白话文，通俗易懂，前清遗老爱看，革命新党也爱读，当时的人们评价他：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名气大了，希望招致麾下为我所用的政治家族就多了。可是，声称新闻之要义，第一是大胆第二是诚实的黄远庸，没有投靠任何一个阵营。今天得罪袁世凯，明天得罪孙中山，闹到后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奔赴美国旧金山，实在是被迫无奈，因为得罪了袁世凯。

1915年夏天，忙于称帝的袁世凯，软硬兼施，请黄远庸写篇赞成帝制的文章，试图借他的影响力引诱更多的吹鼓手。对帝制，他恨，对袁世凯，他怕。又恨又怕之间，他写了一篇敷衍塞责的文章，袁世凯看了，不高兴，责令他重新写。

笃信新闻评论应当“诚实不欺”的黄远庸，为了守住新闻人的底线，捍卫自己的声名，丢下了郁达夫笔下的北方的秋，辗转逃往日本，而后远渡美利坚。逃亡途中，袁世凯散布谣言说，黄远庸已经承诺做御报《亚细亚日报》的御笔。自尊心受伤的黄远庸，接连发表声明，以示决绝。

待他狼狈不堪地逃到旧金山，他开始松了一口气。

岂料，国民党人瞄上了他。

当时，国民党美洲事务负责人，是日后接替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今日南京总统府旧址内，还有一棵上书“林森手植”的大树。当时的资讯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黄远庸与袁世凯决裂的声明，林森和他在美国的同事，压根就没看过，他们对黄远庸的态度，完全来自于成见。

黄远庸一贯反对暴力革命，革命开始了，他指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报道中充满了贬抑的情绪，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革命党人决定让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据说，黄远庸刚刚抵达美国，国民党人的情报就说他，此行的目的是替袁世凯募款。

守土有责的林森，当即派出一个卫兵，伺机暗杀黄远庸。当黄远庸应华人富商之约，开怀畅饮之时，林森卫兵的子弹搅了这个局。

平心而论，黄远庸平生采写的所有报道，未必都像他所标榜的那样客观公正，不怀偏见。但他的死，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讨厌新闻沦落为娼妓，因为袁世凯和孙中山两大政治势力对新闻的偏见。

那个时代，立宪思想如火如荼，舆论监督、出版自由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中很有卖点，觊觎权力宝座的人，偶尔也会跑出来说说报刊监督权力的价值，可是，政治家一般不会玩真的。在袁世凯那里，报刊是左右舆论打击政敌的工具，在革命党那里，新闻是民主革命的小螺号，唯有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斗争，才会允许它嘀嘀地吹。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新闻的真假，不取决于新闻记者的所见所闻，而源自掌控报刊的政治集团的需要。

不知道临死之时的黄远庸是否知道，在他到达美国的时候，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刚刚落下帷幕，一个比他年长30岁的女性同行塔贝尔和她的新闻同道，一度激怒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他们是一群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只知道拿着钉耙掏粪的家伙。然而，愤怒的总统并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秉笔直书。黄远庸死后第七年，《纽约时报》给塔贝尔列戴上了“美国在世的十二个伟大女性”的桂冠。

很多年后，研究新闻史的人，非正式地授予黄远庸“民国第一记者”的称号。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像他的美国同行那样享受在世的殊荣。因为那个时代中美舆论环境的差异，悲惨地死于一个因为扒粪而无限光荣的异邦，对于主张新闻自由的黄远庸而言，是偶然，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