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四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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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天津双烈女案

天津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块斑驳的石碑，上书《南皮双烈女庙碑》。岁月的风霜雨露早已模糊了这则碑文，但是它的拓本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却要价不菲，追溯原委，不单单因为碑文的书写者赫赫有名，还因为碑文记载的故事已经载入了历史。

1916年5月14日，碑文中的主人公张立姑和张春姑，一对花季姐妹，服毒自杀了。这天夜里，她们吞食了煤油浸泡的火柴头，带着对逼良为娼者的仇恨，痛苦地离开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逼死她们的是一个名叫戴富有的天津地痞。

如果不是父母逃荒，她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和这个天津地痞有任何交集。逃荒到天津拉洋车的父亲，在失去洋车、家境陷入绝境之时，掉入戴富有布置的陷阱，连同她们姐妹一起落入万劫不复之境。

开始，妹妹张春姑去戴家做了童养媳。戴富有以提亲为名，用一张婚约，轻而易举地将张春姑带回了家。接着，父亲死了，戴富有乘火打劫，将张立姑和母亲哄骗到戴家。

当她们发现戴富有的真实意图是将母亲改嫁、将她们姐妹卖到妓院之时，她们毫不犹豫地逃离了戴家。不愿善罢甘休的戴富有伪造了两份婚约，行贿了法官。枉法裁判的法官判决张氏姐妹归还戴家。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当这道屏障不再属于张氏姐妹，对她们选择了火柴头。她们将火柴头上的磷刮下来，堆成一堆，而后用煤油一泡，吞入腹中。

在底层社会，这样的死讯，具有强大的口水传播能力。张之洞的儿子，还有其他迁居天津的南皮达人，在宗族观念的支配下，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当时的“天津高等法院”，迫于民意，改判了此案。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为平息众怒，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厚葬双烈女。虽然《南皮双烈女庙碑》开篇就已点明皇帝已经退位了，皇帝时代的烈女观念还是鼓舞了天津城的达官贵人，据说，出殡那天，军乐队开道，随八抬大轿参加葬礼的政界政员、社会名流不下千人。

当时的盛大场面，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已经无法复原，可以确知的是《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显赫，碑文的撰写者，是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碑文的书写者，是辛亥革命之前当过“部长级高官”的清末大书法家华世奎，碑文的篆刻者，是天津的议员，小有名望的篆刻家张寿。

名家出手的《南皮双烈女庙碑》，是“南皮双烈女案”中最引人瞩目的符号，被当时的人们看作达官贵人赋予弱女子的殊荣。而我却觉得，围绕着碑文的名家，也是杀死张氏姐妹的“凶手”。正是因为献给烈女的赞歌，正是因为贞节之类观念强加给女人的成见和习俗，一部分女人在事关贞节的时候，才会毫不犹豫地谱写“生命诚可贵，贞节价更高”的悲歌。

日后贵为大总统的徐世昌等人，虽然没有加害于张氏姐妹，却通过他们对“烈女”这个名份的歌颂，通过对张氏姐妹这一对榜样人物的激励，间接杀死了一堆躺在贞节牌坊之下的女性。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那个天津地痞戴富有妄图诱骗拐卖的不是一对姐妹，而是一双兄弟，不是让一对姐妹去卖淫，而是逼一双兄弟去做苦力。结果会怎样？即便一双兄弟不堪命运的摆布自杀了，会在那个时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吗，会被追授为“烈士”吗，会受到徐世昌这样的达官贵人、华世奎这样的书法名家的宠爱吗？

他们，那个时代的权贵名流，通过《南皮双烈女庙碑》这个符号所表达的，不是他们对张氏姐妹的生命的尊重，而是他们对“烈女”这个象征节操的符号的珍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两个卑微的生命逝去，对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们，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贞节”作为封建道统的一部分，似乎是不可怠慢的。

说什么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那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法学家的观念，一般大众，全然不知。张氏姐妹死后不久，《双烈女》就上演了。1949年，北京市政府为了配合消除娼妓运动，还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重演了《双烈女》。再之后的1980年代，《双烈女》又一次被搬上舞台。我不知道，随着时光的推延，人们对烈女的尊敬是否有所变化。

前两年去天津出差，四处溜达，寻找南皮双烈女庙碑的时候，我在想，当年的徐世昌、华世奎等人，在为碑文忙活的时候，会不会私下里嘀咕：这两个姑娘，真傻！

1917：绞刑架下的洪述祖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近百年后，史学家们还没有拿出标准答案，但是，洪述祖作为“宋教仁案”的直接责任人，早已成为定论。

1913年三月的一个夜晚，行将出任国务总理的宋教仁喋血上海滩，缉拿凶手的声浪此起彼伏，一个帮会头子，一个流氓兵痞相继归案。随着侦查的步步深入，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浮出水面。

洪述祖，是一个让江苏常州人唏嘘不已，感叹命运无常的人。作为一代名儒洪亮吉的曾孙，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名门之后，不但精通诗、书、画，还对算命看相卜卦之学颇有造诣。靠着横溢的才气，洪述祖以幕僚的身份，紧随刘铭传、左宗棠、袁世凯等人，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晃来晃去。

将洪述祖与宋教仁案牵连在一起的，是上海地方检察厅查出的一大叠密电，稀稀拉拉的电文，泄漏了洪述祖参与密谋刺杀宋教仁的秘密。不愿重蹈落网的帮会头子和流氓兵痞的覆辙，洪述祖逃之夭夭，隐身青岛，做起了寓公。

天网恢恢，为什么洪述祖能够堂而皇之地溜走？有人说，袁世凯有意放他一马，也有人说，洪述祖工于心术，机敏奸诈。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洪述祖躲过了那个风声鹤唳的时节，不像宋教仁案中的其他四个嫌疑犯，尚未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就离奇地毙了命。

时间进入1917年，宋教仁案早已湮灭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雨。自以为风头已过的洪述祖，小心翼翼地走出隐居岁月，重返十里洋场，以一个化名，蛰居于上海的英美租借。

这一年的某月某日，因为某个我无暇赘述的原委，洪述祖被宋教仁年仅十五岁的儿子，扭送至租界的会审公廨检查处。没过多久，他就坐上了北京京师地方审判庭的被告席。宣判、上诉、驳回上诉、再上诉、再宣判，来来回回，几番折腾，大理院在他落网将近两年后判决洪述祖死刑。

于是，洪述祖走上了绞刑架。

请注意，是绞刑架。

至于这个绞刑架，是英国进口的，还是德国进口的，抑或是法国进口的，我看过不同版本的史料，也没个准。可以确知的是，这的确是个进口的绞刑架。

当时，大总统黎元洪禁止对死刑犯执行枭首，认为砍头，让罪犯身首异处的执行方式，过于残酷。这个背景，无意间让洪述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

毛泽东的同乡朱德裳在《三十年见闻录》中，以一个记者的笔调，讲述了洪述祖走上绞刑架之前的一天。那一天，某个与他私交甚笃的狱官，哭着告诉洪述祖“判绞决”，洪述祖问他“行刑何日乎？”狱官说明天早上。洪述祖交代他：“为我呼妾来，与之诀。”见宠妾眼泪哗哗的，洪述祖神情自若地说，不必如此，生死，命也。接着，要来纸笔，写了副对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此心无愧怍；逢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放下笔，他对狱官朋友说，一直打算给你看个相，就今天吧。

这段见闻，不知真假。可知的是，判决洪述祖绞刑之后，刽子手先找了一条肥胖的狗，做了一个实验，感觉还不错。岂料，第二天，当洪述祖走到绞刑架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洪述祖身体过于肥胖，双脚腾空之后，脖子竟然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在行刑官的注目下，颈脖断裂，头颅落地，身首异处，鲜血乱溅。

这显然违背了对洪述祖施行绞刑的初衷。身首异处，是酷刑的标志，是需要反对的。

洪述祖生前死后，酷刑一直是法学家反对的目标。1905年，沈家本和伍廷芳给当时的皇帝递交奏折，请求废除凌迟之刑，说，化民之本，固在政教，不在刑威。此后，凌迟等残酷的执行死刑的方式逐渐被抛弃。如果酷刑不曾改革，像洪述祖这样谋杀总理的罪犯，不被凌迟，也要被斩首，如果改革得彻底一些，他在绞刑架下的惨状或许可以幸免。洪述祖死后第十年，南京政府颁布新刑法，绞刑被废除，改成了枪决。

废除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是刑罚人道主义的胜利。在人道主义未曾成为主义的年代，死刑犯是不被当人看的。从被车裂的商鞅、被腰斩的方孝孺、被凌迟的袁崇焕，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火烧死的伽利略，古代东西方的死刑都是残酷的。

人是万物之灵长，酷刑在死刑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哀嚎中，达到了报复凶手、震慑他人的目的，也将人之为人的尊严踩踏在脚下。品味洪述祖走向绞刑架之前的言行，我们会发现，洪述祖和你我一样，也是人，也有着不能被我们轻视践踏的人的情感和尊严。为了珍视人的情感和尊严，二战之后，《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刑罚”，以免“轻贱人类”。

洪述祖的宠妾不会预知这段文字，即便预知了，也未必懂得其中的深意。她所知的仅仅是，将洪述祖60岁的尸体抱回家，在头颈间缝合了五针。而后，按照洪述祖的遗嘱，为他穿上僧服，归葬于常州五奎桥的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