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宗庆后

经济观察报方军/文娃哈哈与达能的风波至今尚未结束，它们先是长达十年的中外合资典范，突然之间变成夹杂民族主义的商业闹剧，然后变成凶猛的法律战、互相对个人提起诉讼；现在看起来这场风波正重归当下中国商业的大环境中：尊重普遍的商业规则与通过利益协商解决问题。对这一事件进程的认知，让我的第一反应是对《出轨》这本记录这场争斗的书提不起兴趣，虽然通过翻阅已经了解它提供了独家资料、故事也讲得很精彩。但正如该书的两位作者左志坚、刘华所作的比喻，在这场争斗中，娃哈哈与达能、宗庆后与法国人范易谋都是“玻璃鱼缸里的金鱼”，既然通过媒体已经看过事件的主体和主要战斗，我们似无再关注战斗细节的必要。

但左、刘两位作者的在序言中的一段话让我找到阅读它的理由，他们说宗庆后才是这本书的 “唯一的主角”、是“中国当代商人活生生的标本”：宗庆后“跨越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三个时代……从他身上，后来者可以清晰感受到这个转轨时代对人性的挤压，也正是这种巨大的‘时差’令他本人言不由衷、甚至自相矛盾。”的确，这一事件值得关注之处正是：快速变迁的大时代如何塑造人与事？有些人为什么能穿越几个时代？他们又怎样变成不协调的“历史人物”？我们该怎么评价历史人物？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最经常犯的错误是拿当下时代的标准，去简单粗暴地衡量历史人物在过去时代的做法。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宗庆后的确是“大师级人物”。他建立应对中国商业批发体系缺陷的“娃哈哈联销体”，这一体系至今仍然非常有力。他实施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主体的广告密集轰炸，但从未落入标王的陷阱。他始终把市场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市场，建立深厚的基础，而跨国公司则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试图挖掘中国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在冲突爆发前，法国达能一方对宗庆后听之任之是对的，因为宗和宗所控制的娃哈哈在为达能获取巨大的利润。

冲突爆发，除了表现出来的意气用事和情绪等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宗庆后试图扩展自己的利益，而这需要的是改变达能的利益份额、重分蛋糕，其中的一些条件达能可能是难以接受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企业家都在重新界定之前模糊的利益（或说产权改革），却是常态：比如，通过MBO把挂着国有企业红帽子的企业产权转移到管理层手中，比如通过把乡镇企业变卖、把产权清晰界定为私人造就富人榜上的富豪。

在几十年中，宗庆后除了成功的企业经营之外的一条主线正是界定产权的努力。娃哈哈的前身，按照1987年杭州市计委的批复是“全民校办企业”，但实际上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国有企业又是有区别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外界大趋势的发展，如何实现企业家与创业团队的利益成为问题，娃哈哈集团模糊的产权是一大障碍。1993年初成立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是宗庆后的首次努力，美食城很多内部职工参股，若能上市则一切产权改革问题迎刃而解，上市后也可以上市公司为平台进一步整合产权。但美食城上市不顺，先是因个人入股超比例未能获 “省市体改办”放行，1998年再因上市申报材料造假完全停顿。左、刘两位作者在讲这段故事时写道，“宗庆后为他藐视市场经济下的游戏规则付出了代价。”幸运的是，因为政策变化，娃哈哈集团的“隐秘改制”在6个星期里就得以迅速实施，1999年，娃哈哈集团改制为国有股占51％，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股49％，宗庆后终于以股权方式明晰了自己的利益。围绕重庆涪陵娃哈哈还有一段插曲，娃哈哈集团与当地政府合资成立了这家公司，但最终宗以零价格取得了政府的50％股权，而娃哈哈集团也以尚不可知的方式退出，宗庆后最终拥有了它100％的股权。

达能则是在1996年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占合资公司51％股份。按照现在揭示出来的条款，这个合资和当时大多数外资合资有类似之处：即实际上是把公司部分股权（及重要资产比如品牌）卖出，但为了操作方便成立新的合资公司规避历史问题。以娃哈哈过去十年的经营情况看，现在看这笔交易，娃哈哈肯定是卖亏了。对比一下，宗庆后在饮料市场的竞争对手——乐百氏的何伯权在2000年把公司92％股权卖给达能时，达能付出的代价是23.8亿元人民币。宗庆后试图与达能重新界定利益的做法，则是在合资公司之外成立一系列自己控制的公司，同样生产娃哈哈产品（按目前披露的信息，这应是与合资合约相违的）。达能之前放任这些公司，则是因为它的中国区只要利润数字好看，而当达能试图一劳永逸解决这些问题（即以40亿价格收购宗庆后的这些公司），争斗爆发，演变成夹杂利益与情绪的混战。

按之前提的四个问题的角度看这场争斗，宗庆后的鲜明特色之一是与当下不协调的话语方式，它反映了宗庆后的时代烙印。宗的话语方式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内参”。最早把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争斗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是《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文章，但它其实不应是报道，而应是不公开发表的、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直达政府高层领导人的 “内参”。在宗庆后的企业经营史中，“内参”是他的重要助力：1991年一篇新华社内参让高层关注娃哈哈现象。1996年在中国青年报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报道引发的危机中，另一份新华社内参让中国青年报社长被调离、总编辑记过、常务副总编记大过。但是，这个话语方式正在失去威力，因为大环境变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宗的话语方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民族情绪”，以情绪引导舆论。宗这代企业家都善打民族牌，比如“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在达能、娃哈哈之争中的宗有许多试图调动民族情绪的话语，比如现在“已经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比如外资垄断等等。但这次民族情绪没有帮宗庆后多大忙，一方面因为在商业里面诉求民族情绪已经渐难获得认同；另一方面，当他的女儿拥有美国国籍被披露后，曾被宗引导的民族情绪形成逆火，对宗造成巨大的伤害。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被揭示出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利益之争。

宗的话语方式的第三个方面也有着过去时代的鲜明特色。在冲突爆发后，我们先后看到娃哈哈集团以“来自全国1000余家娃哈哈经销商”发布的公开声明，在达能发布会酒店现场出现有20多人

“我们要宗总，坚决不要达能”标语，娃哈哈发布会现场的 “坚决抵制达能的恶意并购”横幅标语，以及娃哈哈中外媒体见面会的“还原历史真相”、“抵抗达能野心”标语，该次会议的主题

“团结起来揭露达能的阴谋”。这样的话语模式难免让人觉得时光倒流。

任何一个能穿越几个时代的人，都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也一定有着过去时代的烙印以及与当下社会不协调之处。当下的企业界人士中，和宗有类似背景的大概也为数不少，只不过他们比较幸运，没有出现在玻璃鱼缸里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出现在玻璃鱼缸里，这是宗之痛。但是，中国社会通过这一事件了解到历史的微妙之处，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中国商业之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