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宁：八年，如何重寻想象力与勇气

经济观察报 田溯宁/文 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从个人创业到后来进入国有体制，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互联网革命，后来你又从国有体制中离开，当你离开时，相对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样看来，你个人的经历跟时代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联。时代变迁的同时，个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他说，你们这些人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因为你们这些被命运或者时代挑选出来的人的经历，都在有意无意中同时代发生关联，同整个社会产生互动。今天我刚好有机会可以就他的要求对过去的八年做一个粗浅的梳理和回顾。

互联网与我这八年

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社会过去八年的变迁，我会把技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从我、丁健和其他伙伴一起开始做亚信时，我就一直认为互联网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互联网让信息能够为所有人共享。从亚信进入网通，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带宽不够，互联网很难普及。如果想要承载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增加带宽，当时大家使用的拨号入网方法也要相应变成永久接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铺设更多的光纤，需要建立所谓的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也是全球化和世界进一步变得扁平的过程，在中国则伴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建设新型国有企业方案的提出和股份化呼声的出现。这时候我来到了网通，参与了它的创立。那时候电信行业中的企业，想要做到我们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带宽的建设，它至少需要是一家具备很强的国有色彩，而且要有很强的政府部门支持的企业。当时我们有四个部委作为我们的投资者，如果没有那个平台，这种理想要想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我离开网通的时候，“宽带”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离开网通之后，我更多的是在想，带宽足够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应用放进带宽里？我们现在的应用大部分是IT行业本身的各种各样跟信息相关的应用。但是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应用，由于有了今天这样无所不在的宽带，下一步重要的应用是在各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方面，比如我们今天修建的公路、铺设的电网，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没有真正“网络化”的网络，没有把信息放进去，比如你用了多少电，电的使用效率怎么样，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记录。高速公路网络也没有一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在有线和无线的环境中，把各个传统行业尽量信息化、网络化，这会是推动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重要的力量。

由此，我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觉得到了使用投资手段来进行应用推动的时候了，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想法。因为你在做应用的推动时，使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使用资本加上股权以及你所能带来的技术。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方法是你去创办一家公司，另一种方法是你通过投资去做一系列的企业，然后你投资的这些公司彼此能互相支撑。

只是我倒没有像外部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去思考问题：是不是田溯宁从一个从企业家进入了政府的企业，成为一个庞大机构的一员，然后由于各种政策环境的变迁和对这种庞大机构的不适应，又离开了政府公司？我倒是觉得，我是很实际地一步一步走过来，而且每走一步，起点好像都不一样，就好像走完了一圈又从头开始。但我认为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考虑：你是在为你这个行业的不断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它的前进。在推动这个行业发展时，你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通过创办一家公司，可以是通过担任不同的职位，可以是通过从企业家变成了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通过在不同的阶段踏上不同的平台来这样做。

我个人的经历和平台变迁，是从网络的建设者到网络的运营者，再到现在的网络应用的推动者，通过我所投资的公司的组合来促进宽带网络进一步的变革。这是我八年的变化。

在我迈出的三步和我角色的三次变化里，开始都面临困惑与疑问。但我觉得可能每个阶段——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话——都应该具备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和理想，能够以一种非常的勇气，不断从头做起。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始终在不断反省自己。

走出历史假期

至于中国在过去八年的繁荣，是由什么因素驱动而成，我个人的思考很有限，而且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过去八年的繁荣，于中国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促成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受益于三个现象。

第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世界头一次有了这么明显的分工，有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家之间的分离。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也得到很快提高。在冷战之后，“全球化”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铺垫和演进，到今天突然发现真的是“全球化”了。可口可乐可以卖到莫斯科，可以卖到北京；中国的衣服可以卖到纽约，也可以卖到非洲很偏远的国家。这样的全球化突然造就了全球市场，而这个全球市场需要中国制造的又便宜又好的产品。宏观上考虑，等于在经过全球化历程的几十年的积累之后，我们开始收获全球化的红利。

第二点，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因素是IT技术。一个国家的发展赶上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年代，这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一个经常现象。我们赶上了IT技术从发明到真正应用的年代——实际上IBM主机是1950年代开始出现的，但是全球无线通讯技术、互联网通讯技术是在1990年代末才真正被用起来的，也就是过去的八年时间。全世界大部分人，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从中受益，尤其是中国。中国可能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再不用信件、传真，而是用E-Mail，我们再不需要为一个电话而排队，而是用手机。无所不在的便捷通讯，这让中国的整个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很便宜的信贷。这让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不断地吃进中国的生产能力，让它可以提供很便宜的资本。

这三个因素是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制度的开放、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等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因素从很多角度来讲，让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处于一个特别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历史演进中的常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次这样的历史机遇：人类投资三十年的技术就被你赶上而且正好应用得上；有多少次能够赶上全球的政治结构铁幕消失，全球市场形成了对产品的空前大量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又有这么便宜的资本，一个超级大国在不断地印钱，让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觉得，过去八年是我们发展的过程正好碰上历史的一个尤其特殊的时期，未来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特殊时期。将来我们也许要过苦日子，可能真正需要自己承担起责任，因为不可能再有过去八年的特殊机遇，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出更大的制度的改变，就像过去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样，把内需和外需都巨大地释放出来，这种想象力需要企业家和政治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八年来的成果是难以复制的。有人讲历史也有假期，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放了一个长假期，现在这个假期完了，我们要想想怎么去好好补课，别把自己给放散了。中国的社会、企业和企业家都像一个小孩子，你看小孩放完暑假回来上课，心收不回来了，本来是好学生，也会状态散漫。

人生模式上的创新

这八年的变化伴随着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包括像《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市场媒体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早期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能够有今天所谓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影响力。对一大批个人而言，这种空前的成功同中国这八年戏剧性的变化是相关的。今天，无论是在互联网领域，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也好，还是在其他领域——可以说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杰出的公司，比如像招商银行，包括网通也是这些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在这八年的时间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企业家这样一个新兴的阶层，取得了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势，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个问题，取得所谓的成功以后做什么？成功之后是小富即安，对今天的财富和地位非常满足，还是垂头丧气，陷于对制度的抱怨和对未来的不可确定性的恐惧之中，还是考虑能否利用今天的成功、影响力和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拥有更大的梦想？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东西。

仔细看我们这代人的发展，非常有趣。如果把眼光向前看，从几个八年来看，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完成了人生模式的很大的创新。有一次，我跟泰康人寿的陈东升聊起这个话题。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的目标都是想当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在二十岁之前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模式。后来你否定了自己——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科学家。你把这个目标给否定了，这等于是一种人生模式的巨大变迁，在那个时候，这种变迁要求你拥有非常之大的想象力和勇气——而且，除此之外，你几乎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资本，没有平台，没有任何影响力，只有一个让所有人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子，那时候我在美国学的是草原专业，你跟人说你要做一家公司，而且还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你跟人说若干年后你要去做一个投资者，这在当时别人听来，简直是狂想。其他人也是这样，张朝阳当时读的是物理学的博士；陈东升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去了外经贸部做公务员……你要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在当时看来是天翻地覆的做法。在那个时候，这代人身上具备什么？勇气、想象力和对梦想的寻找。实际上仅仅依靠勇气和想象力，我们完成了所谓人生模式的转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个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我们这代人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挑战，大家会说改革遇到了问题，会说我们碰到了经济危机，在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过程中遇到很大挑战。但是我跟周围的朋友交流之后，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丧失了勇气和持续的梦想寻找，这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唤起我们那个时候的梦想和勇气？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怎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理想，有勇气去探寻未来可能仍存在的飞跃时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价值观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底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到底自己的爱是什么，是简单的财富还是权力、还是地位、还是其他东西。我想，如果最后你发现给你带来所谓满足感的，是一种为理想的奋斗及其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带来的符号——无论这些符号是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地位也好——如果你发现了这点，这时你可能就会找到持续奋斗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这个发掘过程特别重要。

我近几年来的经历，主要是花很多时间去同各种人交往，我也有意选择参加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怎么样持续不断地发展，怎么样能够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我去跟李嘉诚老先生交流——那是我的投资人，或是从我参加的几种公司的董事会学习——比如像万事达卡，它是完全西方化的跨国企业，在143个国家有分公司，但是没有主要的股东，它是靠什么动力来持续地发展；我也做像联想这种公司的董事会董事，它已经开始全球化，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我也参加泰康人寿的董事会，泰康人寿拥有很典型的中国公司的成长过程，有很强的家族色彩；也包括亚信，我回归到亚信，重新去看自己参与创立的企业。我做了很多的思考、总结和比较，也看到像李嘉诚先生、默多克先生这样的长辈们是如何去做的，也会去和他们交流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唤醒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好，或者去寻找一种让你持续不断的动力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总结和思考，对你重新确定价值观、重新唤醒自己的理想和勇气来说，非常重要。

像李嘉诚、默多克这些人身上持续的动力从哪里而来？我思考的结果是，虽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其中根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且，很多价值观跟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系。童年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你最基本的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则。你的怕、你的爱、你要逃避什么、你要追求什么，这往往都跟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关。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基本共通的东西。中国梦想和西方梦想或者说美国梦想，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在想，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受到过很多价值观教育。首先是英雄主义，要“时刻准备着”，这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非常强烈的精神气质，我们幼时的楷模是邱少云、董存瑞，要勇于为国家牺牲，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到了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后，科学主义变成了很重要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成为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这样的人物，我们要追求科学真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口号。我们曾受到的影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楷模曾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样的价值观有意无意地成为你精神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再后来等到科学的时代，当时所有的口号都是“在科学的崎岖山道上攀登”等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我以前听过营养学的课，教授说，人的味觉基本是在7岁以前形成的，所以很多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就喜欢汉堡包，我女儿就是这样，而我自己可能喜欢吃炒米饭、饺子。人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让你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你的爱、恨、怕，并将影响着你成年后的经历，这种东西，你很难逃避，也很难改变。我在考虑，这些东西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嘉诚先生跟我讲，他小时候总是在逃避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身上有极端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一种恨，在殖民地环境下要为自己博得一份尊严。还有一些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要做出改变世界的东西，当他第一天做出个人计算机的时候，他不会说这就是一个机器，他会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曾经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挂着列宁的画像。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精神交流，一个澳大利亚报业大亨的儿子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我们年轻时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是董存瑞堵枪眼，我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牺牲精神或者献身精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必须要具备的——你的事业要大于你自己。否则你到了一定时候一定阶段为什么还要做公司呢，既然你的财富欲望已经被满足。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们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西方一些企业家对产品的追求也有很多相像之处。我记得我见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后来我跟他专门见了一次，谈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我的手机，就拿过去，不断把玩。我当时就在想，他这种对设计的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后来我认识苹果公司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对我说乔布斯对设计的精益求精是超过任何人的。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跟科学精神有关。我在逐渐挖掘我们这些精神上的价值观，以及寻找这些价值观能够跟现代关联的地方。把这些价值观理顺之后，你也就逐渐能发现你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可能还再需要八年，但是这种思考我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回顾过去的八年，甚至将时间线拉到更长，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有邓小平，有很多这样的开明改革派要改革开放；那对于企业家呢？无论是那时候年广久做“傻子瓜子”，还是早期我们要把互联网带到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当时的精神价值，应该逐渐反思，并且在今天重新唤起，而且要更加坚定。因为这个阶层今天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比以前都有长足进步。你要把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的进步用在什么地方？是买大房子，买飞机或者是奢侈品，还是要把它用于更大的目标，让自己处于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去自我实现？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碌碌无为，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样一个事业——这并不是为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目标，而是让我们晚年能够得到安宁，能够觉得自己过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我自己也在经历这样的思想过程，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事情，为什么生活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继续做现在的事情？我认为这可能就跟价值观有关系，跟责任感也有关系。人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种回归，需要这样一种思考，需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重塑价值观和重塑你的信念的过程。

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团体的互相鼓励，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如果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撑、互相欣赏、互相促进，大环境也会出现问题。今天如果享乐的文化成为主体——当然享乐没有坏处，你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是需要用来享乐的，但是不能成为一个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创造和创意为核心，这个社会也就会出问题。比如世界TED年会——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会议是“创意的节日（Idea 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们花三四天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创造各种疯狂的思想，诸如如何释放大脑的潜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飞行、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汽油的世界等——参加者都已经足够成功，或者有了足够的权力，是什么让他还能够不断追求，我觉得原因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对未来的追求。

从过去很多科学精神，包括探险精神中，也能够看到这种追求。我前两天去菲律宾开会，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麦哲伦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却被土著人给杀掉。我还曾经在新西兰看到一条船，他们专门有个实践项目，你可以像哥伦布那时一样，花两个星期时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伦布当时的生活。人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新大陆就发现不了。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商人和探险家有追求财富的目的，科学家有满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重要，要有一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创造精神，根本的对财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认为是上帝让他追求财富，然后通过他把财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用于公众和社会。而中国很重要的动力还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方面，这是儒家的重要传统。

商业需要理想主义和创造力

有时候“理想”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因为“理想”在汉语的词汇里往往是跟空洞和悲剧相关联的。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商业化的过程中，积极的和持续向上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楷模的力量：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成功，被社会所尊敬，能够持续地完善自我，不断给予社会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不断传递出乐观向上的信息。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终被需要。

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被幼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以及后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将会由我们塑造，或者至少我们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不断的、越来越彻底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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