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我必须发出声音

经济观察报谢良兵/文

32岁的记者孙春龙现在的电话比以前多了不少，除了那些他习以为常的陌生人报料电话外，一些以前少有联系的熟人也给他电话，比如希望他能帮忙找人挂个医院的专家号，认为他现在是个名人了，也许有一些“路子”。甚至一些人很关心他的奖金最终拿到没有，因为他揭露了娄烦矿难事故瞒报真相，听说相关政府部门要奖励他20万。

而2008年一整年对孙春龙自己来说，似乎只做了三件事：去了一趟缅甸密支那，帮助一位老兵回家；在四川大地震现场采访，感受了生命的伟大和渺小；让山西娄烦矿难事故真相最终得以大白天下，最终的收获是635条支持的短信。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满意：“我想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首，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也就行了。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我是受不了的。

又见矿难

8月份，《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在网站论坛上发现一个帖子，说山西娄烦事故存在瞒报。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孙春龙，对山西比较熟悉的孙本人此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发生排土场垮塌事故，死亡人数9人。职业直觉提示他有些不对，“当时就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9个，太接近 10这个槛儿了，很可疑。 10人以上就属于重大安全事故，30人以上就特别重大了。”孙春龙说。

此后，孙春龙一直透过网络和当地的朋友，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到了8月14日，当地公布的遇难者人数一直没有变化，他认为应该自己前往当地调查一下。而王晓就在北京配合。

有多年社会调查记者经验的孙春龙知道，此时要进入事件现场并非易事，地方的“习惯性保护”将对记者的调查构成各种障碍。所以到达距离县城还有三四百米的地方，孙春龙就下车了，步行进入。果然前面的关卡在查车——一旦被查明记者身份就会被“挡驾”。到了县城，孙春龙也没敢住宾馆，有外地陌生人登记入住，身份可能同样会被很快查知。

在娄烦采访期间，孙春龙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和一个装修工人住了两天。工人还为他提供了刀削面和西红柿炒鸡蛋。

与遇难者家属见面的时候，孙春龙也会提前跟他们交待好，碰到有人查问，就说他是个装修工人。果然，在孙和遇难者家属见面时，这些家属很快就接到了盘问电话。

孙春龙说，乔装打扮是他在做此类调查性报道时惯用的一种手段——随后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事件，他戴着头盔、穿着迷彩服开车去现场，十几个关卡，被查问的时候，他都说是去跟推土车司机换班，一路都未被察觉。

“我们领导也说我像个矿工或者装修工，就是不像个记者。”孙春龙笑着说。

但与调查时的艰辛相比，不被遇难者家属信任，才是最让孙春龙心寒的。

“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记者，怀疑我的身份，他们就觉得记者都是会拿了‘封口费’就走的，不愿意接受采访。”孙春龙说，在那些矿难的多发地，记者这个行当的声誉已经到了低谷。这让他很心酸。

孙春龙通过在现场的采访，终于拿到了一份遇难者名单。这份名单的真实性还需要核实，这个任务被交给了在北京的王晓。王晓拿着这份死亡者名单，找到遇难者所在村，对着名单上的名字一一进行核实。王晓通过114查询到各个村村支书的电话，王晓说自己当时用了一个极不光彩的理由，冒充北京的慈善组织，听说了矿难，想给善款，先核实一下死亡名单，这样才把最终的名单核实清楚。

两人合作的稿子——《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最终被刊登出来了。报道明确地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远多于之前公布的9人。报道还指出，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孙春龙回忆说，当时杂志社领导特别谨慎，再三对稿子的细节一一进行核实，并做了一些删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稿子，出来之后肯定会引起反响。

但事情并非当初想象的那样，稿子上网后很快就被删除，而事发地那边也没有任何反馈。

孙春龙说，虽然那些遇难者的身体早已冰凉，但他希望，他们可以在泥土之下重见天日，有尊严地被送回到自己的家中。

一个记者的公开信

他决定继续向山西省安监局和太原市安监局举报，也以记者的身份给娄烦县委有关部门打过电话，说要去采访，对方说死亡人数11个人，搜救已经结束了，这个事情没必要再采访了。而山西省安监局的答复是现在传言非常多，说死亡1000人的还有呢，让孙春龙不要相信，这都是谣传。他们还表态，他们在现场有人进行调查。

一个多月过去，孙春龙的努力并没有任何效果，娄烦事件似乎已被画上了句号。9月8日，山西襄汾再次发生垮坝事件，眼看着一起起矿难的残酷，使孙春龙觉得不能让娄烦的真相继续掩埋。2008年的中秋夜，他写出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信》，并把它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在准备写这封公开信时，孙春龙试图强调这是一个个人行为，他并不想连累自己的同事。孙春龙长期居住在陕西，与王晓这些同事的交流主要是通过网络和电话。王晓说孙春龙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做稿子希望能看到效果，否则就要坚持下去。

事实上，起初这封网络公开信也被屏蔽，于是只有删了再发，转载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孙春龙的父亲是一个乡村老师，因为这个便利，他早于同龄人读书，小时候在班里最小的孙春龙始终是最弱的那一个，他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变得强大起来。1997年从咸阳师专毕业之后，孙春龙去了西安印钞厂当一名干部。印钞厂是国家管制单位，效益很好，孙春龙笑说，什么企业倒闭，这印钞厂也倒闭不了。所以他辞职去做记者，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做记者是他一直的梦想——那时他认为 “记者是强势的”。

当那么多力量压过来的时候，孙春龙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他“只是个蚂蚁，很无力，也很弱势”。这让他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一张纸背后是铜墙铁壁。“但想想那些遇难者家属，他们更弱势。所以我必须发出声音。”孙春龙说。

这封公开信已经在网络上多得删不胜删，乃至直接惊动了中央高层。9月17日，这封信得到了来自中央的批示，10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山西娄烦矿难事故调查组成立，并随之奔赴事发地。有论者称，孙春龙创造的 “传统媒体+博客”模式，为舆论监督另辟了蹊径。

压力与良知

9月18日，孙春龙等到了国家安监总局的通知，邀请他到山西去参与调查。他很高兴，当时觉得这件事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可以告慰那些矿渣下的冤魂了。

然而到了山西，他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的多。现场的情形仍很微妙，他甚至觉得自己在被一些人盯梢。两天后，国家安监总局考虑到孙春龙的安全，要求他先离开山西。那个夜晚，孙春龙离开了娄烦，夜宿太原时，他接到了几十个电话，有称赞他的，也有不解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孤独。“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

事情的发展方向也将决定孙春龙的命运，但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那段时间，孙春龙经常一个人不说话，只抽烟沉思。“躲”在外省一个朋友家，自己钓了好几天的鱼，他甚至有了“托孤”的想法。银行卡密码什么的，也全都告诉了老婆。

据他讲，那段时间，警车经常出现在他在陕西家的楼下，为了不让家人紧张，孙春龙没有跟家人说实情。但孙春龙的父亲很支持孙春龙，电话给孙春龙说，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做得对，放心的去做吧。

公开信受到很大关注之后，孙春龙收到了很多鼓励的短信。共有635条，他一直保存着。在当时压力大的时候，孙春龙就是靠着这些鼓励支撑着。孙春龙说他曾接到过两条“最有意思”的短信：一条是“我非常敬佩你”，署名 “山西一名假记者”；另一条是署名“山西一名基层的安监人员”的短信，发信者说，“以后要为生命负责，认真积极地工作”。

一直到了国庆后，国家安监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对孙春龙所在的杂志进行了肯定。这之后，他的压力才小多了。但直到现在，他还会对家门口停着的陌生汽车感到紧张。

孙春龙说，其实每个个体都会在付出与得到上去做权衡，他也不会伟大到不求任何回报——去做这些报道，他的回报就是作为记者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我非常追求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很多人支持孙春龙，说得最多的就是 “良知”——这个社会太缺乏良知了。孙春龙说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监管的问题，而是良知的问题。“这是底线，必须要遵守的东西。我认为80%的记者是有良知的，只不过囿于现状，很多记者选择了沉默。”

10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遇难和失踪共45人。发布会肯定了孙春龙所做出的努力。而那些被压在矿渣下的名字，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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