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依旧冲突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近日逝世，享年81岁。他的著作将永远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大厦的脊柱之一。下面这句话也许将能够描绘出亨廷顿的勤奋以及他对政治的敏感性：“批判家们总是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跟自身的理念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都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它是一个失望。但这样的失望，仅仅在美国失掉希望之后，才能成真。”

毫无疑问，他是过去五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之一。

——挚友，亨利·罗索夫斯基

经济观察网记者焦建

文明依旧冲突

事实上，虽然考虑到了圣诞假期的因素，但这位被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亨廷顿的逝世，仍然难掩落寞。罗兰·巴特曾经说过的“作者之死”——作品完成之后，读者将以各自的文化底蕴和基于自身的思考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而在亨廷顿的一般读者那里看来，他的著作总是难掩简单的事实——“他把事实过于简化了，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文明的冲突’解释如此复杂的现实？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这些他都不考虑。”一位他的美国读者说，而这可能也就在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什么911使其预言成真升温之后，亨廷顿又迅即复归沉寂的原因。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最初于1993年夏季号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这篇长度只有9248个英文单词的文章随即引起了令人吃惊数量的注意和反响，因为该文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进入“新阶段”提供了智力资源。亨廷顿在本文及在其基础上扩充写作并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回答了如此两个一直令人着迷的问题：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什么阶段？正在控制我们命运的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

亨廷顿写作此书并不是空穴来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西方历史充满了乐观主义甚至是必胜主义：冷战刚刚获胜，新保守主义者们宣称民主选举和市场活力的释放将提高所有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自由主义宣称强权政治和巨额赤字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历史。新的叙事将由联合国开启，一种新的转型精英将出现，而他们将由那些卓越的商界及学术界人物们构成，他们都相信，世界正处于创造一种崭新的全球文化的边界之上。而这正是诸如像弗朗西斯科福山这样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理论家们的思想根源，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冲击，部落分离主义和国家的消失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亨廷顿论点的野心看起来如此巨大、夸大甚至是充满幻想色彩。他正是把自己曾经的学生福山当成是学术上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些人只了解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部分而已。而他宣布的“在接下来的年代里的全球政治的样子”，才是“至关紧要的，真正的核心观念”。为此，他如此写到：

“这正是我的假设，在这个新世界中，导致冲突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差距，人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及冲突的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虽然国家仍然将在国际事务舞台上作为强有力的角色出场，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国家和不同的文明体之间。文明之间的碰撞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的冲突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前线。”

最后一段话经常被用来当做亨廷顿此书的概要。而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政策制定者们的主要挑战就是确保西方变得更加强大，这应该以能够横扫一切挡道的文明为准——尤其是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

亨廷顿曾经尝试解释为什么他的文明冲突理论会获得如此的影响力：“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

就影响力而言，亨廷顿写作的此文也许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而亨廷顿后来也写到：“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虽然他如此解释，但在很多的眼中，911的爆发的确证实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正确性，而在这之前，本书中的预言与亨廷顿的其他著作一样受到了深深的误解。在那些不希望他的预言成真的那些人眼里看来，这一切不可能发生。但在911之后，它又的确开始重新为美国人如何看待世界设定议程和方式。文化宗教及传统的确并不像以往学者们认为的那样，只是整个文化的背景。相反，正是它们为整个文明的进军设定了鼓点的基准旋律。

“我依旧保持自己的观点，”在2007年接受一本伊斯兰杂志采访时，亨廷顿说，“在国家之间，文化认同，对抗和联系不仅仅是扮演一个角色，而是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如此众多的人愤恨我们的财富、权力以及文化，而他们也在不知疲倦的反对我们试图以人类基本的人权、民主等观念影响他们的企图。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必须学会挑出那些真正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共患难的朋友；跟那些与我们有着一定数量但并非全部共同利益的人见机行事；跟那些战略上与我们有交往的人保持一种竞争及合作者的关系；我们应该反对敌手，但跟可以谈判的人也应该进行谈判；对于那些除非我们首先毁灭他们否则他们即将毁灭我们的敌人，则必须彻底毁灭。”911之后，亨廷顿如此表态。

孤独的强硬派

亨廷顿并不仅仅在思维中强势。

1980年代初的一个夜晚，亨廷顿与妻子参加完一次咱剑桥的晚餐聚会后回家，途中出现了三个人，他们向亨廷顿勒索。“什么？”亨廷顿问到。“我们不是胡闹，我们想要你的钱，”在动手之前，其中一个男子说。而亨廷顿拒绝顺从，他把这个人打翻在地并大声呼救。最终，三个男子跑掉了。当有人问起亨廷顿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在那之前一周就有报纸上的文章说，你不应该跟歹徒们搏斗。但我的第一反映就是，还击。”

自从1950年代开始，亨廷顿就以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悲观态度看待西方社会。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重申——美国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种彻底的幸运——正是地理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本土可以避免很多外来的危险——而这样的幸运早晚有一天将会终结。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兴旺发达只能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会实现——而在未来当中美国人也许就没有了这份奢侈的幸运。他还警告说，总有一天西方将不得不为自身所最为珍视的价值观而奋战。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常青藤大学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当中，亨廷顿一直寂寞的在这孤寂的前线中独自奋斗。

亨廷顿获得的第一篇评论就并非出自赞同的立场。“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吧，我第一本书所获得的第一篇评论中，评论人很不幸的将我跟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在他74岁那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亨廷顿如此回忆，在用平静的鼻音说话的同时，他的眼光闪亮，并不时有斜视的目光透过眼镜。

他形容了评论者Matthew Josephson是如何在左翼杂志《国家》上评论自己的那本《军人与国家》的：他奚落了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军人精神，说这跟墨索里尼的做法如此相似，而作者正是用华丽的修饰预言来归纳这一切的——“相信，服从，开仗！”

这篇评论发表于1957年4月6日。冷战只经历了十几年的时光。《军人与国家》提出了以下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亨廷顿说，需要以一种专业的以保守的现实主义为基础制定的军事规则来保护。为了保持和平，军事领导人的行动应该是在授权下进行——而在这之前，他们应该被认为是“不理性，充满弱点和人性邪恶的人”。自由派擅长变革，但在保卫国家安全的领域，却颇为吃力。“在仅限于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自由派们各个能言善辩，”亨廷顿写到，“但话题一转移到外交政策及国防领域，自由主义就黯然失色了。”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政策，这跟位于法律统治之下的单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前者们都是一些在毫无法治的现实中各自为政的国家。按照亨廷顿自己的说法，“《军人与国家》，完美的体现了军事理念……..就像是给奢靡的巴比伦社会增添了一抹斯巴达式的严肃精神。”

这本书激怒了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管理系的同事们，在接下来的年月中，正是这些人集体抵制了他的教席，亨廷顿最后只得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4年后的1962年，哈佛又重新把亨廷顿和他的朋友请回。因为此时的亨廷顿已经成为了政治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哈佛又一直以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而自称。在回到哈佛之后，与亨廷顿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新星，他就是亨利基辛格。

《军人与国家》预示了亨廷顿漫长职业生涯中其他作品的共同命运：他的作品并不能够很快的就得到恰当明智的评论，而他的学术研究往往也得不到承认，与之相反，他获得的是好坏参半的意见，以及各式各样最终毫无根据的告发——所以它们最终除了喃喃自语以外毫无收益。而即使是亨廷顿的敌人们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他的方式来定义和担心这个世界。1957年，一位来自东南亚的批判家Roger Hilsman毫不吝啬的采用贬义词来形容这部作品，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如此，《军人与国家》依然在地图上把文职官员和军人这样一对矛盾体给凸显出来了。”

终身信仰保守主义的自由派

“他的所有著作都引起了冲击，”他的挚友Rosovsky说，“而这些都已经成为了我们词汇表中的一部分。”

一种说法是，自从冷战刚刚开始后发生在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种种智识上的争执都可以通过亨廷顿的17本著作和无数的论文来划分。基辛格也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写出了杰出文章的人，但他更为被人记取的将是其在政府中所起到的角色。而亨廷顿虽然曾经在政府中短暂任职，但与前者比较起来，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要远远大于基辛格。他的观点都是来自教学及讲座，而不是突然的从脑中浮现。有一种说法是，假如他不再能够教书，那么他也将不再能够写作。跟其他的很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显然更加看重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前者更加敢于质疑教授，而后者往往“被死板的学术规范和行话”限定死了。

亨廷顿从不统治课堂讨论的过程，相反，他仔细的倾听学生们的交谈。不仅如此，亨廷顿还对在政治学界备受推崇的“理性选择理论”抱以轻蔑的态度，在他看来，假设人类的行为可以预测的观念没有认识到以下事实——恐惧，极度，憎恶，自私以及其他的种种人类特性都是理解政治的关键要素。在二战后理性科学为王已经侵蚀了人文学科的背景之下，亨廷顿变成了一个陈旧的教授，因为他总是以历史和心理的角度来推测和进行研究。而也许正是亨廷顿独特的教授风格才使得他拥有两位如此出色的学生——曾经写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科福山，以及曾任《外交事务》前主编的Fareed Zakaria。

你不可能在大众电视上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的荣耀和声望得自其他更为艰难的途径——通过写作，而这些写作往往会引起公开的指责，但这些著作往往影响到了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典型的诸多事件的局内人，但他一直保持着以局外人的立场来进行写作。“一个学者假如没有什么新鲜的思想要阐述，那么他就应该保持安静，”亨廷顿在1959年写到，“追求真相正是智力挑战的同义语。”

亨廷顿知道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并不必须去改善世界，他所需要做的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接下来他应该为了服务所属于的政府而提出清晰的行动路线图。

亨廷顿代表了一种即将绝迹的人：那些拥有自由理念的，但是以浓厚的保守主义立场来看待历史及外交政策的人。终其一生，亨廷顿都是民主党人。在1957年6月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亨廷顿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专论》。自由主义，他写到，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有关自由市场，自由以及法治。而“传统的保守主义”则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是一种基本原理，对于保证自由得以存在的种种措施来说，它“更高一级而且更加重要。”在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是“对于违反心智的理性防线，是对抗混乱的秩序所在。”在英国，他解释到，埃德蒙伯克曾经阐述过类似的道理——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保留已有的就传统，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

在亨廷顿看来，真正的保守主义对崇高的原理并不渴求，因为它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已有的遗产。保守主义的困难抉择是——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只能通过被一件件的事情所证明，而一旦自由主义者相信前者只要犯一次错误，他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反驳。亨廷顿一直拥有自由主义的理念，但他知道这样的理念在缺乏权力的保护之下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这样的权力，必须得到小心的看管。

亨廷顿的著作将永远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大厦的基础之一。而一段发表在《美国政治》上的话也许将能够完美的把握住亨廷顿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对政治的敏感性：“批判家们总是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跟自身的理念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都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它是一个失望。但这样的失望，仅仅在美国失掉希望之后，才能成真。”

“We’ll miss you, sir. （我们将会想念你的，先生）”他的一个读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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