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03

焦建

战火加沙：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经济观察网记者焦建

我必降火在加沙的城墙，烧毁它的堡垒。

——《圣经·旧约》

在过去的数年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都在玩一种土地换和平的游戏。在必须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双方都在精心的准备使自己获得的好处最大化。但当哈马斯，真主党变成中东游戏的领衔主演之后，这样的游戏不得不执行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新游戏并不是为了达成双方最终的一致谈判——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对方彻底消灭，但又都没有实力将之完成，他们的战斗开始变得长的没有尽头。

哈马斯们的目标是杀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并等待真主杀死剩下的。以色列的目标则是抑制他们，直到其最终玩火自焚或被从阿拉伯世界中铲除掉。以色列人没法找到永久的解决方案，只能是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的镇压恐怖主义。用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描述今天以色列令人绝望的局面似乎并不不当：“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就如同航行在无边无底的海洋上；那里没有港口可供停泊，也没有锚地可供降锚，那里找不到开始也找不到终结。探险者们的所有目的，只不过是平稳的在海上漂泊。”

以色列的行动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不取决于它到底杀伤了多少人，而在于这些行动最终能够给敌手的心里造成怎样的影响。2004年对哈马斯领导人的袭击事件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以色列的力量。它说明以色列可以领先对手一步，而这给哈马斯的信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它自身不断的内讧，导致了不确定和更加冒险的举动。这场新游戏不是一场消耗战。它有关信心，它是为了双方的士气而战。物质上的摧毁只是暂时的很快就能更替，但在心里上的效果则持久得多——到底谁掌握了主动，而谁的主动被别人掌握。

在这场游戏中，暴力并不总是招致暴力，有时它可以起到抑制暴力的作用，因此开战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最终选择。而在这之前停火的六个月中，以色列人必须回答这个生死命题——“你将如何与那些非理性的，超越国家层面由观念推动的敌人作战？你可以选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的将之消灭，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以彻底的残忍的方式将之彻底铲除。”无法继续忍受火箭弹袭击的以色列选择的正是后面一种方式。在种种掣肘的因素制约之下，以色列人依然做出了这个决定。

以色列人有他们的恐惧：六个月的停火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哈马斯只有原始的只能够发射到以色列小城镇的土制火箭弹，而六个月停火结束之后，哈马斯手中已经拥有了更为先进的火箭弹，这可以攻击三四十公里之外的目标。假如再有六个月的停火计划，哈马斯的手中可能就会拥有能够直接攻击特拉维夫的武器。要知道，在加沙只要七个谢克尔（15元人民币）就可以造出一枚手雷。

一连串事件令人沮丧，但都是在意料之中。哈马斯在伊朗的怂恿下、在自身的极端意识形态推动下，拒绝延续为期六个月的、于12月19日到期的停火协议，再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领导人出于大选政治的需要，在愤怒的公众推动下，对加沙发起了激烈的还击。在以色列方面看来，对于加沙的打击将不仅仅阻止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这将可能在根本上消除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那里的领导魅力，不仅如此，这还将削弱哈马斯阻挠建立两个国家计划的能力。

以色列的选民们似乎很清楚他们的士兵深深的进入加沙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们似乎比国防部长巴拉克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深入许多。随着选举的临近，他将越发难以阻止人们这样去想，尤其是在哈马斯将火箭弹的发射数量提高到60枚每天的前提之下。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南部以色列的人已经因为飞来的数千枚火箭弹收购了惊吓和折磨。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色列人十分希望能够出现以色列历史上那种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勇士，他能够帮助人们重振旗鼓并给予哈马斯沉重的打击。在数月之中，本来是这一角色的最佳扮演者的巴拉克，却一直拒绝这样的角色。

正是因为如此，仅仅几周之前，以国防部长巴拉克还被认为是以政坛上的行尸走肉。他的政党内部已经在计划着将之替换下场。正是因为他才使执政党的支持率下降的如此厉害，以至于有了彻底下台的危险。除此之外，以色列人也许还希望，趁着支持他们的布什总统依然在位，可以放手收拾一下哈马斯。

在最近的这一轮冲突中，双方发表的声明都言简意赅地反映了这场冲突的背后情绪。以色列内务部长希崔特在日前说：“除非摧毁巴勒斯坦人、哈马斯的意志，使其不敢再向以色列开火，否则以色列军队不能停止军事行动。”希崔特这么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单方面撤军之后，以色列公众原本希望撤军能带来和平，而这个希望落空了。

以色列袭击加沙一种结局是2006年夏天在黎巴嫩边境与真主党交战的翻版。而结局可能最终也将一样：人员伤亡惨重，破坏性巨大，以色列也不可能取得战略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还将给中东和平进程抹上新的阴影。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唯一结局：在06年的战争中，战场黎巴嫩南部是个山区，临近黎巴嫩北部及叙利亚，因此真主党能够很快的得到来自叙利亚或者伊朗的补给。以方的军事行动计划人员已经表示，他们在那场战争中以方已经吸收了教训，而加沙比南部黎巴嫩面积更小更平坦，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一个像叙利亚这样的如同筛网似的边境国家，它的武器不可能直接补充，哈马斯在这一地区并没有朋友。通过切断加沙南北部地区，以色列能够将加沙彻底包围起来，而这是在2006年夏天黎巴嫩所不可能创造出的军事局势。

除此以外，以色列的领导阶层也对在黎巴嫩所犯下的政治战略及军事错误有着新的认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在加沙犯错。而直到目前为止，加沙计划也比黎巴嫩计划行动目标清晰，执行有序不乱。巴拉克先期就警告过说，这次行动将是漫长而艰苦的，这能够降低2006年时候所犯下的过分乐观的错误的可能性。

不到穆斯林全部杀死犹太人时，审判之日就不会到来。如果犹太人躲在石头与树丛后，石头与树丛就会说：“噢，穆斯林，噢，阿卜杜拉，有一个犹太人在我身后，来，杀了他。只有红松树不会这门说，因为它是犹太人的树。

——《哈马斯建立文件（the Hamas Covenant）第七条》

加沙的失业率一度高达75%，而根据巴政府03年公布的数字，（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有一半巴勒斯坦人在18岁以下，150万巴勒斯坦人小于15岁。15，6岁的孩子供养一家人的生活并不稀奇。鸡、兔子和鸽子是加沙人除了牛羊肉以外的主要肉食。鸡最便宜，鱼虾是奢侈品，虽然守着地中海，以色列军舰禁止加沙渔民出海超过9公里。

而这只是加沙人生活中简单的一面，除此以外，加沙96%的孩子患有神经衰弱——虽然他们早已听惯了枪炮声。战争根本不是一项精确的活动，它很难真正做到精确的以牙还牙。而这样的报复和彼此报复的过程延续百年，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宗教还是血仇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每次当加沙的无辜平民在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会紧紧的抱住自己手中的枪，发誓要用敌人的鲜血来报仇。这样的仇恨使他们在成为自杀式袭击者时毫无犹豫，“真主会保佑我的，”他们这么说着，走向以色列人群。

加沙地区的学生们在上学之后会拿到这样的课本：“我们的祖国巴勒斯坦，东起约旦，西临埃及，北接黎巴嫩，南面是沙特。”你要问“那么以色列在哪儿呢？”他们会说“没有以色列啊！”

假如说建国问题是使得冲突如此难以终结的一个原因的话，宗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哈马斯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性的运动，它的信条就是——以色列建国的可能性必须被消灭，这不仅仅是因为以色列本身是有罪的，还因为在一个穆斯林的世界里，根本不应该有犹太人的国。在以色列短短的历史上，犹太人复国主义是一种缓慢进行的长期运动，而与之相对应的牵制力量正是长期的阿拉伯国家主义。自1967年以来，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掌控地区的渴求燃烧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这火焰使得众多的以色列人不断为掌控约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犹太教世界而献身。而正是以色列的比例投票体系给了定居者及狂热者们一个掌控政治的机会。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在整个地区不断的勃兴。它教义给伊斯兰教信徒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以色列人是外来者，他们必须以暴力压制直至最终被摧毁。一个拥有远见的犹太人复国主义先知Vladimir Jabotinsky在1930年代预言说，不仅仅是阿拉伯人将会在巴勒斯坦地区反对犹太人殖民者，而“即使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也不会接受他们。”

就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哈马斯就不需要赢得这场战争。失败对它来说就是一种胜利。只要还有其他的政治集团能够取代它所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只要它其中的顽固分子依旧坚持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不管这种发射的效率最终是多么的低下，哈马斯都能够取得某种精神上的胜利。

仇恨的意识形态如同宗教的意识形态一样，都能够让数以百万计的被疏离的阿拉伯人下层阶级在21世纪找到安慰。以色列曾经在与阿拉伯人的陆军交战中获得巨大的胜利，因为阿拉伯的军队显然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因此总是表现糟糕，所以以色列在交战的开始阶段总能够获得令人惊叹的胜利。但是在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哈马斯和真主党都能够获得广泛的真实的信赖，由它们领导的反抗斗争因此可以比国家领导的战争拥有更高的号召力，从这种角度上来说，以色列的确有很大的麻烦。

而以色列自身在使哈马斯壮大问题上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当哈马斯1987年建立的时候，以色列更为关心的是阿拉法特所领导的法塔赫组织，以色列人认为一个新的宗教性的巴勒斯坦人组织将有助于牵制法塔赫。因此以色列人在打击法塔赫的同时，也放纵了哈马斯的坐大。

不仅如此，假如阿巴斯所领导的法塔赫运动真的想要在此时取代哈马斯执政的话，法塔赫将一直被贴上以色列走狗的标签，而在巴勒斯坦人眼里，他们将不会拥有太多在人们精神上的合法性。而以色列的困局在于，它与之作战的并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2007年夏天进行选举的加沙人有着这样的矛盾认识：他们认为法塔赫组织过于腐败无能，而他们也对哈马斯组织的过分狂热和压抑精神抱有审慎的态度。但当他们的生活困苦并遭受羞辱时，他们在哈马斯的强硬立场中找到了很多的精神上的满足。

在这次战火爆发之前，以色列曾经深切的希望达成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而埃及也提供了它的版本。但哈马斯统统拒绝了。此外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给双方关系造成了一种不可撤销的伤害。他们曾经表示：“从加沙我们能够袭击到南部以色列。假如我们拥有了约旦河西岸，我们可以开火关闭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任何时间，任何日子，从现在到来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会有多少以色列人同意将约旦河西岸放弃？

但首先挑起战争的政策并不能够增强以色列的实力。一名正在加沙工作的以色列Gisha人权机构的负责人Sari Bashi说，“150万加沙人正在遭受的痛苦，一定会对我们一起生活下去的能力造成长远的伤害。”

?“我在加沙就有为以色列人工作的同事。她正在学习希伯来语，而她正是那种我们可以与之建立未来的人。而她六岁的小外甥在每次天空中掉下炸弹的时候总是很害怕，接着他会说——希望——也许哈马斯现在正要向以色列人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的政策初衷是为了对抗哈马斯，而在实际的效果中，它是一项对抗150万加沙人民的政策。

在加沙工作的记者Taghreed el-Khodary曾经引述过一位正在抱着死去的11岁女儿哭泣的37岁父亲的话：“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哈马斯。我选择抵抗到底。”

谁抽出宝剑，谁就被宝剑伤害。

——《圣经·新约》

1902年，Theodor Herzl在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乌托邦小说“Altneuland”（古老的新土地）写作序言时使用了这样一句半是揶揄意味的引语：“假如你希望它成真，它就不再是只是一个寓言。”因为失准的翻译，这样一句话很快流传成了一句如此鼓舞人心的话语：“假如你希望它成真，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正是这句话，鼓舞了数代离散的犹太人希望在古老的新土地以色列上建立自己家国的梦想。

而就在这个梦想的鼓舞之下，以色列已经把自身建成了中东地区最为现代化也最具民主气息的国家之一，它希望自己能够与邻居和睦相处，它希望自己与阿拉伯人共担风险，它希望能够最终与巴勒斯坦人找到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有了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能够摆脱这样的两难境地：你如何与那些根本不想跟你友好相处的人达成和平？你怎么可能赢得一场对方一直认为命运是站在他们一方的战争？而一个周围都是敌人的人，他最终有能够获得怎样的安全？跟以往的中东现实一样，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刚刚开始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胜利内涵的定义：来自加沙的火箭弹数量减少和“改变现实”就已经算是胜利了。但随着以色列的态度逐渐变得明确——就是要把哈马斯彻底消灭，使之很难在短时期内复苏。

这样的目标也许会带来恶性效果。

在以色列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假如哈马斯依然掌权加沙的话，火箭弹能够真正的被阻止么？而假如说答案铁定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以色列轰炸加沙的真实目标是不是要彻底将哈马斯铲除，不管付出任何代价？在近日以色列外长Tzipi Livni访问巴黎的时候，她对法国当局解释为什么她不认为这次战火能够很快结束，她说“毫无疑问，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一天，以色列就会因此遭殃一天，这还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整个这一地区的问题。”以副总理Haim Ramon在那之后的表态更加坚决，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一天不全权接管加沙，行动就不会停止。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

而此前总理奥尔默特和国防部长巴拉克都不曾做出这样的表示。在以色列领导阶层中，一种新的共识正在被广泛接受——任何反抗哈马斯的退步都会伤害到以色列的长期目标，因为这将给哈马斯提供以色列所不希望提供的帮助。“假如战争最终打成平手，而以色列最终克制住了再次占领加沙的欲望，哈马斯将获得外交上的荣耀，”政治分析人士Aluf Benn在最近出版的一份当地报纸《Haaretz》上如此评论到。“不管你如何称呼它，哈马斯都将获得合法性。”

这样一种结局是以色列国内外任何势力都不提倡的做法。事实上任何一个熟悉加沙及巴勒斯坦政局的人都不认为以色列有能够真正的彻底铲除哈马斯的可能性。哈马斯的立法者在四年前的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大选，它还有大约近2万人的武装力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时间里，因为将偏向西方也更加中性的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组织赶出了这一地区，哈马斯已经加固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尝试全面占领的可能的结果是哈马斯存在的基础结构被摧毁，接着便是混乱，不仅仅加沙地区的人民受到牵连，以色列南部人民的和平希望也将破灭。而以色列方面也将会面临一种难以应付的局面：假如哈马斯存在的基础被严重破坏的话，在难民集聚，经济因为以色列的封锁变得无比糟糕的加沙进行统治，将变成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除此之外，可能发生的停火协议，将不可避免的使以色列和埃及给予加沙的商业沟通增加，而这也正是哈马斯所关注的焦点：停滞经济制裁和边境封锁。而以色列的领导人清楚，在哈马斯的领导之下发展加沙经济将壮大前者的势力。而继续对加沙进行经济制裁，又会使得150万加沙人口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即使依然有很多加沙人选择法塔赫，即使是他们能够得到在拉马拉流放的法塔赫成员们的支持，这些人看起来也没有可能组织起来或者强大到能够成为新的掌权者。而法塔赫组织本身也不希望再次登上以色列方面的坦克重新开赴加沙。事实上，只要以色列人依旧扮演着巴勒斯坦人眼中的侵略者角色，哈马斯的支持率就不会降低。每一次针对哈马斯的袭击都只会相对的增加哈马斯及其极端主义领导人的支持率。而以色列攻击加沙的时间越长，法塔赫能够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它将被视作是以色列方面的帮凶。，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西方也获得了诸多的反对，这不仅仅是因为电视上可见的充满血腥的暴力画面。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种感觉逐渐蔓延开来：以色列过去也曾经采取过这样的战略措施，但它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2006年，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打击措施，它也发射了摧毁对手的火箭弹，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真主党的生存基础。但最终这只起到了杀死无辜人民的效果，真主党甚至变得比战前更受欢迎了。

也许除了火箭弹之外最为危险的是哈马斯将威胁到以色列所自夸的威慑力，而这正是以色列能够让邻居们与自己和平相处的前提条件。而这样的能力在2006年中受到了很大的侵害，因为真主党已经可以在以色列的攻击之下继续生存甚至宣称自己的胜利。正是这些大大鼓舞了哈马斯的野心，它正是在那之后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正如以色列评论员Nahum Barnea写到的那样，“一个连跟哈马斯打交道都感到害怕的国家，它根本不可能阻止伊朗，它也不能在与叙利亚，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的时候维护自身的利益。”

此外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的“威慑力”，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阻止传统军事袭击的效果，正如以色列曾经做到过的那样，它们的最终结局是对手找到了其他的途径进行报复。三十多年前以色列的最大威胁就不是传统的敌人而是像哈马斯或真主党这样的游击队。所有的这些势力都不可能被“威慑力”真正阻止。

2006年的战争中，真主党领袖Hassan Nasrallah说，他的组织获得的胜利将不亚于以色列所取得的效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哈马斯身上——事实上，虽然以色列方面称真主党目前的沉寂是威慑所取得的效果，但真实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真主党周围有更多的牵制政党使它的行动不无阻碍。威慑必须使得敌人不敢继续反抗。假如唯一的措施就是歼灭所有的人，那么除非以色列真的把所有的加沙人都屠戮殆尽，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威慑力”的存在。

以色列需要以一种更加注重实效的政治做法来取代军事上的威慑力概念。以色列应该知道，通过暴力不可能使哈马斯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值得汲取的经验是以色列方面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毕竟与哈马斯保持了数月的停火协议。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在指责是对方违背了协议，他们都不无理由。在以色列方面来说，它不再是尝试再次达成停火协议，在大选临近的前提下，它而是选择了以发动打击哈马斯的战争来提高支持率。而以色列现今应该做的也许是为达成一项双方都能够挽回面子的停火协议而努力。它还应该做一些之前很少做的事情：提高加沙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做将会取得长期的效果。而在长期看来，以色列方面应该接受以下事实：哈马斯并不是一个边缘的组织，它是巴勒斯坦人社会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它不可能被斩草除根。

天下万物皆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圣经·传道书》

加沙的所有人都充满着泪水的记忆。这里的人已经交战了100多年。1909年，绝大多数都是由俄国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构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个称为Hashomer的组织建立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新建立的农田和村庄能够免遭阿拉伯人的掠夺。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2006年，现在的2009年，一次次的战争都流下了无数的血迹，不断的使双方争端的记忆得到加强。间或的休战时间里，充斥其间的并不是和平，而是炸弹，起义，暴行种种。今天在希布勒的以色列定居者依旧像在回忆昨天般的回忆1929年发生在这里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依然记得1930年代他们奋力反抗英国殖民者及来自欧洲犹太人的故事，还有1948年的大屠杀。这就是为什么这场争端会连绵不断的持续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的原因。?

它因此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它只不过是中东战争史上的最新版本而已，而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一切都可以归纳为：“谁拥有这座酒店？犹太人能够入住吗？人们是不是应该把吧台炸掉建起清真寺？”

也就是说，加沙战火只不过是自1948年来的三次最大争端的缩微版本：1）谁将成为地区霸主——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2）中东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如何与巴勒斯坦人相处？3）谁将主导阿拉伯社会？——是固守于原先的信仰执迷与将现代性扼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还是拥有阿拉伯-穆斯林面孔的愿意拥抱未来的现代主义者？很显然，哈马斯推翻更为和缓的法塔赫组织是发生在这一地区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之间内战的一部分。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曾经提议过，假如以色列可以回到它1967年占领的边界前，它可以签署一项30年的休战协议，但它从来没有给予过永久和平的机会。在他被“定点清除”之后，哈马斯内部的激进派便没有了制衡的力量，哈马斯拒绝对以色列的任何形式的承认。与之相反，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组织则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反之亦然，以色列也承认了它。很多人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人占据整个约旦河西岸，加沙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地区。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你才可能期待着有一天哈马斯的势力会被削弱。

今天发生在加沙的屠杀惨剧将给双方的仇恨增添新的火焰。但一场持续百年的冲突肯定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或者立场清晰的对错判断。那些将其一方归纳为“恐怖主义”另一方归纳为“殖民主义”的人，只不过是被自己的偏见蒙住了眼。

除此之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的冲突被冷战挟持着难以摆脱。美国曾经作为中立方：正是艾森豪威尔强迫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区的。但随后美国又开始把以色列招募为自己的盟友，这种强权的支持使得以色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免除了解决与巴勒斯坦争端的义务，但在长远看来，以色列人的长期利益必须建立在整顿解决的基础之上。

这并不是巧合，那些最有可行性的巴以调解计划都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制定的。但是在今天，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利益又给这个地区增添了不稳定因素，这其中之一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在伊朗支持下的反对有美国帮助的政体的极端伊斯兰宗教运动。哈马斯的背后站着伊朗，法塔赫背后则有美国的帮助，正是这样的现实使得巴勒斯坦人面临着一种四分五裂的无力政治局面。

每当暴力火山喷发的时候，双方的外交官和媒体界又都会再次提起那种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这听起来很简单：假如两个民族的人无法分享同一块土地，那就必须把它分开就是了。对于局外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简单方式，在发生了纳粹对犹太人有计划的屠杀之后，1947年联合国准备在巴勒斯坦建立分离开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国家。1937年一个英国皇家学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场镇压不住的冲突正在一个很小的地界中产生。”而对此的答案，就是分割。

六十年前，阿拉伯人拒绝联合国的分治方案给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以长久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占优势的地位。以色列一位前外长Abba Eban曾经这样嘲笑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不会错过一个浪费机会的机会”。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阿拉伯人至少浪费了四次建国的机会：他们可以在1947年向分治方案说同意，他们可以在1947—48年的战争之后拥有和平，他们1967年又有一次机会获得和平——按照以色列战争英雄Moshe Dayan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只不过在等待一个电话而已。”而在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之后，他们其实还是有机会建国的。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以色列人接受而阿拉伯人拒绝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种对以色列支持者有益的说法而已。值得记起的是，直到以色列诞生40年之后的1988年里，阿拉法特建立的巴解组织才彻底放弃了解放全部巴勒斯坦人的目标。真实的情形也许比以色列方面所要描述的要阴暗许多，以色列也曾经浪费了很多机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是持有反对态度的。

重新回顾这种种被浪费掉的机会。在联合国提出分治计划的那一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60万左右，而整个阿拉伯人的数量也只不过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而已。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外来者。虽然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分治方案也许是当时最为明智的选择，但其中并不乏缺乏公正之处。在后来的战争中，有超过6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战争赶得四散奔逃。最终，这些人只得沦落到加沙地区。

1967年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再次拒绝接受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又浪费了一次机会。而对于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它已经进行了以领土换和平的谈判，但1970及80年代执政的利库德集团显然一点领土也不想交换出去。

这正是以色列对和平说不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多位部长都宣称：上帝给予了他们一个“伟大的以色列”，它应该包括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以色列政府不断的在这些地区建立定居点。在有些以色列人的眼里看来，巴勒斯坦人已经早就不是人了，他们应该在以色列或者约旦的掌控下建立自治政府。这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剧烈反抗。

这一系列的历史给今天的加沙带来了什么影响？关键的一点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短暂时光中，双方都曾经同时接受过建立两个国家的观念。最近的一次正是在克林顿帮衬下进行的戴维营会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会认为，由克林顿提出的沿线建立两个分治国家的方案是最有可能结束中东混乱局面的可行措施。现在还很难说到底如何达成这样的目标，但现实的关键一步是，必须要加强阿巴斯总统及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权。但现在，随着哈马斯的不断崛起和发生在加沙的战争，这样的希望又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在2000年的戴维营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发现即使是拥有着良好的渴望也难以达成一致的协议。耶路撒冷问题怎么解决？如何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居住点？以色列如何相信它所腾空出来的土地不会被当做下一次战争的桥头堡？历史第四次上演了这使战争继续的一幕——双方都基本上没有涉及过这些核心的问题。

曾作为中国唯一驻中东的女记者周轶君几年前说，“在巴以地区，在这片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我没有见到天使，也没有见到魔鬼；流血的，流泪的，都是人。”这句话，到现在为止，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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