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吃人嘴短的美国

我们的中国股东开始变得主动了

诺姆.沙伊贝尔/文 中美关系的编年史，不只是是一系列明星式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年轻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以及，毫无疑问的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穿插其间而已。但是，除非这些记录淹没于历史的烟尘，在处理美国政府的管理和预算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遇到过今天这种局面的地缘政治空气。

可是，在今年7月的一个星期一里，这样的空气却在预算主管Peter Orszag急匆匆赶去与一位中国官员吃午饭的时候出现了。出乎他的意料，当Peter Orszag赶到一年一度举办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会址时，中国人却并不关心华尔街的崩溃或者是全球性衰退这些问题。坐在位子上的中国官员最想知道的事情是美国的医疗改革问题，而Orszag也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的话语权。“他们对非常晚近才进行的立法过程感到很有兴趣，”Orszag说。“这就像是说：‘你刚从那边回来，你能够告诉我们点什么消息？’”

正如事情所显现的那样，美国的医疗改革是这些天来中国人心中所挂念的问题。在过去的短短数年时间里，随着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国债买家，中国政府正在不断的增加它对于美国预算赤字问题上了解的成熟度。在最近的几个月时间里，随着金融危机和衰退使得美国的赤字被推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最为关注的紧要话题。随着接近其总值为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有接近一半都被投资到美国国债，中国人对于我们的信用状况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而正是这种关心，让他们不可避免的牵扯到了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在一些点上，假如你拒绝控制医疗改革的成本的话，你将会破产的，”谢国忠说，“这在中国的决策者们那里是一种广泛的共识”。2007年，谢国忠在“中国版财富”的《财经》杂志上写作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

因此，之前的中美战略对话——是由前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2006年所推动开始的——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类似贸易、汇率和跨边境投资等国际性问题的谈判，而今年的谈判则包括有关医疗改革和预算控制这样的国内问题的对话。事实的确如此，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结束之后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真的包括了一则有关美国致力于去“以控制给商业和政府带来不断升高的医疗成本为目的的医疗体制改革……（而且）在2013年的时候，削减联办预算赤字与GDP得比值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去。”

这样的语言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转移，它扩展到了远远超过这些正式会议之外的程度上去了。几十年之间，当美国在任何数量的内政问题上刺激中国的时候，除了那些含混不清的敦促之外，来自中国的反应从来都没有变成现实过。那种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如此巨大而又如此迅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吸取教训的观念，假如它并不是可笑的，也起码是对于我们形象的一种伤害。然而，就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华盛顿却在与一种令人畏惧的新现实面对面：并不仅仅是中国人在有关我们国内政策问题上的问题不断增多，而且，我们还突然变得必须去听从这些疑问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一位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但是，中国已经不再是小徒弟了。”

 为了感知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复杂性，近些年来中国第一本畅销书值得拿来考虑一下。它的名字叫做《货币战争》，作者叫做宋鸿兵。宋曾经在美国从事金融工作，他断言：西方银行出于统治这个世界的目的而给现代金融系统增添了不可告人的一面。首先沦陷的是欧洲，接着是美国（当试图进行抵抗时，肯尼迪被刺杀了）。更加晚近的例子是日本“失去的十年”以及亚洲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给袭击中国而热身。不出所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占据了叙述的核心位置。

美国西北大学中国政治经济教授Victor Shih指出，即便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宋鸿兵阴谋论的影响，更不必说那些平民百姓们了。根据Chinastakes.com 网站的数据显示：2007年间，这本书的发行量大到在一年之内重新印刷了十次。而直到今天，它的印刷量已经超过了150万册。因为组织了一次有关这本书结论的研讨会，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的清华大学更是扬了名。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受欢迎起源于中国几个世纪漫长的爱国主义、对于外国人的憎恶以及受害者情节之间的张力，再加上共产主义针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观念。“当你真正跟中国人进行交谈的时候，把他们灌醉了，他们就不会那么防备了。” Shih说，“他们说，‘美帝国主义者依然怀着狼子野心。’”但是，一些针对宋鸿兵的质疑所取得的成绩却更为理性也更为平实。谢国忠指出：中国人有着他们受到1980年代庞大赤字驱使的自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赤字来源于医疗健康体质的成本、以及在这个国家“铁饭碗”体制之下的其他巨大的好处。中国通过印刷钞票来对付赤字，这导致了通胀也贬低了人民币的币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加实事求是中国人在一段坚定的时期内相信：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十年里，面临着9万亿美元赤字的美国人，假如要选择同样的做法摆脱困境的话，将不会给他们带去好处。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美元资产将大大贬值。

中国的领导阶层也分享了这些担忧——大概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每一天都要创造出车载斗量的巨大债务，也是因为，在近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美联储已经在实质上为了维护经济而印刷了美元。“在那些我所参加的会议上，他们问我有关美联储购买财政部债券的能力问题，”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及投资银行家、现任国会美中关系协会负责人的Steve Orlins说，“中国人注视着这些（并且说），‘有两个买家：我们中国人以及美联储。这有点让人害怕。’”在危机时刻，中国官方的担忧是能够得到谅解的，因为美国政府径直的把他们当猴耍——美国人通过刺激通胀来让美国国债贬值。

然而，总的说来，中国的官员们对于美中金融关系的观点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些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工作的技术派们将宋鸿兵的阴谋论径直当做是一个彻底的幻想。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副手说，中国的经济领导者理解，为了削减美国债务，的确有很多的障碍去克服。是美国人自身而不是外国人掌握着这个问题的主导权。在金融危机时期，针对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那些大规模的反常步骤，这些官员们也不认为里面有什么阴谋论存在。“我曾经与中国的中央银行官员们进行交流，这些人说，他们知道美联储将会开始购买……美国国债，” Shih说，“伯南克说这正是他按照自己的学术背景指导下将会去做的事情。这一点都没有让这些中国的官员们感到不安。”

 即便是在中国央行之外，也有一些高级官员们对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表示了同情心。他们的结论是：另外的一种选择项——数年的经济萎缩或者是平均线之下的增长——将会给他们所持有的美国债券带来更大的多的危险。最近几个月中，中国带着骄傲的指出：跟那些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与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候的相同点更多。

除了这样之外，因为他们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的规模——最少估计的话也要超过1.5万亿美元——事实上，中国人其实并没有其他真正的选择项。很简单，没有其他的资产，能够让你把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而不带来巨大的风险、不大规模的提高自身价格水平，或者当需要的时候能够兑换成现金。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假如中国人突然停止购买二开始出手的，他们将给美国国债带来确凿无疑的下滑趋势，而在他们能够完全抛售之前，他们无法避免手中其他份额的美国国债的贬值。所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即便是美国赤字已经在不断升高，中国人依然在积极地购买美国国债。

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说明，跟中国政府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所带来的麻烦相比，跟它向中国人进行解释所带来的麻烦相比还是要小。一般的中国人——不管是否受过教育——都看到了他的国家日益膨胀起来的保险柜，他们还想要知道，为什么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够拿出来帮助中国人生活的更容易一些。毕竟，这个国家还存在着很大规模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权利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允许针对经济的批评，这是一种有效地安全减压阀。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公开称，中国借给了美国人一大笔钱，中国要求美国维护自己的良好信用，信守承诺，并且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接着，7月晚些时候，温家宝总理又宣布：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的执行“走出去战略”。这种战略的具体含义，不管是让国有企业采用美元储备购买外国公司，或者是进一步的持有美国国债，都在金融圈子里引起了反响。在观察人士那里，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海外投资习惯的变化。    

很少有部长们在开始自己的官员任期时能够比盖特纳在处理这样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时能够准备的还要好。他与中国的关系而已追溯到1981年的夏天，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进行学习。这离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刚刚过去不久，而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的面色苍白的美国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人那里引起震惊。他们的反应是指指点点并且公开呆呆的看着。而盖特纳出众的交际能力让他获得了很多的经验。

在他的指导原则之中，盖特纳最近泄露给我说，并不是一定要去比中国人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的自利观。“这是一种荒谬的骄傲自大。”他说，“你必须去假设，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而你必须去弄清楚到底限制在那里，（作为结果）——尝试着去让他们接受。”在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这个问题上，这意味着盖特纳并没有浪费他的精力去赞美美国国债的优越品质。相反，他尝试着去展现出，美国政府相信控制赤字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而这将让中国人变得更加放心。“我的基本方法是确保他们明白，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改善现在的局面。”盖特纳说。

在过去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美国财政部关注的焦点都在于可信的发出这样的信息。例如，在盖特纳6月份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中，他就高度赞扬了奥巴马在其首次预算中的坚持性立场，而一旦经济安全的按照轨迹迅速复苏的话，美国赤字将会大规模的回落。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利益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策腾挪之中，二者并行不悖。

中美战略对话继续以同样的调子前行。关键的讨论发生在第一天的下午。当时一大群高级官员齐聚离白宫很近的里根屋，盖特纳、伯南克以及拉斯.萨默斯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伯南克详细说明了，在通胀变成问题之前，美联储如何能够帮助美国的金融市场。在某一点上，萨默斯有帮助的插嘴说，很难找到一个发达国家，它能够在经历通胀时不发生经济过热，此时此景之下，一些东西并不是值得关注的。

出于自身职责，Orszag给了一份比之前几天他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数据更加详细的报告。概要是：衰退和金融危机解释了目前三分之二的国债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方面觉得这很有意思，也是有说服力的，”那个屋子里的一个人员说。“他们知道美国的刺激计划，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他们知道三分之二的美国赤字是……源自这次危机。”

这一切的理由帮助了中国来处理它自身的国内政治需求，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人会突然开始大声要求削减医疗成本或者增加税收。然而，针对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国家欠了人家那么多的钱，至少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利益，而聚焦于我们所欠下的他们的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我们在牵扯到这些利益时候的优势地位。

例如，美国政府刚刚决定向中国轮胎征收关税，关税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签订的协议中所允许的，但是，这却将会激起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中国也的确在准备着自己的回应措施。在一个我们如此依赖于中国低成本债务支持的时期里，这样的决定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不是仅仅一点不愉快而已。同样的道理也将影响到美国要求中国提高汇率的问题上。

 或许，更加令人畏缩的是它会影响到狭窄的经济领域之外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设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希拉里克林顿与中国高级官员戴秉国就一系列诸如伊朗、朝鲜和达尔富尔的确进行了深入的会晤。同样在这其中讨论过的问题还包括全球变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合作是十分关键的。

美国财政部表示，它并不会因为害怕而不敢直接向中国说话。与之相反，它的政策是在任何问题上都自主决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如此的外部压力之下，这在政治上都将是困难的。至于战略性问题，有政府官员表示，中国相信美国的利益在诸如环境改变及核武器等问题上与其有着广泛的共同点。这里的障碍并不是我们缺乏相对优势，而是官僚政治：在于中国的决策者们达成一致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对于中美战略对话来说也将是一个挑战，它把重量级的选手们都强行放到了同一个屋檐之下。

当然，很难令人相信：二者的经济及战略部分从来没有交集。而中国也在小心翼翼的避免使用它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武器。这样的风险太大了，尤其是当它手中美国国债的份额还在上升的时候。

或许更为有趣的是，起码在一个方面这次衰退将改变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均势。过去数年之间，全球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都在担心着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亚洲和欧洲的主要出口型国家，过分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去购买他们所制造的商品。为了做到这些，美国消费者们必须欠下大量的债务。毫无疑问，任何改变这种局面的做法都将最终带来眼泪。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恳求中国不要在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消费者并且开始以来他们自己的消费者，我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效的。因为中国尤其自身的国情。而衰退的好的一个方面是，中国或许真的要开始依赖它自身的消费市场了。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所曾经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事，依然有存在误会的风险。在冷战期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简历的热线电话的确起到了稳定化的作用，但是这还不够，它没有阻止双方进行核竞赛。假如中美关系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的话，现在它们还只进行发展到1960年，双方还要几十年的分歧路要走。

诺姆.沙伊贝尔（Noam Scheiber ）是美国左翼的《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焦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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