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匹兹堡峰会的弊端(2)

2009-09-22

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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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卡恩也表示：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国民储蓄、消费及投资率的巨大差距，已反映在各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逆差之中。而如果“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顺差，另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逆差”的现状成为一种长期格局，那么这种全球失衡状况将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引发危机”。

但是，事实上围绕着通过减少依赖美国消费者的举债消费来实现更均衡全球经济增长的话题，国际社会已经展开了数次多边磋商，各方对结论都表示赞同，但事后却没有任何行动。

有分析指出：假如美国想要成功的让全球贸易得到平衡，它必须让中国、德国和其他的国家相信——危机之前的那种局面，不会再次出现了。而美国的立场是，让自己的贸易伙伴们放弃之前使用熟稔的贸易出口政策，不再为满足不知足的美国消费者。

现在，经济危机显示：即便是美国人，他们也有自身的消费极限。这一次，美国希望就这个已经谈论了许久但从未采取实际行动的计划时机已经成熟。“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否相信：美国真的要停止作为最后的消费者了。”华盛顿彼得斯研究机构主管Fred Bergsten说。

分歧重重

全球性失衡建立在信贷的繁荣之上。当美国的消费者们自由的提高房屋抵押贷款使用信用卡支持消费的时候，相应的部分则由中国和其他地区拿出外汇储备。

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失衡并不直接导致这次危机。他们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低利率导致鼓励投资者为了更丰厚的回报而追逐高风险资产。

上述设想基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等人的说法，即这次金融危机病因与全球经济失衡相关。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内，不少西方政要和分析师责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金融危机根源所在。

他们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不断涌入，致使美国资产泡沫持续膨胀。

但是，中国却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它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富裕国家们过分宽松的监管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正如康内尔大学经济学教授Eswar Prasad所认为的那样，这正是美国很难说服中国参与其主导的重新让经济恢复平衡的框架的理由之一。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金融监管缺位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对于如何改变现行世界经济格局，G20集团内部也存在争议。

按照美国的设想：美国等经常项目呈现赤字的国家将想方设法鼓励储蓄，同时大幅削减财政赤字；德国、日本、中国等主要出口国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欧洲需提高自身竞争力，放宽税收政策、放松用工体制。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欧洲认为：美国对待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应采取务实态度。而中国则始终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现象，原因多而复杂；解决经济失衡需要一个过程，应坚持渐进、有序原则，避免世界经济大起大落。

而为了增加“新框架”提案对中国等国家的吸引力，也为了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添实力，美国正在努力准备着在本周进行的G20峰会上达成一项协议：为了让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议中更多的话语权，要增加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投票权力。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Domenico Lombardi说，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的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会更加认可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美国正在追求一个更加多边的战略，一方面它能够通过给予权力要求中国在国际货币系统中变成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参与者，”“另一方面，美国将会支持任何的能够概予中国更高地位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举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会的高级研究员Lombardi说。

根本性缺陷

“调整全球经济秩序的议题肯定会提，但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处于低谷时各方达成一致比较容易，但经济开始恢复时各方就很难在国际层面上达成共识。”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近日表示。

这并不是G20等峰会在解决问题时所面临的所有尴尬问题。“对于一个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任何谈判原则的组织来说，压在G20身上的期待实在是太过于沉重了。它并不是像有些人口中所声称的‘世界筹划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ld."）。它的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它的代表性，在国家法既定的框架之下，这种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比联合国安理会更加具备合法性。而且，它也更加灵活，能够迅速的应对一系列问题，从金融危机到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Parag Khanna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曾经多次试图解决美国的过度消费储蓄不足问题，但是它们都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该组织缺乏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组织的影响力。它唯一可用的武器，其实就只有两样：确保大家彼此顺从，以及公开谴责(naming-and-shaming)。

相较之下，《新共和》专栏作家西蒙.约翰逊的批评则更为犀利：一旦有人站出来就一个问题进行反对时，你可以说“我们正在这么做，但是细节还没有彻底确定，”或者“但是，我们同意这样的原则，当然，细节是很复杂的。”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一次G20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将是世界经济决策者们展示彼此互相支持的舞台。毕竟，我们的意见领袖们知道，假如所有的人都超那边走，那么那边肯定是正确的方向了。”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可能会受到改革框架影响的利益群体，“会出现真正的国际金融结构的框架性改变吗？不可能。而且，你知道，因为金融机构的ceo们将会反对伤害他们的改革方案，用社论对版，用互联网广告，用无数的有线电视广告，以及在权力机关中的影响。” 约翰逊说。“除非而且直到我们最大的那些金融玩家们都下了地狱，我们都命定要重演这种繁荣衰落交替的循环。假如你找到了一个政府，它能够毫不犹豫的解决这个问题不受游说的影响，请让我知道。”

即便如此，Parag Khanna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假如G20想要在它的前任们——例如G7——倒下的地方去的成功，它就必须聚焦于那些对其成员国来说最为紧关节要的问题，例如食品安全、移民以及发展金融业。参加G20的外交官们应该夜以继日的就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例如中国、沙特以及韩国——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问题进行协商。”

此外，美国和欧盟还应该削减农业补贴，这样贫困的国家们就能够增加农业出口了——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被大量浪费掉的发展援助会被削减。

“在环境问题上，西方国家们应该捐献一个环境改变基金。与此同时，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这些资金购买经过资助过了的清洁技术，即便减少它们的排放。” Khann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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