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的

2009-09-24

理查德.波斯纳

危机行至中途的再思考

理查德.波斯纳/文 直到去年9月，当银行业变得分崩离析而衰退也若隐若现的时候——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虽然我也对经济学也有兴趣，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去读一下《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我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名声广为人知，而我也知道这本书的卓越名声。但是，它是一部有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著作——研究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例如通胀、商业循环以及经济增长。法律，或者更精确的说是经济法——我的学术专长领域——跟这些现象并没有太大范围的重合之处。而且我曾经听说过，这本书非常难读，因此我猜测它或许太过于依赖数学公式了。而且，凯恩斯主义者是一种旧式的自由派，他们相信通过笨手笨脚的财政政策来控制商业循环周期中的兴与衰。而且，这本书曾经被米尔顿.弗里德曼给驳倒过，虽然他也曾经赞美过凯恩斯早期有关货币主义的著作。1992年，哈佛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曾经有过一个主张，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也不想要对此进行反驳：“在经济学领域里，在经过五十年时间的进一步研究进展之后，《通论》是一本已经过时了的书……在指出经济如何运行的领域里，我们站在一个比凯恩斯更加有利的位置之上。”

自从去年9月以来，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一代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并没有弄清楚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行的。针对房地产泡沫以及接着出现的银行业危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盲目的。而因此也就误判了它们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严重性。针对传统的由美联储实施的以避免急剧衰退为目的所实施的传统的货币政策的无用性，也把他们弄得不知所措。如果二者有什么分别的话，那么他们也同意假如政府停止这么做的话能够阻止危机并且让经济踏上复苏之路。直到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大体上支持了奥巴马政府为了让经济摆脱衰退而大规模实施的凯恩斯战略。一些人说：政府现在做得还不够，而且让银行家们的日子过地太舒服了。而另外一些人则说：现在已经做得太多了，忽略了长期的影响。有关为了控制衰退、加速复苏以及避免重复的做法的细节，并没有一致的专业性意见。因为不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专家们也就没有仔细思量过，假如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到底应该做什么。

因为专家们那里的这种混乱局面，我决定我最好还是读一读《通论》吧。这么做了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它已经是一本“古旧”的书籍，但它依然是我们针对这次危机的最好的指南。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结论。在凯恩斯卓越的三卷本传记的作者Robert Skidelsky即将出版的新书《凯恩斯：大师的回归（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中，他解释了凯恩斯是如何与他的前辈——“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的继任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区别开来的。而且，他还指出：新凯恩斯主义者们放弃了凯恩斯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们并没有使用属于现代经济学家们所热衷的数学化来包装自己。Skidelsky有关凯恩斯理论中与众不同部分的总结是卓越的。

虽然它并不是以数学化的方式写就，但阅读《通论》的过程依然异常艰巨。书中包含数学的部分，但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呈现的。这是一本卓越的散文作品，经常爆发出格言火花，注重修辞和写作。

现在来阅读这本书是尤其困难的——这是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时代——因为，它是以这些人所十分不熟悉的概念为基础来进行写作的。正是这使得这本书在曼昆那里看起来“过时了”——而也使得它的确变成了一本在很大程度上无人问津的经典。今天经济学的统治性的概念——也是指导我的学术领域经济法的原则之一——经济学研究理性选择。在所有人类所作出的选择之中，人们被假设为作出种种理性的选择。包括但不局限于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之中，辅之以一种形式的（通常是被删减且不正式的）成本效益分析。老式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使用不管什么形式但是看上去适用且在手边的任何一种分析方法。凯恩斯想要在研究决策过程中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想研究——在一些近似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之上，经济学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假设人们真正做出什么决定。

《通论》充满了有趣的心理上的观察，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处在繁荣时期，一般的假设是风险倾向于变得罕见而且极低，”而当在衰退的时候，企业家们的“动物精神”就减少了。他使用类似这样的洞察力，并不想要尝试着把它们变成一个理性决策的模型。

折衷主义的描述经济行为的方式来自凯恩斯的天性，因为他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没有经济学学位，而且在非常多的其他领域里进行协作。他在剑桥获得资助，与此同时，还在政府中广泛任职——作为顾及高级别的公务员。此外，他还是一个活跃的投机者、善辩者以及记者。他以打字机公司谋生，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芭蕾舞迷。

假如人们脑子中能有历史事实、以及他在书中所做的三个断言的话，凯恩斯的理论及其在我们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的应用能够起到最大的效果。历史事实是：1919和1939年之间的英格兰，遭遇了持续的高失业率——从来没有低于过10%，而且在1935年凯恩斯完成《通论》的时候，更是高达15%。解释持续不断的失业率现象，是凯恩斯为自己设定的主要任务。虽然他曾经广为人知的宣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他还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在凯恩斯写作时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那三个断言是：首先，消费是“唯一的结果，而且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标。”因为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设计的，不管这种需求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但是，“消费”并没有在这本书的书名中出现，因为唯一让凯恩斯感到有趣的事情就是：人们究竟可能拿收入中的多少钱来进行消费——就像我们所即将看到的那样，越多越好。第二个断言是：储蓄的重要性（以及有毒效应）。仅仅是为了一种特别的未来支出，人们不会进行储蓄。他们储蓄，还是因为要对抗不确定性。而第三个断言跟第二个有关，那就是：不确定性。这种风险的感觉跟在轮盘赌中失败的风险不同，它是不能够被计算出来的。它是经济环境总的普遍性特征，尤其是在在满足未来的消费领域里。

一个国家的年度产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年收入，是一年中所有被制造出来的货物的市场价值。这些货物要么是消费品——例如人们所购买的食物，要么是投资品——例如生产机器。人们没有支出给消费品的就是他们的储蓄——收入减去消费等于储蓄。因为收入减去消费也等于投资，所以凯恩斯坚持认为，储蓄必须与投资相等。但是，储蓄与投资相等这件事情是让人感到迷惑的。假如你把床垫子底下塞满了钱，你是在储蓄。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你才能觉得自己是在进行投资？假如你购买了普通股，你是在投资。但是，你投资给生产性资本去建设一个工厂的贡献就被削弱了。

在最低的限度之上，我们应该区分开启动型的生产性投资和实际上的投资之间的区别。或者，相当的，在被动的投资和积极的投资之间进行区分。假如你将自己的储蓄放到一家银行之中，那家得到这些储蓄的银行——而不是你——将会去决定是否借给这些钱给一个商人去进行他生意的投资。尽管如此，这些钱还是投资。即便是那些你塞在床垫之下的钱，也还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的投资的。十有八九，它最终是要被花掉的。而正是因为如此，跟投资一样，它也是给予未来消费的一种资助。但是，在这个例子之中，被动的投资或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变成实际的能动的投资。

之间的落后效应能够妨碍经济的增长。进行消费的收入，跟那些被储蓄起来的收入不同，变成了消费品出售者的收入。当我买一瓶酒的时候，我的成本是收入支付给了销售者，而且他将这些收入花掉之后将会变成其他人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所以，我购买酒所使用的收入所导致的能动的投资制造出来的收入将变成一个链式反映，凯恩斯将其称之为是“乘数效应”。

而这里也是需要注意的部分：由投资所导致的收入增长，比收入中用来支出而不是储蓄的百分比提高更为重要。支出增加了那些在支出接收端的人们的收入。这种起源或者消费的二次效应比一个人收入更多的进行支出的比值提高更加重要，而它也放大了原始投资的收入-产出效应。假如每个人都指出他所额外获得的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接着，1美元的额外收入变成了9美元的额外消费。所有的这些支出都变成了供应者的收入。假如百分之七十的额外每一美元的收入都被支出了，所以第一个接受者就只花掉了他所时得到的70美分中的49美分。第二个是34.4美分，如此循环往复。最终的消费增长只有1.54美元。而所以进入这个循环中的投资将会变得不那么有生产力。在第一个例子中，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对收入的效应——是10.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只有2.5。这种不同的产生，起源自消费收入而不是储蓄收入的不同（顺便说一下，今天没有人认为投资的乘数效应会如此之高。）

换句话说，对于凯恩斯来说，是消费而不是节俭，才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在这里，凯恩斯的第二个断言踏进来了：人们经常为没有特定目的的未来支出而进行储蓄。凯恩斯提到了一大堆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人们的储蓄将不会促进能动的投资，起码是从短期来看。储蓄者们或许希望“把财富遗留下去，”“满足纯粹的贪婪”“建立一种储备，以应对看不到形状的未来，”“虽然没有特定的注意或者特定的想要做的事情，享受一种独立感和有权去做事情的感觉”，或者，含蓄的获得一种作为节俭者的尊严感。因为凯恩斯集中于关注失业问题，他对储蓄的怀疑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更多的收入被消费了而不是被储蓄起来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对于货物的需求，而且因此更多的产出，因此导致更低的失业率。

但是，在这个地方，凯恩斯将储蓄和投资等同看待的做法变得尤其令人感到疑惑。投资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么？正是它驱动了收入。而且，假如投资是一件好事情的话，不必储蓄了，因为它已经变成投资的同义词了，这难道不也是一件好事情么？虽然并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么清楚，但凯恩斯的答案是：只有当它资助了生产性资本的创造性知识，投资才会增加产出，而且带来工作。当它以储蓄的形式进行投资时，存款和促进经济活动的链条被打破了，或者至少是增加了阻力。

我所认为的凯恩斯理论中的第三个断言——商业环境的特点是一种以不能够确定的风险为感觉的不确定性——现在进来了。储蓄者并不直接知道他们的储蓄将会被企业家所使用。而企业家们知道，他们被创造利润的希望给指引着。但是，当一笔投资在真正产生利润之前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话，它的成功的预期将会被很多的不可测因素给干扰着：成本、消费者的偏好、竞争者的行动、政府政策以及整体上的经济状况。在新书中，Skidelsky很好的描述了这一切：“一种缺乏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对于利润的预期或者是利率，它们都不是生产力和节约的根本性因素。它们被不确定性和对于未来变动的预期给驱动着。”只有凯恩斯所称之为是“动物精神”或者“行动的激励”才会说服商人们去涉足这样一片未知的领域。

但是，不管一个商人的“动物精神”有多么高涨，商业环境中经常出现的不确定性，还是会让他很难获得投资。他们的这种局面将会变得更加糟糕，假如储蓄者们不愿意拿出钱来的话。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拿出钱来，是因为自身对于未来利率、违约风险、偿还债务对现金产生的紧急需求或者是未知的支出而进行的准备。储蓄的倾向越厉害，商人想要获得资本的利率就越高。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长期贷款的利率支出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而一个高的利率将会对于计划产生有其严重的负效应。

我所提到的这种“沉默的资本”是为了在制度上说明储蓄：金钱被存起来而不是进行支出，为的是偿付未来的债务。而这种投资的无效性导致了利率的提高。高利率让被动投资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因此伤害到了能动投资，因此伤害到了消费。的确，高利率不鼓励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储蓄，它还鼓励了被动的投资，例如购买政府债券，而这将会对于鼓励能动投资产生遥远的鼓励效应。

虽然在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对于其有效性的辩论，但凯恩斯的分析提供了针对英格兰持续性的高失业率的解释，或者更为精确的说是提供了一种描述无意间出现的失业率的框架。处于失业状况的工人们会选择做一份收入低于正常状况但是高于失业救济金的工作。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份工资会回在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做的时候停止下降。但是，凯恩斯指出：既然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彻底的消费者，工资的下降将会减少收入，因此减少了消费机投资——除非价格也相应的下降的话。价格或许会下降一点，因为生产者的劳动成本也降低了。

但是，价格的普遍下降——通缩——会伤害到经济的稳定性。而且，为了给失业者们腾地方而实质上削减工人们工资，是一种肯定会导致工业竞争的公式。

而工人们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雇佣了100个高水平工人的工厂，比一个花更少的钱雇佣了120个人有更低的平均成本。除非对于商品的需求是如此的高涨，以至于可以为一个公司提供生存的空间，否则，因为它的雇员都是低水平的工人，它的生产成本将比现在的公司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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