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G2，谢谢你

2009-11-18

米歇尔赫奇

为什么中美关系虽然不是世界经济的唯一支点，但它依然仍是一件好事情。

米歇尔.赫奇/文 冷战结束之后，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们一直期望着能够找到一个够得上他们的战略性思考地位的敌人。很多人努力尝试想要把中国变成其中之一。在90年代末期，五角大楼近乎传奇般的“net assessment ”计划主管、杜鲁门年代的最后一个冷战分子的Andrew Marshall,他在一份研究中指出：呼吁将美国的军事资产大规模的从欧洲转移到朝向亚洲。在五角大楼计划者的眼中，新的fulda裂口——在冷战期间苏联军队准备入侵西欧的地区——将是南中国海域。这里是一个关键的“战略要点”，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寻找机会进行控制。而声名卓著的现实主义学者John Mearsheimer则辩论说，假如中国继续“以迅猛的速度进行现代化”的话，它“将毫无疑问的追求地区性主导权的地位，就像在19世纪时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他同时指出了解决方案：美国不仅仅应该退出约定，还应该延缓中国的发展。

幸运的是，这种有关中美关系的过分简化、仍然固守过去战争的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了。但是，它被消除的程度还是不够。今天的重要的战略性观点趋向于集中于经济——中国的资本盈余和美国的赤字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衡——与此同时，也依然采用的是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在描述美国和中国和日本——美国债务最大的持有者——的关系的时候，所表达的方式是“金融恐怖主义的一种均衡”。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最新的阐述中，纽约时报评论员克鲁格曼力促美国总统奥巴马，让他在第一次中国行谈到汇率问题的时候采用强硬立场，以便能够避免“一种潜在的丑陋的对抗”。克鲁格曼说，中国人蓄意的保持人民币汇率过低，是一种“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 devaluation）”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使得中国可以维持自己的出口优势。北京的目的是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平息国人的情绪，与此同时，却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美国两位数的失业率。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克鲁格曼警告说。

真是这样吗？退后一步来看。自从大衰退之后的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以来，今年出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国际性系统的反应。“我们从未进入一个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主要的国家们的应对也如此的像是一个成年人。”前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政治顾问、经济学Richard Medley说。“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甚至连一少部分的欧洲人也是如此。”贸易大幅减少，但却并未崩溃。并没有出现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有毒的民族主义。相反，在改进全球性金融体系的问题上，一种小心的政治性的讨论政治进行之中。

最重要的是，Medley说，世界经济和全球性系统的主要发动机——G2，美国和中国——依然是提供稳定性的根源。“G2正在不断进化之中，而两个国家也都正在做着一些成熟的工作让它来进化。”他说。这个过程是如此的顺畅，以至于全球增长的第三极——欧盟——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嫉妒起来了。上个月，英国外交部长David Miliband警告说，欧盟有变成“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组成的G2形成的世界给边缘化”的危险。短短数周之后，意大利外长Franco Frattini也劝告它的大陆同志们：“假如我们不能够找到一种普遍的外交政策，欧洲就有变得不相干的危险……我们将被G2的美国中国放到一边置之不理，也就是说，太平洋轴心国和大西洋轴心国的说法将被忘掉。”

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是让人感到愉快的，还能够不可思议的带来健康上的好处：词语上的战争是不会有机会变成实际的战争的。当然，G2自己的处境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舒舒服服：本周二，在双方头脑清醒的会议上，看上去，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有关气候变化和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是并不一样的。中国并没有支持美国的做法。而且，中国还在有关关税问题上讽刺了美国一下。但是，双方的不同并非致命性的。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合理的理由：各自不同利益使中美两国的立场不同。当奥巴马在上海说“21世纪的权力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他说的是一个虽然无聊、但却是有关现存强权和正在兴起的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深刻的事实。是的，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如此的相互关联了，以至于它们想要彼此解脱的话将意味着一种“确保相互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或者说MAD（肯定会兴起另外一场的冷战）。但是，这却并不是一个好的MAD，而是一个糟糕的MAD。事实上，全球性的系统更像是一种“互相帮助的社会”，正如普林斯顿学者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国家，甚至像是调皮捣蛋像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能够找到一条方式逃脱这种有利的全球性规则的铁律：想要变得有影响力或者说是强大的话，一个国家必须是繁荣的。想要变得繁荣，一个国家的经济必须部分参与国际性体系。为了有效的参与国际性体系，甚至有着非常不同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国家，就像是美国和中国，也必须按照一种严格的规范协调统一行动。除此之外没有选择。“今天，想要变得成功的话，一个国家必须参与WTO”，Ikenberry说。

1978年，当开放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或许并不能够完全明白他所做的事情的全部含义。邓小平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苏联一样的“命令式经济”崩溃的命运。“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邓小平说。这意味着，只要私有企业能够起到效果的话，中国也将会尝试一下。

这就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日本所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日本发动两场战争，一次是由战舰、飞机和军队来发动的，一次是由贸易来发动的。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成熟——在数年的不遗余力的推动日本市场开放而且改变其政策之后——东京的官员和商业精英们开始推销与西方经济“共生（kyosei）”的概念了。日本的跨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在美国——目的是为了避免出口关税；在亚洲——是为了避免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结果是，日本开始不断失掉其“Inc.”——国家的利益和巨型公司门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了。三菱、丰田、松下——它们都是日本战后重生的骄傲——开始加入更为广大的跨国性的离散。借助于全球性的生产，日本的公司们在一种令人震惊的程度上，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我们”而不是“他们”。

而这也是中国正在前进的方向——假如我们能够有耐心劝说他们到达那里的话。最终——或许这将再花去另外的一百年——随着人们开始变得更加富裕，中国人将开始更加正常的进行消费，这将会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动（甚至比日本人的程度还要厉害：和日本人比较起来，中国人有一种更为自然的资本主义精神）。全球性的体系或许并不漂亮，也不会有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会朝着这样的目的进行设想。但是，它却是有效果的。因此，让我们希望奥巴马有智慧适可而止吧。

米歇尔.赫奇（Michael Hirsh）也是《与我们自己进行的战争：为什么美国正在浪费它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机会》（At War with Ourselves: Why America Is Squandering Its Chance to Build a Better World）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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