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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福布斯论道凯恩斯
陈铭玉
13:06
20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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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史蒂夫·福布斯的笔下如果出现对市场经济丝毫不敬之言,那倒令人惊诧。 

福布斯坚信,“市场的作用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给予人们足够大的经济决策空间,市场必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对高度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忠贞迷恋,乃致坚决捍卫,福布斯对于政府的干预极尽反感,这种反感不仅仅表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坚决摒弃,甚至也包括对“罗斯福新政”的断然否定,这倒不由叫人想起去年的那本《罗斯福新政的谎言》。 

在那本书里,身为历史学家的伯顿·W·小福尔索姆,从罗斯福个人性格特征角度,广泛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目的只有一个,即罗斯福并没有使美国经济真正摆脱世纪大萧条,其久为公众称道的最低工资制度和高福利政策,并没有造福于社会经济,反倒成为企业轻装上阵的掣肘,市场经济发韧的绊脚石。 

在福布斯看来,市场“是一个由人们来投票进行选择的公共场所。不同的是,人们不是进行选举投票,而是用手中的钱来投票。”这个道理算不得新鲜,不过,市场既然与钱有着千丝万缕之系,那么同样具有硬币的两面性。 

福布斯坚决反对向富人征太多的税,认为这样不利于他们掌握充足的资金,创新发展;认为政府不应强加企业太多就业压力,这样只会令企业背上沉重的人力包袱……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替富人说话”的海外版本。福布斯坚信,让富人拥有充分自由的条件,就可以为穷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 

但是,创造财富与反哺社会显然是两种不同理念。虽然不应否认微软包括阿里巴巴这类创新企业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企业如果只是满足做大做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约束,能否自动形成一种有助于帮助贫弱群体的慈善文化呢?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实力并不差,但在慈善方面还存有太多欠账。美国今天的慈善文化,虽然离不开卡耐基等人的矢志力推,但更赖于相关机制的激励。而这些机制从破茧到公信力塑立,既离不开立法机关,也离不开政府的严格监管。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有没有永恒的法则?产生如此感触,是因为福布斯提到,“今天许多人对次级贷款者加以批评,而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谴责银行拒绝贷款给低收入的人群。那时候,这种做法被称为‘贷款歧视’”。贷与怎么贷、贷多少,这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妨看看国内的一些变化,比如“投机倒把罪”的变迁。改革之初,面对资源严重短缺,商品高度匮乏的现实,稳定市场成为“头等大事”,1979年的《刑法》明确了投机倒把罪。时过境迁,今天商品高度丰富,社会转入激发大众消费轨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今天的现实尺度,去丈量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呢?实际上,1997年,《刑法》便取消了投机倒把罪,2009年,法律中“投机倒把罪”被彻底清除。 

有趣的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问题上,福布斯坚决反对“山姆大叔”对华施压。而在看待日本“失去的十年”问题时,福布斯只字不提饱为经济学者诟病的“广场协议”,反倒归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日本的“盛极而衰”,到底是因为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福布斯对于政府支出过大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有数据表明,截止去年,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超7万亿元,庞大的债务,逼着地方政府想方拓展“找钱”渠道,如进一步绑紧与土地财政的联系,变相沦为房价的推手。 

市场经济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化,在凯恩斯那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福布斯这里则变成了肯定。遗憾的是,早已作古的凯恩斯,无法同福布斯摆茶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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