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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史蒂夫·福布斯的笔下如果出现对市场经济丝毫不敬之言，那倒令人惊诧。 

福布斯坚信，“市场的作用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给予人们足够大的经济决策空间，市场必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对高度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忠贞迷恋，乃致坚决捍卫，福布斯对于政府的干预极尽反感，这种反感不仅仅表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坚决摒弃，甚至也包括对“罗斯福新政”的断然否定，这倒不由叫人想起去年的那本《罗斯福新政的谎言》。 

在那本书里，身为历史学家的伯顿·W·小福尔索姆，从罗斯福个人性格特征角度，广泛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目的只有一个，即罗斯福并没有使美国经济真正摆脱世纪大萧条，其久为公众称道的最低工资制度和高福利政策，并没有造福于社会经济，反倒成为企业轻装上阵的掣肘，市场经济发韧的绊脚石。 

在福布斯看来，市场“是一个由人们来投票进行选择的公共场所。不同的是，人们不是进行选举投票，而是用手中的钱来投票。”这个道理算不得新鲜，不过，市场既然与钱有着千丝万缕之系，那么同样具有硬币的两面性。 

福布斯坚决反对向富人征太多的税，认为这样不利于他们掌握充足的资金，创新发展；认为政府不应强加企业太多就业压力，这样只会令企业背上沉重的人力包袱……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替富人说话”的海外版本。福布斯坚信，让富人拥有充分自由的条件，就可以为穷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 

但是，创造财富与反哺社会显然是两种不同理念。虽然不应否认微软包括阿里巴巴这类创新企业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企业如果只是满足做大做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约束，能否自动形成一种有助于帮助贫弱群体的慈善文化呢？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实力并不差，但在慈善方面还存有太多欠账。美国今天的慈善文化，虽然离不开卡耐基等人的矢志力推，但更赖于相关机制的激励。而这些机制从破茧到公信力塑立，既离不开立法机关，也离不开政府的严格监管。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有没有永恒的法则？产生如此感触，是因为福布斯提到，“今天许多人对次级贷款者加以批评，而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谴责银行拒绝贷款给低收入的人群。那时候，这种做法被称为‘贷款歧视’”。贷与怎么贷、贷多少，这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妨看看国内的一些变化，比如“投机倒把罪”的变迁。改革之初，面对资源严重短缺，商品高度匮乏的现实，稳定市场成为“头等大事”，1979年的《刑法》明确了投机倒把罪。时过境迁，今天商品高度丰富，社会转入激发大众消费轨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今天的现实尺度，去丈量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呢？实际上，1997年，《刑法》便取消了投机倒把罪，2009年，法律中“投机倒把罪”被彻底清除。 

有趣的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问题上，福布斯坚决反对“山姆大叔”对华施压。而在看待日本“失去的十年”问题时，福布斯只字不提饱为经济学者诟病的“广场协议”，反倒归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日本的“盛极而衰”，到底是因为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福布斯对于政府支出过大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有数据表明，截止去年，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超7万亿元，庞大的债务，逼着地方政府想方拓展“找钱”渠道，如进一步绑紧与土地财政的联系，变相沦为房价的推手。 

市场经济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化，在凯恩斯那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福布斯这里则变成了肯定。遗憾的是，早已作古的凯恩斯，无法同福布斯摆茶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