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姚维钧的奇情奇缘
导语:

【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眼睛看到纸的背面——歌德】

章诗依/文 《灵珰百札》是黄炎培与姚维钧的情书与家信集,它是一桩奇情的记录,也是一本好看的诗文合集,18万字的篇幅,恰如一道情感与文字的激流,顺流而下,掩卷之后,心灵被带到一片奇异而澄澈的地带。

黄、姚的恋情,令人称奇。二人初识于1941年12月,当时,黄炎培六旬有三,姚维钧三十又二,相差三十一岁。年龄的落差之外,是社会地位的差距。当时的黄炎培,是名满天下的民主人士,正为抗战募捐在大后方仆仆奔走。而姚维钧是一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二人以书信结识、定情,鸿雁往返八个月后,才彼此见到真身,见面后第六天,即举行婚礼。这样的方式与速度,在当时恐怕属于“闪婚”了。

奇情须由奇人缔造,更需要奇缘。从黄、姚之间的通信中,不难看出,黄炎培是一个果断、自信的人,其个性既热情奔放又心细如发,老于世故与至情至性兼而有之。当机遇来临时,能够不为俗情所累,勇敢地去追求幸福。姚维钧的个性,则早熟而有主见。她在给朋友的信中透露,对黄炎培怀产生敬慕之情,已有二十年,“自有知以来,就对他发生敬仰,不知不觉的种下了情芽,而又纯洁的爱上了他,只是为了种种约制,我把这种纯洁的爱,深深地敛在心坎,二十年如一日。我一点不给它有表达的机会。”时光倒退二十年,黄炎培正值春秋鼎盛,有美满幸福的婚姻,而姚维钧不过豆蔻之年,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少女的她对黄炎培产生感情,无从得知。能知道的只是,彼时的黄炎培,正在上海办教育,他创办的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国民党的蒋经国、蒋纬国,著名学者范文澜、罗尔纲等,都毕业于此。

1940年,黄炎培的结发妻子王纠思病逝。一年后,黄炎培接到姚维钧的拜师信,二十年前种下的情芽有了生长的机会。可以推断,姚或许是知道了黄结发之妻去世了这个事实,才发出第一封信的。黄炎培老于世故的一面立刻表现出来,在第一封回信中,即明确询问姚维钧的年龄、籍贯、家庭情况、修学状况,并让姚略述自己的志愿。基本的审查工作结束,得到的信息令黄炎培感到满意,同时感到惊讶。原来,姚维钧与王纠思竟是同乡,同为浦东南汇南浦镇人。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姚维钧似乎注定是黄炎培的“预备役”。她服装简朴,待人热情,胸襟高洁,忠诚而勇敢,这些品性,酷似黄的恩爱发妻王纠思。尤为巧合的是,根据姚、黄二人共同的朋友描述,就连姚维钧的形体,也与王纠思很接近。在黄炎培的悼亡诗作中,有“吾生万念一时灰”的悲叹,极写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发妻的去世给其带来的打击,而姚维钧的出现,让黄炎培看到了王纠思的替代品,倍感欣喜。这一点,黄炎培不讳言,姚维钧也不计较。

不过,姚维钧并非爱到没有了自己,在婚前,要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是她绝不含糊的底线。姚维钧大学毕业前夕,黄考虑到此时花销较大,给姚汇去一千元钱,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学校长三个月的薪水。此时,二人已经情到深处,然而,这番慷慨却遭到姚维钧的谢绝。在信中,她告诉黄炎培,自己不能领受这样的美意,因为“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贪’”,她呼告黄炎培“成全我良心上之主张”,坚持二人见面时将钱奉还。

用我辈今日的俗眼看去,黄、姚恋之奇,更在于男女之情与家国之情的激情合奏。在二人的书信中,急切的爱国、救国之情的抒发,与相互间的探寻、关切与欣赏,交织在一起,是常见的笔墨。在黄炎培,是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此诸如“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样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这样的告白,频频见诸情书。而在姚维钧,是只身从江南逃难到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家国之痛盈于心头,因此,初识不久,面对黄炎培对其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姚答以“身体素好,最近尤健。若此而为个人幸福,乃未敢言。为社会国家能多出些力,则固所愿也!”言下之意,身体的健康,首先并非个人之福,能贡献于国家社会,才有意义。

在私密的通信中,交响着如此高亢的爱国大词,在今天不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讥为雷人之语的可能。但是,在一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暗夜,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暴的英雄岁月,男女二人之间的通信中流溢着爱国的情感,是大时代的轰鸣在个体身上的回响,再自然、真诚不过。六十余年后,捧读这样特别的情书,只能由衷感叹,本该挥洒纯粹男欢女爱之情的尺素锦笺,却承载如许浓郁的家国情思,当时的中国人,当时的时代,是何等沉重,又是何等别样的风流。

黄、姚二人从1941年12月开始通信,到1942年8月结婚,8个月中,通信百余封,不但频率高,且热度灼人,尤其是黄炎培这厢,如其自称的那样,是一副“火烈烈”的性情,在感情表达上的奔放热烈,丝毫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姚维钧表现出踌躇,黄立刻瘫倒在床,一副“老房子着火”的情状。黄炎培本就是一个诗人,具有诗人共有的情感丰富敏锐的心理特点,历尽沧桑,到了花甲之年后,更是柔肠百转,动辄老泪纵横。对此他并不羞于让姚知道,在信中,“我又哭了”这样的话,时常出现。这是黄真性情的表现。姚维钧不得不哄他少哭,劝其如果想哭时,就写文章抒发,因为“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眼睛已经哭出毛病了,其多情若此,不是凡夫俗子能够做到的。

老年黄炎培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很可以理解。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老年人世味寡淡,情感枯索,其实,正如黄炎培所说,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类是有情动物。作为老人,经历过劳作、奋斗与爱恨,对世界其实是更怀深情与眷恋的,只是表现得趋于深沉、隐蔽而已。而许多文化中,不乏压制老年人情感的传统。“为老不尊”“寿则多辱”之类的俗语,正是世俗对老人情感的无形规范。王尔德曾经说过一句很透彻也很真实的话:“人老了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心依然年轻。”大抵说的是人到老境,欲望与能力形成反差,同时也未尝不可理解为老人情感与环境及习俗的冲突。只有那些个性强烈者才能冲破流俗的规制,遵循造物赋予有情动物的天性,敢爱敢恨,快意表达。黄炎培绝非腐儒,而是个独立意识很强、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世俗的常情,羁绊不了他,因此在姚维钧面前,才会较少虚饰,而有至情至性的表现。

与黄炎培的炽烈奔放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差,姚维钧倒表现出女性在情感上往往更理性与冷静的一面。几个月的鸿雁往返之后,当黄炎培在信中特附一小笺,明确向姚维钧表达爱情时,姚的反应,是还不能接受黄的爱情,她认为,两人还没有见过面,黄对她的缺点还不够了解。这个反应,既真诚,也未尝不是聪明的以退为进。

黄没看错姚。从黄、姚的通信中不难看出,姚维钧是一个智性、理性与感性平衡的人,知书达理,悟性很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爱情中,她更看重精神上的相知,所寻找的,是灵魂伴侣。她也是一个浪漫的女子,提出与黄炎培约好一天,在同一时间,在异地同时赏月,并将赏月的感受记录下来,彼此交换。凡此种种,今日看来,即使不是空谷足音,也属相当古典的做派。

黄、姚结婚后,生有四个孩子。1949年后,黄炎培短暂在政府中工作,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姚作为黄的秘书,内外兼理,任务繁重。令人欣慰的是,这段奇情不曾褪色。1954年8月,黄、姚结婚第十二年毕,为了纪念,二人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用来包装前述百余多封信。黄炎培在其上题“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这就是《灵珰百札》的由来。

不过,黄炎培有一处看得大错特错。他认为,从人的字体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福泽。他认为,姚维钧的字端正圆润,将来福泽不会浅。令人唏嘘的是,1965年黄炎培去世,转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姚维钧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尽,时年五十九岁。她与黄的奇缘奇情,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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