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和发展专家、英国乐施会研究主管邓肯•格林

 

发展是一种尊严感

 

言咏

 

 

 

 

11月3日苹果公司在深圳的零售店正式开业，其所在的南山区“益田假日广场”店铺林立，是深圳最新建成的高级购物商圈。细心的科技媒体和“苹果观察员”们发现，该区域集中居住了很多富人，所以“人口特征上很适合于高端零售业”（M.I.C　Gad-get）。

 

 

 

（流水线上的工人年轻而贫穷，与使用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富人们在城市里比邻而居）

 

其实，这个中国南方城市早以它的另外一面闻名于世，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基地。每天，成千上万的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从富士康工厂的大门流向全世界的上等街区，但直到接二连三的员工跳楼新闻出现之后，人们才发现大门后面的那个人群：

 

他们年轻却贫穷，书只读到高中甚至初中；在电子产品组装生产线上，他们快速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动作8个小时，赚取每个月900元的基本工资，为了让收入多一些，他们自愿放弃闲暇时间，大量延长加班，领到薪水之后他们大多会直接去银行把大部分的钱寄回给农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他们的工作合同通常是临时的，工厂的订单波动直接决定了他们什么时候有活干，什么时候失业，也因此，他们很难被纳入到公共福利体系比如养老金，也常常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

 

他们就这样和那些使用他们亲手组装出来的iPhone的富人们，在深圳这个城市比邻而居——实际上，这也是整个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个新的现实。伴随着一个有惊人消费能力的富人群体的产生，城市角落中的贫民和广大农村人口正在被排斥在均等地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之外。

 

“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事实来看，中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印度在过去20年里，基尼系数翻了一倍。随着国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成长，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因各方面资源优势发展得比较好，财富不均和权力差距开始拉大。”全球贫困和发展专家、英国乐施会研究主管、《从贫困到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作者邓肯•格林（Duncan　Green）说，“而不平等正反过来成为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障碍。”

 

邓肯有着25年专门研究抗击贫困和不公的丰富经验，他以记者和NGO研究员的身份遍游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从贫困到权力》一书集中了大量的案例研究。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邓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将中国30年来的快速发展归功于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像解决贫困那样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性质是发展和改善穷人生活的核心，但是‘不平等’决定了这种受益能走多远。”他说。

 

邓肯一再强调，他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然而，近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许正是一种“活跃”的公民行为，也提醒政府在发展问题上，“穷人并不是被动接受施舍的对象，在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他们是应该对自身的发展负责的活跃主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也许不失是一个下决心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好时机。

 

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分配权力

 

经济观察报：有报告显示，目前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不平等状况甚至比不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对于一国发展过程来看，这是必然的现象吗？

 

邓肯•格林：不是必然的。很多国家都做到了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高水平的社会平等，例如越南。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也努力将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一些。中国目前将政策重心放在了社会和谐上，似乎也是因为意识到了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但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似乎对此并不担心。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你认为中国的政府做到了你在《从贫困到权力》一书中所倡导的“有效率的政府”吗？

 

邓肯•格林：是的。全面地发展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来创造经济财富，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一个像韩国或越南政府那样的“有效率的政府”来管理经济，将其从规模经济带入更好的轨道。你需要它来提供教育、建设基础设施、提供能源、建立法律制度。但这仅是发展的一个方面。发展还需要人们有能力掌控命运，让他们有幸福感，这时，活跃的公民意识就很重要，人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改善生活。这才是理想的发展，发展不仅仅关乎钱。

 

经济观察报：中国目前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什么领域？

 

邓肯•格林：就我看来，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性的，是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这正在发生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迁往内陆，这种区域间的“水平不平衡”正逐渐变成社会内部的“垂直不平衡”——穷人和富人生活在相同的空间内。研究表明，两种不平衡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前者会增大区域间的冲突或内战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后者则会提高犯罪率和社会解体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你主张用“根本的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具体是指什么？

 

邓肯•格林：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之内，“分配”就变得非常重要。蛋糕有多大，人有多少，都非常重要。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分配权力。在一个房间内，权力在男女、老少之间分配；在社群之内和社群之间、国家之内与国家之间，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最终仍是权力和权力的分配。所以我认为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再分配”是权力的给予和放弃。

 

经济观察报：通过税收政策和私有化能解决这种“垂直不平等”吗？

 

邓肯•格林：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国家的发展，税率也会随之上升。全世界目前税率最高的是欧洲，最低的是非洲，这并不是偶然。国家的发展需要政府征税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修路、建学校、完善福利制度、关照那些没有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弱势群体。问题是这些税是累进的还是累退的。你必须避免给那些增加穷人负担的征税方式，如消费税，而选择那些有利于财富再分配和增进平等的方式，如收入税。

 

我不认为政府应该插手那些私人部门可以做得很好的领域，比如航空或通讯行业，但是有一些事情只能由政府来做，比如教育必须首先由政府提供，我也不同意金融部门完全私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私有银行不会借钱给穷人，这时你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国有金融体系，来确保每个人都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私有化很复杂，我不能说完全支持或反对，要看具体情况。

 

经济观察报：在解决这种“垂直不平等”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吗？

 

邓肯•格林：一些国家的发展为解决农村贫困以及城市贫民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一种方式是加大对小农户的投资，我认为这也是越南的不平等水平要远远低于中国的原因。越南将很大的发展重心放在了小规模农业上，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则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小规模农业的发展显然更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缓解城市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上，一个很好的办法是通过社会保护网，在减少饥饿、赤贫、提供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小数额的援助往往能产生惊人的效果。我知道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改善福利政策，而且进展迅速，在这方面，全世界其实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鉴。

 

经济观察报：在一个“群体性事件”频繁出现的地方，如果政府的各项政策最终都指向“维稳”，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吗？

 

邓肯•格林：这要看你如何解释“稳定”。一种是你用强力让他们保持安静；另外一种则是不平等和贫困减少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开心，整个社会其乐融融。我当然喜欢第二种。但是，我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不稳定是不利于穷人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冲击，所有这些动荡都倾向于伤害穷人最重。

 

 

 

强政府与强社会可以并存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建立活跃的公民社会，你有何具体的建议？

 

邓肯•格林：阿玛蒂亚•森说发展实际上就是自由地生存和生活，自由地获得各种能力。所以，培养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教育、健康和稳定。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来行使公民权利，但实际上，公民意识还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表达。据我了解，即使在中国的农村，也存在很高程度的公民社会。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不在乎自己的合法性，它们会去倾听，所以我认为“活跃的公民”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经济观察报：然而，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活跃的民间真的可以同时并存吗？

 

邓肯•格林：欧洲不就是吗？欧洲国家往往有一个非常强大和有影响力的政府，保持了很高的财政支出，同时也有很活跃的公民社会。我们还要回到发展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如果发展仅仅关乎GDP，我们会自然地转向亚洲模式，延迟发展公民社会，直到国家变得富裕，就像韩国。但如果你同意发展是一种尊严感，代表你的声音被重视，代表自由地生存和生活，那么你必然会要求早一点实现公民社会，而且越早越好。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过“有效率的政府”和“活跃的民间”发展节奏不匹配时，二者的合作可以诉诸于一定的“社会契约”，你能举个例子吗？

 

邓肯•格林：我们看一下欧洲的现代史，会发现，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最初甚至不知道有国家政府的存在，他们自给自足地生活直到“国家”开始扩张并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被要求参军、纳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并发展，一开始人们并不乐意，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契约开始形成，人们纳税，国家保护公民不被外国侵略等。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夕，革命者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这实际就是一种新的契约，它转化成美国殖民地人民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对话和讨价还价，规定了彼此担负的权利和义务，为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