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 

和大家一样，我的内心也对亲爱的祖国的未来寄予非常美好的希望。那希望恰如梁启超先生在其传世名作《少年中国说》中所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但现实世界又必然不同于主观愿望和想象，这份期许又应该在现实条件下的期许。当我们许下一个愿望，我们就会等待未来的实现，只不过我这份愿望拉长了时光的横轴，延伸去了20年之后——那时已经是2030年。

那一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我们这些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壮年一代都将老去。而那时的印度和巴西，却在30岁左右。

20年后，国内也将面临思想多元化的挑战。届时，社会生活的主体是2000年后出生的人，社会建设的中坚是80后和90后，50到70后一代坚守老去的观念。但80以后的一代，由于经济基础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且不可逆转，注定了会呈现出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更为挑战的是，能否有效形成一种社会各方都基本认同的主流文化和思想，能否有效防范民族归属感的分裂。

世界经济也将面临重心转移的挑战。届时，因为劳动力价格和资源蕴藏量的比较优势，印度、非洲、拉美的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会形成新的全球加工制造中心和日用品消费中心，世界经济的重心将很可能逐步转向印度洋和南大西洋，恰如近三十年来由北大西洋逐步向太平洋转移一样。

那时候，世界政治新老势力面临转换。G7已经明显没落，BRIC、E7等各种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将成为世界的主宰。今天新兴国家保持着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而发达国家只有12%左右，静态看前者超过后者只需7年时间。放眼20年，世界势力格局的逆转注定发生。在核武时代如何完成这一转换，人类还从未经历过。

我们是要在上述四个大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下，寄语未来的中国。我们大体只有20年左右的黄金时间，我们要完成以下历史性的重任。

我们走过的是自我积累的模式，无法与历史上靠掠夺起家的几大欧美帝国相类比。最可参照的恐怕是战后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后走过了40年辉煌的发展期，从战败小国一跃而为全球经济第二强国。但90年代以后，突然失落了20年。但我们依然赞叹其在短短40年跨度内，竟积累了如此雄厚的国民财富和产业竞争能力，竟能在内忧外患下仍将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20年，为国家的重新调整和复苏赢得了时间。

历史还留给我们20年的时间。成为第二经济强国不应仅仅意味着GDP，必须要化成国民财富积累，化成可持续自我发展的经济模式，化成和平年代能征战全球的成批量的国际性企业。

尽管中国的内需市场巨大，经济腾挪的空间较多，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其边际效应终将步入衰退期。从长远来看，能否构建强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是应对老龄化、应对地缘经济地位弱化的根本保证。日本虽陷入失落的20年，但却拥有一流的科技研发能力、一流的国际先进产业和产品的驾驭能力、一流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保证了日本有效参与国际间超额利润的分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必然成为发达国家阵营遏制的首选。除构建强大的国防和军事保障能力外，别无应对他途。尤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中国必然越来越多地远离国土、介入到印度洋和大西洋领域，届时，除保卫陆疆和海疆外，还要突出保障我们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在全球军事工业被封锁、周边多个海域被围堵、个别陆路接壤国家被利用的不利环境下，我们仍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完成国防建设的使命，形成我们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和远程保障能力。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未来二十年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的主要挑战。一方面，尊重个性化思想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共同愿望；但另一方面，失去社会主流价值观，又会导致社会力量分散。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中华文明以“儒、道、释”为核心和载体，迥异于以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为核心和载体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或曰西方文明，如中华文明被同化，将意味着中华民族价值观认同的消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亡。

无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主流文化思想。“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是兼容各种世界文明，兼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但“和”为主、为体、为中心、为不变，“不同”为辅、为用、为外围、为变，两者相互呼应，构成主体文化明确而持久、外围文化多样而翻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上述是未来二十年中国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在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切抛开国家利益的所思所想都是空谈和妄念。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与道路，坚持我们成功所依托的唯物史观、民族精神和中国模式，才能真正以强者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中国的未来在我们自己手中，中国的未来要靠我们自己创造。

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