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注定不平凡。未来经济怎么看、怎么办?经济观察报与经济学者、商业领袖及高层智囊们进行了对话,通过呈现他们的思考,为驾驭风险、预见趋势提供参考借鉴。
全球公共产品目前严重匮乏。这次疫情蔓延,令其愈发凸显。若不迅速通过多边机制,建立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系统,后果恐不堪设想。
我觉得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未来中国新经济的“种子”,这是种子工程的概念。
克服疫情所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这次疫情提高自身机制的效率。
中国经济有大国效应,这样一种规模和完整的体系,短时间内是无法被替代的。
未来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一定是投资数字化逻辑的东西,规避工业化的逻辑。
人们夸大了人工智能的作用,也夸大了对它的恐惧。
第三次造富将会是科技造富,未来拥有技术的人将可能成为中国的富翁。
盛松成预期,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可能会在2.5%-3%。谈到资本账户开放,他反复强调,资本项目开放和对短期流动资金的冲击的管理并不矛盾,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很重要。
刘元春认为,当下需理性评估目前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各种新刺激规划和政策建议,防止出现“过度刺激”与“扩展不足”的困境。在他看来,要正确看待新基建的功效,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不是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进一步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这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觉得,“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如果从数字上来看,欧美国家最困难的日子也过去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的复苏时,他认为有关经济决策的一些讨论似乎失了方向,“现在最为紧迫的是救济而不是刺激。谁最需要救济?是中小企业。”
面临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
如果要和病毒长期共存,那么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变就是形势所需。适应疫情的常态化,就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制度、基础设施和各种行政安排——在经济和抗疫之间找到平衡。
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我们都绑在一起,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都于事无补。
安仁礼认为,在这个时刻需要关注的是疫情之后引起的范式转变,一些全球大趋势会因疫情而加速发展。
王建认为,内需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农民的城市化,而不只是农民工的城市化。对中国来说,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12亿城市人口,2亿农村人口。这也意味着要让6亿农民的家庭进城,政府需要为其提供住房和社保。
我们关注疫情对GDP造成的冲击,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导致各种救援政策自然地偏向生产端。看上去这个逻辑说得通——企业得救了,企业的员工也就得救了。但是这在性质上仍然不同于针对家庭的救济政策,更何况就业人口要比家庭人口小得多。我认为,基于家庭的救助政策应该更为合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讲的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以我为主。这一政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势必会带来政策着重点的一系列变化.
盛松成预期,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可能会在2.5%-3%。谈到资本账户开放,他反复强调,资本项目开放和对短期流动资金的冲击的管理并不矛盾,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很重要。
政府发消费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微企业,但这种拉动作用是一次性的。市场的扩大是由政府通过消费券外部推动的,它不是一种内生的力量。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改变大家对就业的预期,对收入的预期
许宪春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还有较大的恢复空间,但是很难维持二季度经济的高速回升。不过他认为,全年可以实现GDP正增长。“如果全年GDP能够实现2%左右的增长,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妨与在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理解及应用上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战经验、博士毕业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肖京对话,试图发现或接近现阶段AI赋能的真相。
新基建中已经包含大量旧基建,而便新基建拥有十分清晰的界定,仍无法避免人们把旧基建惨杂其中,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知道能赚钱的领域。分辨真正值得投资的新基建,要靠市场的力量。
陈劲不断强调,“新基建的建设需要问题导向,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这与科研项目逻辑相似,模仿性或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应该慢慢取消,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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