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刘刚/文

2021年，是《经济观察报》创刊二十周年。二十个年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什么，放在人生的小溪里，也正是一枚青春美少年，但这份儿报纸，却浓缩了以考古纪年般的文明体验。如果说自然进化以万年计，文明初始以千年计，历史的脚步以百年计，如今现代化的速度则以数十年甚至十年计的话，那么这种“倍速”式折叠发展，反而养成了“经观报”的沉郁气质。

短短二十年，“经观报”同所有纸媒一样，从黄金年代的价值高岸，跌入自媒体的虚拟时代，不得不抱痛应对，在惊心中安顿初心，在踉跄中扶住自身。尤其在遭逢人类大疫之际，以人类性的悲悯，倾力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这份报纸的光荣与梦想，在2020这个扁平之年里，竟然获得了立体生长。

大疫之年，反思人的的行为初衷，成为人类的普遍情绪。我们放开思绪回到遥远的尽头，想想人类的进化过程，别说像恐龙那样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型物种已经不再，就连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狮虎之类，如今也已濒临灭绝，反而要被人类纳入生态保护的范围，其他动物也就向人类畜牧和宠物的方向发展了。而大到不能被灭掉的人类，小到在庖丁解牛里求生存的“经观报”，应该怎样生长呢？

其实，“经观报”以它二十年的“立体生长”，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最高级的生长形态，表现为精神的丰赡与思想的高耸。作为“经观报”作者的我们，更像海绵一样，在输送精神营养与思想养料的同时，也在吸收营养，并获得创造性生长。

2013年，我们开始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板块写专栏，至今整整八年。它之所以吸引我们，正是“观察家”的学术气质，以大众传媒传播学术思想。

因此，它汇聚了一批高质量的学人与读者，在此思想碰撞，尤其是它不同于传统报纸版面对字数的限制，相反总鼓励作者不惧长篇，把问题说透，形成尊重逻辑与思辨的风格。在这种氛围里，涵养读者、编辑与作者，互动砥砺，均有获益。

记得我们的第一个专栏分别是“中国近代财与兵”和“美丽生存”，八年“抗战”，总不能一“栏”到底，就这样，我们在历史板块，又陆续开设“围城”、“走读江山”、“文化的江山”等，借《经济观察报》“观察家”这一带有创造性的纸媒平台，树立一面历史多棱镜。

人类也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同时还是人自己创造的成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加工石器，还是人类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石头只是人的制作而不是创造。而与五千年前人类加工石头不一样的，是办一份报纸，办报是在人类思想中加工思想，这是真正的创造，是一种脱离了自然进化的创造性进化。

所谓进化，是指在自然的空间里进行的，而创造则在想象的空间里展开。如果人类命中注定要走出自然状态，就必然要从自然的产物，变成自然的创造者与改变者，从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链和循环圈里解脱出来。在人类发明狩猎之后，所有猛兽如狮虎以及温顺的马鹿等一切进化都成为多余。这不禁令人产生联想，在互联网时代，具有传统绅士风度的纸媒何以自处？经过2020年的洪荒打劫，在劫后余生的纷纭中，我们看到“经观报”虽然惊魂未定，但依然居于具有创造性进化的思想和精神高地，衷心祝福它的生日——思想的圣诞日。

（作者为历史学者）

孙立平/文

《经济观察报》的殷练女士来函：今年4月，本报创立20周年了。您是我们最早的专栏作者，同事们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写点寄语之类的话。是啊，我几乎是从《经观》创刊起，就开始在《经观》上写专栏文章。有一次开会，老社长何力开玩笑地说，孙老师是我们的第一员工。而一些读者，或现在的网友，一说起相知的缘分，也常常会提到那张橙色的报纸，说孙老师，我是从《经观》上的文章知道、认识您的。

是啊，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事情和你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你的人生或许多少有些不一样。《经观》于我而言，就是如此。回想起来，从《经观》创刊的本世纪初开始，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许多是在《经观》上最先发表的，如断裂、失衡等。后来结集出版的第一个三部曲，《断裂》、《失衡》、《博弈》，第二个只出了两本的三部曲，《守卫底线》、《重建社会》，绝大部分都是首发在《经观》上。而第二个三部曲的第三本，《遏制溃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正式出版，但其内容也是如此。

那是一段舒展而快乐的时光。在写作这些专栏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殷练和我联系。但说联系，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联系的联系。没有催稿，没有讨论，甚至也没有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但在无言中有一种默契。社会中有一点变化发生，把有感而发的东西写出来，发出去，有时殷练就会说，就知道这两天您会有文章。后来，写得少了，终至于无，他们也理解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次刘坚社长和殷练说，孙老师怎么好久没写东西了？殷练说，该说的他都说了，还让他写什么？一种深深的相知。

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或多或少地给其他媒体写过一些文章，但和《经观》的关系非常独特，相知与温馨。即使后来文章不怎么写了，作者和编者，已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偶尔还会相聚。特别是前些年，好像几乎每年都要在一起吃个饭。每当这时候，除殷练外，刘坚社长都要参加。记得经常参加的还有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资中筠老师，还有一些老作者也是老朋友。互相之间，几乎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话说半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转眼间20年的时间过去了。按说，20周年纪念，是个喜庆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里却是一种伤感。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是一段正在远去的美好时光，它属于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永伟/文

直到现在，我都不太好意思和《经观》的朋友说起我对这份报纸的最初印象其实是一叠草稿纸。

2003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读大学的我开始准备考研。由于考研的科目中有数学，所以草稿纸自然成了我的日常消耗品。一次，我在自习室刷题，自己带的草稿纸用完了，就向坐在边上的一位同学借。那位同学推过手边的一叠报纸，对我说：“随便用吧！”于是，我便抽过其中几张空白比较多的广告页用了。

几题算罢，大脑已经极度疲劳的我决定休息片刻。为打发无聊，就随手拿过刚才的那堆“草稿纸”翻阅起来。结果这一翻，就停不下来了。记得我最早看的是一篇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文章。不同于传统报纸上基调单一、平铺直叙的报道，这篇文章请了几位宏观领域的著名专家，让他们独立地对宏观经济形势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每位专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分析视角、理论框架和推演过程，单独看来都各有道理，但把所有人的观点放在一起，却又彼此矛盾，针锋相对。尽管以我当时的水平，并不能辨析出这些专家的观点里究竟哪个对、哪个错，但这种神仙打架式的报道方式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而文中纷繁的新观点也让我“不明觉厉”。

那天，我没有继续刷题，而是坐在自习室里翻完了这份叫做《经济观察报》的报纸。读完之后，我撇了一眼报纸上的标价：定价2元，心中不觉涌起了一丝疑问——这厚厚几十版的报纸定价是2元，买差不多厚度的草稿纸也是2元。但报纸还要有人写稿、有人编辑、有人印刷，成本很大。这么一来，报社又是怎么赚钱的呢？当然，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还很难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直到很多年后，我学习了平台经济学，才解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此后几年，我一直是《经观》的“不忠实”读者。尽管没有达到每期必看，不看难受的程度，但只要是路过书报摊，就会习惯性地买上一份《经观》，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上一个下午。在《经观》所有的栏目中，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专栏。相比于一般的报道，专栏的知识含量要更为丰富，文笔也更为潇洒。每一篇专栏读罢，都会让我感到收获满满。由于在《经观》开专栏的都是名家，所以当时作为读者的我也一直幻想：如果哪天我也能在上面开上一个专栏，那该多牛啊！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当时的这个愿望终于在多年之后变成了现实。2018年的一天，《经观》的观察家部负责人殷练老师找到了我，说看了我在财新网上的几个文章，感觉不错，问我愿不愿意在《经观》上开个专栏。我一听，自然是喜出望外，但为表谦逊，还是表示出了一番辞让，说了一堆诸如“资历不足、水平不够”的借口。然后……我就假装被说服了，在《经观》上开出了一个专门介绍平台和数字经济的专栏。为了纪念我对《经观》的第一印象，在最早的几期专栏里，我专门把“为什么报纸和草稿纸卖一样价钱”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当然，为表礼貌，我没有说明这个故事其实和《经观》有关。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我在《经观》上的专栏已经写了一百多期。为了让自己的专栏对得起读者，我强迫自己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思考，这让我对整个数字经济的理解大幅深入了。令我欣慰的是，我的文章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鼓励，通过与读者的交流，我也结识了很多各界的朋友。更令我高兴的是，《经观》还发给了我年度最佳专栏作家奖，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我本人确实从《经观》获益良多，对此我无以为报，唯有以更为认真的写作作为回馈。据负责我专栏的编辑林密女士讲，我是她负责的专栏作家中最勤快、最自觉的一个，希望再过几年她还会对我给出同样的评价。

二十年走来不易，愿下一个二十年一起努力！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比较》研究部主管）

近藤大介/文

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欧美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达到的发达程度。无独有偶，年仅20岁的《经济观察报》已经和众多有着200年悠久历史的西方报纸，实力不相上下。

日本报纸的历史，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具体来说，有着日本四大报纸之称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的历史分别是142年、146年、149年以及144年。

每当我在日本介绍《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我一定会说他是“中国的《日本经济新闻》”。虽然，《经济观察报》只有短短20年的历史，但他丝毫不逊色于有着144年历史的《日本经济新闻》。特别是在经济和企业相关的新闻方面，《经济观察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济观察报》之所以能够和日本元老级的报纸相匹敌，主要是因为11年前，中国的GDP成功跃居至日本之上。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类报纸，必然成绩斐然。

所以，能够在如此优秀的报纸上刊发拙文整整10年，我倍感荣幸之至。子曰“三十而立”，值此《经济观察报》20周岁生日之际，请允许我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二十更立！

（作者为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经济观察报》“东瀛视角”专栏作家）

薛兆丰/文

我写的经济评论文章，往往是为不同意我的读者下笔，所以也需要理解我的编辑来照料。我从2007 年起就在《经济观察报》耕耘专栏，再没换过地方，原因是那里的编辑们对文字挑剔，对观点宽容，深谙齐放百花之道。主编刘坚老师每年和殷练、文钊和林密诸君请周其仁老师和我聚餐一次，话题天南海北，但不谈业务，默契与友情尽在不言中。值《经济观察报》创立20 周年庆，向报社全体编辑致敬与致谢！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作者）

王洋/文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接触到经济观察报是美国911事件之后，想买些报纸看看相关深度报道和分析。在2001年9月17日，乘公交车前看到一份黄色的报纸从众多的常规报纸中凸显出来，翻阅一下立即被里面内容深深吸引。里面有一篇文章分析说，如果恐怖分子熟悉操作美国股市的话，就可以提前布局，利用恐怖袭击而引起的股市剧烈动荡而赚钱，进一步摧垮美国的经济，这样的文章充满魅力和睿智。以后每期必买必看，虽然后来有电子版和APP，但是还是觉得每周看一次纸质报纸有品质感，开报有益，读有所得。有时偶然没有买到或者出差来不及买，总是想方设法找到错过的报纸。还把有用的或者觉得有意思的内容剪下来推荐给我的朋友和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2005年读到陈春花教授关于管理类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对我很有启发，与我的工作情境紧密结合起来，给全区中青年教导主任进行培训。学员们感觉我讲得既有理论又有实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经济观察报陪我一路走来，拓宽了我的事业视界和发展边界，使得我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为独树一帜的校长，并且成为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的优秀学员与兼职教授，而其中的 《观察家》栏目为我的教育改革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15年我看了周泽雄老师的《德肖维茨：律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之前也看了他在《观察家》栏目发的文章，觉得周老师的文章很有深度，可惜不认识他，不能当面请教。两天后，忽然看到师姐在朋友圈里发了周老师的这篇文章，而且说和周老师是好朋友。我立即电话师姐，麻烦她帮我联系周老师，要立即拜见他！我和周老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请他来给我们老师和学生开博雅讲座，连续五年邀请他来参加我们高三学生的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奉献了意义深远的讲座！与周老师见了几次面之后，我问是否他认识刘刚和李冬君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的连续几篇文章帮我建构了文化的江山史观。非常幸运，周老师和刘刚、李冬君两位老师是好朋友。时间不久就见到了这两位老师，并且进行了多次的深度请教。通过这几位老师的介绍与《观察家》栏目的负责人殷练老师建立了联系；又通过殷练老师联系上了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正是通过这些知名学者丰富了我的教育新思维，拓展了我的教育新天地，而这些新天地是只读教育经典的校长难以接触到的。《观察家》给了我独树一帜的教育资源，有力地支撑了对学生的生涯指导，这肯定是殷练老师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

现在我离开了校长岗位，到了更加繁忙的教育新岗位。无论怎样忙，包里总是装着观察家，忙里偷闲给自己充充电！可以毫不夸张说，我是从经观报尤其是《观察家》栏目获益最多的教育界读者。感谢经观报让我对每一周的报纸充满期待，从不让我失望！祝福《观察家》栏目越办越好，让每一个爱观察、爱思考、爱智慧的人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期待后续20年更加美好！

（作者为上海市特级校长，正高级教师，曾先后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等称号，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许知远/文 

只是偶然，我会想起经济观察报的时光，尽管它可能是我最愉快的职业经历。

2001年，刚毕业的我加入了这份报纸。我年轻，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期待，渴望去观察一切、体验一切、书写一切；而时代也显得年轻，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奥运会，甚至足球队踢进了世界杯，中国充满了进入世界舞台的雄心。

在报社的四年时光，我奋笔疾书、也常不知所云，但是建立中国的媒体标准，创办可与《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报纸的热忱真挚、灼人比肩的中国媒体，我对这样的梦想和对媒体启蒙大众的使命深信不疑。一些杰出的同事分享了相似的梦想。这梦想曾令我们的友情单纯且炙热。

过去一些年，或许出于成熟或许是世故，我有意压抑了这些热望。只在写作梁启超的《时务报》的岁月时，我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雄心与莽撞。经济观察报度过了第一个20年，期望在下一个20年，那些年轻的雄心与热忱再度回来。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单向空间创始人，作家，《十三邀》主持人）

文平/文

将近20年过去了，猛然间看到《万载悖论》，自己都吓了一跳，很多年以前，我们还曾做过这样的报道？！

报道的截图，是敦厚周慎的老同事文钊用微信发给我的。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一个陈旧的话题：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经济观察报》这样的专业财经媒体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万载悖论》让我再一次确认，严肃的专业媒体，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不可或缺的价值，来自于专业主义方法论、公平正义价值观、感时花溅泪的情感。

印象中，那是一个春节前的冬天，很冷，我和任侠豪迈的同事大哥，跑到忙着过年的江西万载，采访震惊全国炸死14人的花炮爆炸案。那是一个《南方周末》备受推崇的媒体盛世，数数爆炸中的尸体，调查地方官员有没有瞒报死亡数字，是人们对《南方周末》的期待。作为一个新兴的财经媒体，一张有周报特征的财经报纸，我们要报道什么呢？我们没有指责地方官僚，斥责不良厂商，抱怨无知亡者，而是将报道的落脚点落在关乎经济的制度设计，采写了三四篇文章，组合成《万载悖论》的专题。为此，我在江西湖南边界的江西万载、湖南浏阳采访了好几天。

回京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浏阳万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从小年轻变成了大叔，记者生涯已成不必再提的往事。让我尴尬的是，现在回忆那次采访，脑子里率先冒出的居然是同事大哥在宾馆卧谈跟我说过的情色故事，其次是革命老区“怕牺牲，不成功”的豪言壮语，至于稿件内容如果不是重读旧文，一时半会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的尴尬，反过来也说明，经济观察报这样严肃的财经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否则都是跟着人性走，我们天天玩社交媒体，看养生，看国学，看明星绯闻政治八卦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调查新闻、政经观察？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茂军/文

我在经观期间所在的部门叫“机动记者部”，与我同在这个部门的有仲伟志、邵颖波、史彦等人，史彦其实和许知远一般大，当时也就二十五、六岁，但因为有我和邵颖波、仲伟志的存在，我们这个机动记者部别名“老男人部”，这里面既有几位“大叔”累及无辜，也有史彦长得和其报道一样老练成熟这样的“自身原因”……

我在2001年10月正式入职经观之前，曾经给何力写过一封信，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甚至伟大的一批新闻从业人员共事”的机会，在那封信里，我记得我还说了经观“既要有李普曼这样的观察家，也要有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这样的新闻牛仔”这样的牛逼话。

那真是一个新闻理想意气风发的年代。

我在经观的工作履历，让我这个38岁“高龄”的加盟者（我在经观期间一直是报社最年长的记者）开始尝试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一切事务——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面对质疑时说过：我们是经济观察报，又不是观察经济报？干嘛非得一窝蜂地去写“伟大的商业故事”？

2002年7月，长江汛情告急，我被何力派去一线，他应该是对1998年抗洪抢险时期我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报道有所期许，所以我也就目标明确地直扑处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因为我很清楚，“长江天险，险在荆江”，长江中游地带一直是长江防汛的命门所在。

我是江西人，所以柿子先挑软的捏，第一站就去了江西，从后来成文的报道中不难发现，我在江西的采访时拿到了不少“干货”。我将第一站选在江西也有我的私心，时在暑假，我将11岁的女儿带在身边沿长江采访，一方面弥补长期不在女儿身边的亏欠，另一方面也为了让闺女了解老爸工作的不容易。

这一企图直接导致我闺女作出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绝不当记者！这个决定应该是在洞庭湖边的一个西瓜棚里作出的。烈日炎炎，我怕把孩子晒坏，就将她委托给一个瓜农，等我采访回来接孩子，已经日落西山了，孩子面有愠色，晚上临睡前突然冒出一句：不想跟着你走了……孩子的小姨是列车员，我于是在岳阳站将闺女送上回南昌的列车。

需要补充的是，带着女儿采访也有好处，在汉口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采访时，我那乖巧的女儿简直就是一块畅行无阻的“敲门砖”，这里面包括声称从不接受采访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委员谭培伦先生，这个单位的新闻中心副主任孙军胜女士甚至是抱着我女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

邵颖波/文

我所做过的最好的媒体转眼已经二十岁了。这无疑是一种真正的小确幸，我为之感到欢喜。

经观初创之时有不少大事发生。“9·11事件”，中国加入WTO，SARS疫情……对于这张橙色报纸来说，这些事情来得可谓适逢其会。

SARS病毒引发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当时很多报纸不约而同地重提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有一天，我们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开着车在长安街上走，从来没有过的空旷让我们万分兴奋。那年，北京城的汽车总量刚刚超过两百万辆，饱受堵车之苦的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一天可以在长安街上“飙车”。我们打开所有的车窗，探出头来欢叫，就如同中国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那般的开心。别人看我们一定像疯子——如果大街上有别人的话。

对于SARS病毒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仿佛死神来了一样。但恐惧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心情。除了对因为信息发布问题被免职的几个官员以外，人们批评的不多。相关议论也不分裂。

所以我写了“让我们共同承担”这样的社论，不管空气中有没有病毒在漂浮，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吓坏的样子，我想看到人们从容勇敢。我相信人类的文明和科技进步可以沉淀下来以为人所用。

文明的进步总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但是距离中世纪黑死病发生的黑暗时代毕竟已经过了几百年。这是我有信心的地方。

近二十年后，新冠疫情来了。但是这一次，人们的感受是烦躁多于恐惧。生活变得比简单追求“活着”复杂多了。一次疫情的影响已经是方方面面，每时每地，已经深入到现实和精神两重世界中去，不由人不烦躁。

二十年前，像许知远这样的年轻人对于“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话题总是特别激动。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在那里了。中国看着所有人，所有人也在看着中国。而我的愿望还是那样——愿一阵微风再次吹过，让人感到释怀。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

史彦/文

一个小人物推动大国法治进程的案例并不多见，若实在要举个例子，非孙志刚莫属。

现在出门不带身份证也不感到恐慌，都要感谢孙志刚。

年轻人可能不懂。90年代我刚来大城市读大学，有一次同学相约出去玩，结果在地下通道就被执法人员拦住了，因为同学没有身份证，百般解释都无法脱身，好在一个电话打到学校，学校老师很尽责，大半夜去办公室核对名册，证明我们确实是学生才得以脱身。

回来才知道，如果证明不及时，我们可能都会去筛沙子。

筛沙子，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暗语，而它指向的，则是年代久远的收容制度。

有段时间，夜间经常会有不定期的检查，重点是火车站、网吧和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查到没有身份证、暂住证的人就“装”上汽车，到了后来，报纸上常有报道，即使被抓者出示了暂住证也被当场撕毁将人“装”上汽车。那些流浪者、没有证件的打工人、离家出走的孩子，更是收容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些事我们总觉得荒诞，其实就发生在十几年前，终结者是孙志刚，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孙志刚因未携带证件，被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站，3日后被殴身亡。《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详细披露了此事件，反响强烈，三博士、五教授先后上书。一个多月后，《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一个普通人的死，导致一部法规的废除。

很多人为恶法的废止叫好，其实当初法规的出台更多是为了扶助目的，设置遣送的费用和结算办法都规定得详尽清晰，但是为啥执行中就走形了呢？ 

背后都是利益。进了收容所，如果你身上的钱还够，那会把钱扣下然后给你个收据放人，如果钱不够，会打电报告诉你的家人过来交钱领人，价格也分层，贵的一千，多是些有轻微犯罪的人，一般八百，儿童为主，价格最便宜的是流浪者，五六百即可。这个价格还随着季节变化，如果收容的人太多，也会降到三四百，异常灵活。

如果没有钱或者没人愿意为你出钱，那也可以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折抵，筛沙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九十年代，很多收容所的收入远超一般单位，这些黑幕不时被揭开，但改变很难。孙志刚之前，也有人在收容所身亡，但很快被掩盖。

在那个年代，需建设和改善的地方太多，一个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进而引发高层出手，看起来痛快淋漓，但背后是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寻租者又有多少被惩戒呢？

所幸法治建设被大力提倡，任性用权被关到笼子里，好的制度、清晰的规则、得力的监督是多数人利益被保证的基础，时代的摩擦在大历史中基本不可感知，但落在个人的身上，真的是无法承受。在这方面，尚需建设更多。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公司部主任）

仲伟志/文

我特地买了一件白衬衣穿着，混杂在工作人员中先上了中巴车。记得德平部长（当时的称呼）上车后，就坐在我的前排。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对于一个没有任何事先请示的人来说，这次化妆式硬闯是一次有些鲁莽的冒险。尤其当时这还是一张创刊不久的报纸。幸运的是，车上的人估计都是统战部门的工作人员，而我采访的人又是平易友好的胡德平先生。我避免了被驱逐的“待遇”。

在后来发出的头版头条文章《民营经济96小时》中，提到了德平部长的那次长春之行，但采访的过程并没有说。因为读者不会理会你采访中所费的周折。对德平部长的专访《胡德平:民营企业的生与死都应得到法治保护》，也只是经过大幅删减之后发在了同一期报纸的第二版，样子很主流，当时还有些抱怨编辑。但事后想起来，还是很庆幸自己参与了这次辗转三地的采访，庆幸自己在一个极为壮观的剧场里捕捉到了历史的侧面。

有人说，怀念过去实际上是怀念自己的青春，是自恋的体现。所以还是少说为佳。那篇文章转载者众，各自有各自的标题。有一个被擅自改过的标题转了又转：《民营经济安心96小时》。这个标题倒是传达出了一个时代的情绪。多年之后，作为一个小微企业主，我也充分理解了那种情绪，也祝民营经济永远安心。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现为“搜神记”主理人）

任雪松/文

心里萌生做一个商业记者的念头，是在刚毕业的时候，大约是1998年前后。坐在北京北三环招手停的302破旧小巴上，看着三环边上日益增多的广告牌，心里琢磨着未来如果有机会关注这些商业公司的成长，是个有意思的职业——这么多公司，采访对象一定不缺，此外，如果有机会见到背后的大佬真人聊聊天，请教一下人生问题，那更是赚到了。

尽管毕业不久就进了媒体行业，但真正做一个关注商业财经的记者，确是在2001年加入经济观察报之后。经观最早的办公地点是在霄云路鹏润大厦，说实话，老东家主管部门是国有大社，从一家很火的新闻杂志跳槽到这家全新创立的周报，可能真是被鹏润大厦簇亮的玻璃幕墙晃到了，黄光裕那辆银色的迈巴赫想来那会儿已经停在楼下了吧。

在装修一新的主编办公室，何力斜坐在办公桌上，眯着眼睛爽朗地笑着，身上的西服质感很好。结果，被何力、王涌忽悠过去不久，我们就跟鹏润大厦说再见了，公司搬到了和平里北街兴化东里一个1990年代的老旧居民小区里，一个独立的三层小楼，临着一所幼儿园。

在经观工作过的这段时间，真是采访了不少公司大佬，确实是真人，印象更深的是报社那些老同事们，一头乱发的许知远，嗓音高亢的于威，开会的时候我一般躲在角落，他们掌握着会议的话语权。那会儿公司开会的日子，常常是大家聚餐的日子，记得常去的有一家带皮羊肉火锅，跟王涌、老仲、史彦、海川等人喝点小酒，还有一家面酷，隐藏在小区深处，每次去都是同事带路，从没记住它的确切位置。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IT部、公司部主编，现为界面新闻合伙人）

黄一琨/文 

永恒之城罗马实际上要靠北非的面包养活。急速城市扩张，以及水银泄地般的互联网化让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世界变成平的，我们的视野也扁平了，每一个节点都是世界的中心，每个节点都是孤岛。

20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大概已经不再是社会议题的核心，没有“一号”文件提纲挈领的地位，收入也不再是一系列事件（周其仁教授语）。但实际上，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带上了面具，摇身一变出现在热搜里。比如，被算法控制和投喂的我们会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小镇做题家”等等十万加的热门文章吸引。碎片化，这是今天的媒介形态，也是我们思考能力和力量的真实反映。加了滤镜的抖音、快手让乡村生活呈现出非虚构写作的曼妙，但是“让农民成为职业”这个三农问题的终极目标，我们从来未曾接近过。

谢谢这份报纸，让我有机会不局限一隅，有机会透过所谓三农问题看待我们这个国家，也多少让我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警惕一切抽象的蓝纸作业。虽然我们有过很多浪漫高蹈的设计，有过很多历史节点的谋划，但时间的河流匆匆而逝。

化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我们真的做对了什么吗？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行距文化创始人）

文钊/文 

估计没几个人记得这个报道了，尽管当时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我是报道的作者之一。我记得，我和杨学明老师在某个咖啡厅里聊了很久。他是报道中提到的18号文的参与者之一。18号文全称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发布于2000年6月，是第一个芯片产业的鼓励政策。

从中国入世到报道刊发时的2004年，中美在这方面的摩擦，导致美国以该政策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关税为由，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磋商请求。

报道因此而生。当时的我对这个领域了解不多，临时抱佛脚罢了。

2000年，中国有一个“芯片梦”，希望用十年的时间，使中国芯片业成为世界主要开发和生产基地之一；国货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开发和生产技术上的差距。20年过去，中国拥有庞大的芯片产业集群，从设计、封装测试到制造环节，一批新兴企业正在成长。

与此同时，中国每年为芯片支付的进口费用超过3000亿美元。2020年8月4日发布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是第四个鼓励和推进行业发展的文件。“卡脖子”痛定思痛，中国能否站立在芯片之巅？

2004年，美国选择将对补贴的争议诉之WTO争端解决机制。回头望去，那只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小波澜。2020年，我们最熟悉的词是“脱钩”和“断供”。不知道放在更长的时间和空间里，它又会是什么？

我们身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程明霞/文

时代的切换迅速又恍惚。有些问题被遮盖了，有些问题像是在单曲循环，有些问题则变得巨大、让人错愕。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国内经济改革提速，以国资委2003年成立为标志，时任掌门人李荣融主任在其任内，坚定、高调地推动几百家大型央企的公司化、市场化、股权多元化，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的声音，也伴随着市场景气程度、行业周期起伏从不消停。

然而，随着李荣融退休、国资委领导班子人事调整，再伴随经济降速与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中国国企改革、央企民企角色的讨论，渐渐被数字化巨浪所掩盖。流量、互联网思维、估值、独角兽等“大厂黑话”成了商业媒体的热门，关于经济改革的艰涩又不够性感的话题，逐渐从公众视线中隐退。

数字化巨浪腾空，是21世纪以来的全球景观。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数字化与信息化让虚拟世界越发辽阔与紧密连接的同时，现实世界中全球化的进程却在21世纪前20年，从反反复复但始终向前，走到了今天的转身倒退。

中美冲突、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更让全球化的玫瑰色彻底褪去，“本地化”、“内循环”，成为全球范围内大国、大市场的优先选项。曾经为多哈谈判殚精竭虑的WTO前总干事拉米先生，一直坚信自由贸易是全球振兴、均衡发展的最佳解决方案。今日之世界，想必让离开WTO、日渐老去的拉米先生更加失望了。

21世纪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分界线。新冠疫情发生的2020年，才是一个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时间节点。如此看来，无论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发生了什么—— 一些主题逐渐褪色、一些进程开始逆转、一些冲突前景未明，毕竟，后疫情时代才刚刚开启。

或许，作为新闻工作者，最大的职责仍然是冷静的记录、理智的思考、耐心的观察。等待时间告诉我们答案，谁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哪些是推动时代向着更良性、可持续、公平与共赢的方向前行的动力。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书评增刊》主编，现为由新书店主理人）

勾新雨/文

工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首钢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搬迁项目，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史诗。

十五年前的2005年，我有幸和徐正辉等同事，采写这个选题。为了这个报道，我们北到山西、南到贵州，历年半年以上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访问几十人，采访笔记加上查阅的重要文献资料至少30万字以上，最终完成了这个深度报道。其实从报道的深度上，我觉得《首钢搬迁》并没有《内蒙古煤电怪圈》等报道，对中国经济有一些见解和穿透力，但还是有些读者喜欢这篇报道，可能更多是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客观冷静的报道风格。

二十年前的2001年，我有幸在经济观察报创刊前加入了这个朝气蓬勃的组织。这是一个旧的时代，也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一张新报纸的创建之中。这张橙色新闻纸印在报头上的理性建设性，就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从业者永远的精神家园。我们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推动中国社会的透明化，以实现新闻人的职业理想。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一个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互联网几乎是狂飙突进般地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承担国计民生的中国钢铁业乃至中国重化工业真的被互联网重塑了吗？承担民族良知与精神的医疗和教育真的能被互联网颠覆吗？这个问题可能现在还没有答案。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出人意料的变化，面对种种奇妙变化的反馈，也就成就了人生的乐趣。《经济观察报》在过去二十年，客观地记录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未来总是更精彩，我们期待报社有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神外前沿新媒体负责人）

郭宏超/文

2005年的小年那天，距离春节仅仅只剩一周，我退掉了自己回老家过年的火车票，从朋友那儿借了一条羽绒棉裤、一双毛皮鞋，飞往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因为前一天接到采访任务，中国银行在哈尔滨的一个小分理处主任逃到国外，同时转走了10亿之巨的资金。这在当时的金融系统是一个惊天大案，而且在持续发酵中。对东北完全陌生，对此案也不了解的我，赶紧通知报社驻东北的记者刘长杰前来参战。他本来已经寻到下家准备从报社辞职，一听我的召唤就来了精神，迅速赶到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对待东北的寒冷还是显得过于草率了，零下30多度，没有戴帽子的我不仅冻的脑仁疼而且更像个怪物，赶紧买了顶帽子套在了头上。全副武装的我俩先利用长杰东北的人脉找到了在当地的媒体朋友了解些情况。但是媒体此时已经铺天盖地的报道了，当地几乎所有与此案相关的部门都收到了封口令。还有五天就要春节了，很多单位也开始放假，我们两个心急如焚。

最后确定把采访和报道的主线放在此案主角之一的李东哲身上，这个人在案中隐藏甚深，但是最核心的案件嫌疑人。可能他才是整个骗局的总策划和总指挥。

我和长杰在大雪后寒冷的哈尔滨大街小巷开始进行扫街似的采访，把能找到的每一家与李东哲相关的公司和产业，进行挨家采访。那时候他们对于媒体已经相当警惕，每到一处基本都不让进屋，只能在门口死缠烂打，过上几分钟我们就要赶紧跑回出租车里暖和一会，实在是太冷了。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关于李东哲大量有用的信息。

2月4日的傍晚，我们根据线索搭出租车赶到了李东哲的老家所在地道里区群力乡。即使是现在，你看看哈尔滨的地图也能感知到这个地方有多偏远，我们那时候在出租车上竟然还走了相当长一段坑坑洼洼的泥泞土路……

在那个已经被拆迁的面目全非的地方，我们找到了李东哲所在的村委会，说明来意后，好心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一块翻找一大堆的纸质户籍卡，最终找到了他的一些基本信息，捋清了一些东西。从村委会出来，天色已经渐黑，天气愈加寒冷，我们俩突然意识到，可能打不到车了！我们等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在哪儿过夜的办法，幸运的是竟有一辆返城的出租车经过……

在我的记忆里，等车的那一个小时，我是用秒在感受哈尔滨那无尽的冬日寒夜……

十五六年以后，再次读一遍自己写过的新闻报道，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陌生。那些新闻事件里的人和事虽然已经被历史尘封，但是当年采访的那些细节依然在脑海里清晰如昨。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李利明/文

2002年初入职报社之后，我主要从事银行领域报道，特别是在2004年初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后，精力更是放在国有银行股改的报道方面，主要进行微观“事件报道”和“公司报道”。但是在微观报道之外，我也在关注宏观金融管理的变化趋势和最新动向，做了几篇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宏观“金融报道”，2005年12月12日刊发的“谁掌管30万亿金融国资”就是其中一篇。

2003年“两会”后，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作为除国有金融企业之外196家央企的出资人代表。而四大国有银行的出资人是财政部，这是当时非金融国资与金融国资出资人的清晰划分。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央企的开疆扩土，几年下来这一格局悄然生变，并且在变化中各部委的冲突凸显。首先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汇金公司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于2004年初对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2005年4月对工行注资150亿美元，成为中行和建行的出资人和工行的联合出资人，而汇金公司动用的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的资产，意味着人民银行成为国有银行的出资人。而国资委旗下的有些央企频频与外资保险公司合资成立保险公司，有些参股甚至成为股份制银行或者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大股东，导致央企旗下掌控了不少金融资产，这也成为“金融国资”的一部分。因此，金融国资呈现出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资委三方掌管的格局，财政部希望成为金融国资的唯一出资人，人民银行和国资委则主张自己合理合法的管理范畴。“谁掌管30万亿金融国资”的第一句话“国务院国资委刚刚完成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让它所掌控的金融性国有资产浮出水面”就是这一局面的一个体现。

我长期从事银行报道，对于国有银行出资人的变化情况高度关注，也曾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有关管理司局领导交流，了解到在金融国资出资人问题上各部委的主张所在，并从一些采访源获知了“国务院将会把金融国资出资人的争议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解决”。因此我和同事合作采写了这篇“谁掌管30万亿金融国资”。报道引发了强烈反响，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金融国资出资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甚至推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二年通过相关决议解决了这一争端。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从事金融声誉风险管理服务工作）

刘长杰/文

2008年，我因公赴新加坡。在邀请方安排的一场活动中，我遇见了《联合早报》的财经新闻主编。交流中，我说自己此前的一份工作是在《经济观察报》任机动记者，不想竟因此赢得了对方的特别致敬。这位资深媒体人对我说，他们很看重这份报纸，认为其“专业，深度，客观而富于建设性”。谈及那两年这份报纸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报道，第二篇列举的就是《哈尔滨水危机始末》。我问为什么有这一篇报道，他的回答是“比其他所有的报道都逼近真相”。

从新加坡回国后，我查阅了事件发生前后《联合早报》的相关资讯，确有署名为苏煜的《有感于温总理的“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一文发表在该报上。文中突出评价《哈尔滨水危机始末》对真相追踪的贡献，并全部引述了该报道的事件发生时间节点和新闻逻辑。

这篇报道2005年12月5日一发表，即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这是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而且是深入现场的报道。很多细节至今依然鲜活，但在此仍然无法呈现全部。当数以百计的全国性媒体记者日夜守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时候，我们却扑向松花江边的哈尔滨市制水二厂、进入动力区平常百姓的家中、推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庞大教学楼内一扇又一扇教职员工办公室的木门……我还动用了自己的新闻储备力量，从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松原市挖到了诸多有效线索，为写稿时印证新闻逻辑提供事实依据。从“松花江水质未受影响”到确定“苯污染”，从未置一词到全市停水，从“请大家放心”到“全城恐慌、矿泉水涨价”……我们的新闻事实来自于现场，我们的新闻逻辑印证于现场，我们的新闻价值产生于现场。真相永远藏在离现场最近的地方。

《经济观察报》的机动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深度调查部。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被这份“理性，建设性”的报纸一路“带节奏”，一直秉承“用脚做新闻”的理念，深入现场，深入事件的背后，深入被参访者的心灵。《哈尔滨水危机始末》之后，我随即参与了《巨额索赔“临近”吉林石化》《长江危矣：一江春水恐成一江毒水》《谁污染了你的家园》等一系列环境事件的深度调查报道；而在《经济观察报》工作的4年中，《阜新伤痛》《中行和它的金融大盗》《荷兰村六年不死之谜 杨斌经济史再调查》《辽宁黑山发生了什么》《内蒙古煤电怪圈》《西门子贿赂门松原案脉络：招投标被利用》《郝和平案 GE扮演了什么》《大兴安岭的艰难时光》等众多有我参与的深度报道，无一例外均贯彻了“深入现场”这一调查原则。

今天，当我们看到祁连山矿区非法开采、栖霞金矿爆炸、孙小果案真相浮出等一系列新闻调查的背后，同样闪动着记者深入现场调查的身影。

媒体监督，是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是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一种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媒体监督需要深度调查，然而今天的深度调查，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互联网提供的既有资讯。不过我依然认为，真相永远藏在离现场最近的地方。事实已经并将一再证明这一点。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

  刘兆琼/文

《上海社保案 撕开公共资金管理黑匣一角》是上海社保案整体报道的一篇。上海社保案是当年耸人听闻的大案要案；牵涉出的深层问题是社保等公共资金缺乏有效管理、监督，导致使用途径的滥用，特别是绕道进入了房地产、股市等领域。

这就使得社保案不仅是轰动大案，更是具有深远意义、具有改革意义的大案。

这组报道当时以华东新闻中心主要操刀，几位记者都深度参与其中。我们分头从社保案本身（牵涉案件的主体人物、案件本身等）社保资金违规流入的领域（债市、股市、房市）、社保案所牵涉的其他金融机构等，分头对该案件进行全方位、立体的报道。

还记得当时采访非常广泛，上至当时市政府领导、下到银行债市负责人、公募基金总经理等，很多人都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一度报道陷入僵局，也是我本人做记者以来最艰难的报道之一。后来直到多次拜访、电话邀约，才有所突破。现在想起来，虽然报道很难却记忆深刻，报道最终是熬了一夜才成型，每每想起这篇报道，感觉做记者的那些熠熠生辉的时光就在眼前——那时光让我变得坚毅而自信，也让我矢志不渝的认为记者才是我的第一职业。（那张上海马勒别墅的照片，呵呵，更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后来路透社使用了那张照片，社保案的最终审理就在马勒别墅）

社保案的发生以及当时无数财经媒体的监督报道和努力，使得公共资金的监管开始变得有序和法制化。在那之前，几乎没有民众缴纳的公共资金监管的强有力的法律法规。而近些年，公共资金越来越庞大、往往以互联网平台的方式出现，最近水滴公司的“水滴互助”平台即是因公共资金监管问题不够妥善而下线此业务。

在这里，由衷感谢《经济观察报》以及那个时代，让我们有了诸多可以做报道的空间、更多的进行舆论监督，以最终推动更法治更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可能性。在社保案以后，上海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法制水平、公共服务能力都更上一个新台阶，也成为全国之表率。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华东新闻中心主任，现为环球老虎财经创始人）

张向东/文

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驻京办整肃风暴》应该是我入职经观后的第一篇报道。时常会想起200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我骑着别人送我的自行车，循着网上搜来的一些驻京办地址挨个“盲采”。经常会被轰出来，也偶尔会遇到几个特别能聊的。那几个特别能聊的，在报道发出后，又后悔又紧张，尽管稿子已尽可能模糊了他们的面目，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领导一定能一眼就看出来。

我曾一度以为作为一家主流财经媒体的记者，类似这种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采访绝对是偶然的，但没成想，它是我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上学时，觉得记者是理想、是激情、是经邦济世，工作后才发现记者是一觉醒来的吃喝拉撒，是特别朴素的柴米油盐。

驻京办报道发出后，一时引起不小反响，但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的读者来信”并未出现，报道中所讲的驻京办取缔潮也没有马上发生。倒是“驻京办主任”之类的畅销书一部接一部地火了起来，这让我一度很沮丧。直到报道发出大约近一年后，整肃才真的开始。我第一次明白，这个国家很多领域的推进逻辑跟想象的不一样，要么迟到，要么一如既往，要么急如骤雨，要么事缓则圆。但该来的一定不会一直缺席。

十五年间，自己采访、参与过很多大大小小类似《驻京办整肃风暴》的报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时而怀疑时而笃定，时而彷徨迷茫时而兴奋不已，但都莫名其妙地被这份橙色报纸深处的气息熨平如常。每个人都会信奉某种东西，并以此来识别自身与外部，经观让我越来越信奉“理性建设性”的力量，信奉责任、乐观、向上，信奉时间。

时间里填满了石沉大海的追问，也填满了无数个体的喜悦悲伤。十五二十年前，因为期待，所以值得。未来，因为值得，所以期待。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汪雷/文

2006年2月我入职经济观察报，在要闻部工作。因为此前有在中石化工作的经验，所以参与了这篇报道，《假如油价八元》。

中国的石油70%要依赖进口。而当时国内油价还没跟世界接轨，国际油价上涨，国内价格不变，就会出现价格倒挂，中石油中石化卖的越多，亏的越多。所以他们希望跟国际油价挂钩，呼声很高。当然，从促进节能减排的角度，油价上涨也有一定合理性。

而当时国内汽油价格四五块钱，接轨后要涨到八块。开车的话，一个月油钱要翻倍，从四五百到一千。北京当时一个月工资大概才4000块钱，占比严重过高。卖车的不愿意，老百姓更不愿意。搞航运的、航空的、运输的，都紧张兮兮。经济学家也开始测算对GDP、CPI的影响。

编辑部当时确定这个选题作为头版头条，是很有前瞻性的，时间节点把握得很准。尽管国内争议声音很大，但跟国际接轨，已是大势所趋。因为油价很快进入了快速上涨通道。我查了一下后来国际油价的走势，从2006年的60多美金开始快速上涨，07年就接近100美金，08年在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油价创造了历史记录每桶147美元。去年疫情冲击下，国际油价竟然短暂出现了负值，也算“活的久，什么都见识了”。

15年过去了，当时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仍然记得的，一个是初稿是我把几个人的采访组织在一起的，大量的采访素材。难的不是无米下锅，是什么都舍不得。稿子出来很涩，后来文钊老师改了导语，稿子一下子轻盈了，有人气、说人话了。另一个细节是，当时还有大量的民营加油站，采访民营石油商会的人，具体职务忘记了，那个人说我们是各协会里最有钱的！后来，民营加油站几乎全部被中石油中石化收购了。过程中，还产生了好多腐败，抓了人。

现在，新能源正式走入平常人的生活，因石油而紧张的气氛也消散了。不过，上个月国际油价持续回升，国内汽油价格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八连涨。当时我做了一期短视频，快手上播放量还破了百万。时代变了，表达方式变了，但人们对有品质新闻的需求依然没有变。

我在经观工作十年，成长十年，也亲历了财经媒体最辉煌的年代，感恩且感激。如果初入经观是恋爱，离开时便已是家人。祝福经观。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要闻部编辑、总编室主任、编委，现为和讯网副总裁、总编辑）

王秋凤/文

当你发现，一件在生命中印刻的事物，已经过去多年。你可能会突然涌现出物理学家式的怀疑，时间这玩意如果真存在，为什么触不到；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它在每一件你珍视的回忆上都刻下痕迹？

一晃，加入《经济观察报》已经是17年前，这家媒体也已经创刊20周年。作为纸媒，生存就是它转型成功的标志。对自己而言，重要的是青春凝固在那里。成长的印迹留在那里。这一刻，感受到时间就像非牛顿体，时而坚硬如铁，时而柔软地倏忽而过。

2004年进入经济观察报的时候，自认为已经不算“菜鸟记者”。自认为已经对汽车圈了解很多，认识了不少圈内大佬，发过几篇还算有反响的文章。没想到，一进来就被视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学习的新人。

尽管一度不服，但不得不承认，跑过几个活动，认识一些人，写几笔字，不叫入门。把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放在经济的大盘子里，就像把一座山峰放在延绵不断的山脉中间。陡峭的山脊、郁郁葱葱的植被、盘旋而下的水道，对整条山脉意味着什么？坐在飞机上都看不到山脉的全景，如何感知，如何大致地评估一座山的价值？

自己的优势则是不好面子。被领导把思路和文章批得一文不值，也只会琢磨问题在哪，而不是把领导当做问题。当自己做了小头目，领导一拨人的时候，这叫肚量。

从《经济观察报》助理记者做起，不惜力，不攀比，跑得勤，思路转的快，改稿子也改得快，最多不过闹个“勤勉”评价。

真正让人蜕变的，可能在于领导交给的任务，越让人为难，越让人束手无策，就越能让人成长。领导要求采到某个圈内高管，联系了几周，发了无数电传，甚至和助理敲定了时间，都没用。采不到就是采不到。高管们的日程总是优先于一个非著名记者的面访请求。

飞到对方城市，办公楼里蹲守、打电话骚扰、磨前台，都不是重点。只要每一次都装作第一次约，挫折感就追不上自己。诚意感动对方？不存在的，对方只是被磨烦了。见了才对双方有价值。

人们总觉得记者出名是因写过“震惊”体报道。实际上，观察得越冷静、越抽离事务层，越容易直抵新闻的真面目。幸好，这也是《经济观察报》的风格。

孜孜20载，它成功将自己与中国经济新世纪的发展绑定。融入其中，与有荣焉，于我也如此。也收获了内心的一份敬畏。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汽车部记者，现任ARCFOX 极狐汽车副总裁）

刘伟勋/文

2006年至2007年，围绕洛轴并购，我参与了多篇报道的采写，也从多个视角看到了这家老牌国企少为外人所知的一面。

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到洛阳采访时，晚上到厂区附近的家属区探访，听到几位退休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聊天，提及物价不断上涨，养老金却多年不见提高。我意识到，最关心企业兴衰，与企业命运捆绑最为紧密的，其实是那些正在和曾经为其工作的员工。

我们作为媒体，在关注宏观趋势、产业走势、企业动向的同时，应更关注宏大背景下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没有机会见诸报端，却一直在默默地见证和评说着历史。

那个夜晚，我有幸记录了时代的一个切片，呈现了历史的一个侧面，也收获了内心的一份敬畏。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公司新闻部资深记者、高级记者，现供职于中国航空报社）

马国川/文

2007年春节过后不久，“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自世纪之交以来，许多城市都热衷于大拆大建，酿成了许多新闻事件，“史上最牛钉子户”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中外新闻媒体纷纷追踪报道。作为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接受《东方早报》的电话采访时主张，拆迁户应该尊重法院判决，结果他本人又成为舆论的焦点，许多网民对他质疑和声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江平先生家中，对他进行了一次详尽的采访。77岁的老先生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不但对“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进行了严谨的法理剖析，更重要的是对当时弥漫的民粹主义情绪进行了深刻分析，讲了许多精彩的“金句”。尤其是一句“我只坐在法律一边”，彰显了一位饱经沧桑的法学家的胸怀与气度。

时光荏苒，虽然已经14年过去了，当年江平先生慷慨豪迈的神情依旧历历在目。老先生今年已经年过九旬，依然身体康健。“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胡适的这句名言恰好就是他的生动写照。今天中国处于风高浪急的大转型时代，但愿所有法律人都以江平先生为榜样，“只坐在法律一边”；但愿所有的知识人都像江平先生一样保持定力，不为权力与潮流裹挟。这是一个需要风骨的时代。

作为曾经的员工，我也愿意把胡适的名言赠给经济观察报，恭祝你20岁生日快乐，也祝你继续高扬理性与建设性的旗帜，以思想引领时代。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

陈周锡/文

我不做记者已经很多年了，这篇文章勾起了我往昔记忆，历历在目。

过去20多年，是中国房地产投资的黄金时代，买房几乎成为全民财富迅速增值的代名词，其中声名鹊起的要数温州炒房团。

2003年9月，我撰写了调查文章《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率先揭开了“温州炒房团”的神秘面纱。之后当一些人在外地炒房折戟沉沙时，他们意识到，土地供应一直严重不足的本地楼市，还是他们获取高回报的最佳选择。在轮番炒作下，温州房价一路飙涨且一度超越京沪，直至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

2007年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正值温州炒房团回流，进一步加剧了楼市风险。

高杠杆加持下的楼市泡沫破裂是相当可怕的。

一两年时间，温州之前被爆炒的楼盘价格暴跌了50%以上，二手房价格普遍下跌了30%—50%，绝大部分炒房者深度被套或承受巨额损失。身临绝境时，一位性格坚毅的温州资深炒房者，在和我交流时竟然号啕大哭，他的皮夹子里只剩下一大叠信用卡，以此进行资金周转，来支付每月到期的银行贷款利息，竭尽全力维持信用和资金链。

曲终人散。最后我们发现，在利益循环链条中，温州炒房团也只是一个轿夫角色。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华侨控股集团）

张耀东/文

加入经济观察报社是在2007年7月。那时我已经做了7年的汽车记者，个人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特别希望能够到一个深度的、有价值观的媒体提升自己，经观“理性、建设性”的理念一下就吸引了我。

如今，14年过去了，我离开报社创业也有7年了。媒体行业早已是沧海桑田，经观内容的呈现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每次翻开这份橙色报纸，仍能感受到其精神内核依在。

在经观的7年里，也是汽车行业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技术革新；二是自主品牌车企崛起。新能源汽车出现，让业届看到了借助技术跨越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不过，争议也颇为激烈。有投机者出于“骗补”等目的一拥而上，也有理性者认为不要搞“大跃进”，要稳扎稳打。2007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规定》正式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才开始逐渐规范。

作为媒体人，能够近距离观察一个行业的变革是幸会的。特别是经观这样强调独立思考的媒体，展现多方的观点和举措也是义不容辞的事。因此，经观刊发了大量关于车企新能源转型、骗补乱象、积分政策等文章，在行业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两年，虽然以蔚来、小鹏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进入公众视野，也带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资本狂欢。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游戏规则不断涌现。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期。

2014年，我离开了报社自己创业，方向仍与媒体相关。这让我更加体会到坚持“初心”的不易。或许媒体赛道还会剧烈变化，但是好的内容，可以启迪心智的报道在每个时代都是稀缺的。在我看来，经观就像一个睿智的谏言者，推动着中国商业社会的健康前行。

祝福报社再下一个20年，依旧精彩。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汽车版主编，现为智颖网络创始人）

魏黎明/文

2007年，“杜氏地下钱庄”案轰动一时。

当年8月，深圳市外管局公布了大致案情。一年时间，43亿元资金来往，甚至还有当地国有企业涉案。

一时间，广东及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然而，除了语焉不详的新闻通报，更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闻报次日一早，我就从广州赶到深圳。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我记得还很清楚，那天是周五。当周的稿件，基本上都已经编辑好，准备付印了。

这是一个刚刚侦结的案件，嫌疑人俱已收押，一时也无从得知更多细节。从深圳市外管局一无所获地出来，徘徊在深圳街头，眼望宽敞道路两旁，拱立着众多银行的总部大楼。当时心想，在他们的电脑系统里，就存着每一笔资金来往的记录。可是，要想得到这些信息，难如登天啊。

不愿放弃的我，转身去了深圳市公安局，却也只是在宣传科与工作人员交换了名片，随后就返回广州。

原本没抱什么希望，谁曾想三个月之后，突然接到一个从深圳打过来的电话。正是深圳市公安局，邀我过去采访当时侦办该案的民警。

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邀请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而我则是唯二的另一家媒体记者。心中暗喜，这可真是无心插柳啊。难道当时只有我跑去深圳市公安局留名片了？又或者，经侦分局的警官们平时也爱看经济观察报？

当一份份卷宗摆出来，我已经没工夫细问详情，如获至宝地扑过去翻看。从几百元到数千万元的转账记录，付款方、收款方，一笔笔历历在目。

翻至某一页，赫然发现，中石化、中石油其下深圳销售公司的名字躺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赶紧悄悄地记在小本本上。

顺藤摸瓜，我成功地采访到其中一家公司的副总。聊起来，他也是一肚子委屈，从深港两地油价差异到资金往来渠道的混乱，以及从企业层面难以鉴证的违法与否，他都对我娓娓道来。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自由职业者）

郑褚/文

13年前的5月，我在刚刚被地震摧毁的北川老县城废墟里，以采访的名义四处游荡。

经观那么多记者，注定是我去北川采访——5·12当天，我就在成都，而北川正是我的老家。

13日一早，我搭车往北川赶，包里只有临走之前抢购的几包零食。当然，对记者来说，有一支录音笔就够了，按一下录音，按两下暂停。此刻它也提醒我，自己是一个记者而不是灾民。后续的几天，不仅用它来采访，自己想到什么也径自对着录音笔说。我想，回撤到成都以后，光整理录音就会是一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工程。

5月13日，在北川过夜。14日晚上回到绵阳，在网吧写第一批稿件。15日一早再次搭摩托进入北川，再次走出来，已经是16日上午。看了太多的遗体、不计其数的悲剧，以及少部分的拯救，微弱的安慰，很难说身体和精神上哪一个更疲累。而那支录音笔，已经随着在废墟里爬上爬下，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

回到成都，再世为人，我参与救人被电视台拍到，同事、朋友、校友、同行纷纷和我联系。但我最基本的工作——写稿，不好意思，实在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编辑孟老师说，记流水账你总会吧，就把你在现场的经历写下来，别的都不要管。于是我就真的记了一篇流水账，居然就这么发稿了。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我和同事们多次回到灾区，我们记录了新县城的规划，采访了和当地人结婚的援建工人，记录了北川人的震后第一个除夕，在一所临时小学里，我们还参与了当地人的篝火晚会。

2009年下半年，我离开经观去了网站，结束了短短4年的记者生涯。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为老东家的理性、勇气、坚守感到自豪。

我是在2014年结束媒体生涯的，如今在广州经营一家小公司。有人说，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是被时代戏弄的一群人，我们遇上了纸媒的春天，但短短十余年间，又见证了新闻被互联网颠覆，我们看着报摊上的报纸越来越少，后来，报摊也不见了。但我觉得，成为媒体人是幸运，至少我们曾经有过那些被某种使命感充满的、年轻的日子。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公司经营者）

林俐/文

“总统是黑人！”

2008年11月4日晚间，当美国迎来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时，这句子一遍又一遍地传递。当时，我与同事程明霞，挤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内百万人群中，采访从全美各州涌来的支持者，包括源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白人妇女。她那保守派南方家乡的白杨树上，曾经结着一颗颗因种族仇恨引发残酷私刑的“奇异果实”。

《奇异果实》（Strange Fruit）是Billie Holiday 1939年的名曲，背景在黑白人种族对立的时代，3K党随意动用私刑处决非裔美国人，将死去的黑人悬挂在杨树上，那随风摇摆的尸体，“在雨中肿胀/在风中干瘪/在阳光下腐烂/终将落土/这是如此奇妙而苦涩的作物”——歌曲如此唱道。

奥巴马于2008年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其有色人种身份，仿佛蒙上了一层光环。肤色给奥巴马带来了一定的附加价值，虽然那不过是“改变”旗号下的意识形态象征。

那一年，有更多大时局背景因素把他推至权力巅峰。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先是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隔岸观察、追踪报道总统竞选进程……而那期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金融体系崩盘波及全球经济。直到同年11月，当我与明霞抵达美国实地采访时，见证的不仅仅是总统大选结果，我们用文字和视频记录着当下，结合周报大篇幅报道和网络博客式日记，呈现那个混乱喧嚣的政治周期更替点——“改变”还没到来，更多的是一种弥漫着蜜月期的期许。

现今美国再次进入新一轮的政治周期，经过时间推演的 “改变”，从美国本土到国际舞台上的两极化博弈，不变的依旧是站在各自利益优先论的立场。奇异作物也在变异中，苦涩的政治经济议程，仿佛再次披上“排他”的外衣，而这次，黑人不再是被仇视的仅有人种。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任马来西亚Leva旅游品牌策划人）

文钊/文

很多时候评论是无力的。即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情感和观念的表达。这种表达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激越的，说到底是作者对那时候整体社会氛围的感知和回应。

汶川举行悼念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就在现场用手机跟我们播报前方的情况，所见、所闻、所感。当时还有零星的余震。那是第一次，国旗为这个国家的普通国民而降。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懂得要如何记得。那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是一种理性的探寻。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更有力的建设。

媒体是记录者，但也因记录而记着。2020年清明，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逝者和牺牲者举行公祭仪式，国旗又一次为这个国家的儿女降下。我们也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记住，是为了不辜负》。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姜洪桥/文

《中国楼市告急》一文发布之时，正值缘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球猛烈扩散之际。作为对金融高度依赖的行业，整个房地产行业忧心忡忡，担心资金链崩断也属应有之意。

那段时间，除了房地产业，政府在各个领域都频繁召集座谈会，研究对策，并最终在文章发表之后的第四个月，正式出台了包含“4万亿”刺激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来挽救局面。

相比其他基础行业，房地产业具有龙头的带领作用，行业组织完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也很强。因此，当时的采访主要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入手。商会从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挽救行业角度出发，对媒体的采访给与了高度的支持，将其所掌握的情况和建议合盘托出。政府部门尽管对媒体较为敏感，但对必须应对金融危机实际上也达成了共识，因此也能够予以一定的配合。可以说，面对危机的“天时”，“人和”相对容易形成。我和程志云、张向东从住建部和发改委，均获得了较有价值的信息。

报道的最终形成，难度并不大。程志云和张向东都是此中高手，看问题的视角和选取素材都很熟练。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要不要立刻出手救市，第二才是怎么救的问题。因为离最终政策出台尚有距离，没有太多的细节干扰，报道确定思路相对简单，即围绕是否要立刻出手相救的多方互动和博弈展开，把业界与政府的互动描述清楚，再对双方的意向予以恰当展示和梳理即可。

有意思的是，当时房地产业内人士都超级恐慌，只想解决企业生死存亡问题，并没想到房价会大涨，就如聂梅生会长说的，“别再抱有暴利的幻想”。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拉动了全球，“4万亿”之后房价也再度暴涨。在一个既定的经济生态里，它总有自己的两难。要破解这种两难，正是我们现在经济和金融改革所为之努力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地产部、要闻部资深记者，现任区块链媒体CoinNess总编）

贺文/文

2021年1月18日，当汇源果汁被香港联交所正式摘牌时，距离2008年8月那场轰动一时、终以流局收尾的“饮料业世纪并购”，已经十二年有余。

2009年3月18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叫停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收购案，此交易最终成为《反垄断法》实行以来首个未被通过的案例。

有人设问，如果当初可口可乐如愿，以总价180亿港元、相较于汇源果汁当时股价溢价近2倍的价格，收购了这家 “国民饮料”企业，汇源果汁如今的命运会被改写吗？

历史没有如果。

在《经济观察报》做产业经济报道时，还有一桩饮料业的“世纪恩怨情仇”让我记忆犹新：达娃之争。

2007年，娃哈哈和达能在娃哈哈非合资公司的股权收购事件上反目。两年后的2009年9月，双方终止合资关系，达能彻底告别娃哈哈。此时的分手，距离1996年3月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香港百富勤“浓情蜜意”组建合资公司，已经过去13年。彼时，中国国内正在开启经济发展的新高潮，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实践从探路慢行到快速发展。

无论是朱新礼和汇源，还是宗庆后和娃哈哈，都是中国民营经济40余年发展大潮中的浪花朵朵，而中国民营企业亦是《经济观察报》创刊20年来、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持续洞察企业现代化，守望产业的成长和命运起伏不可或缺的领域。

回眸来时路，既往一颗心。

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新一轮的改革。比如，民企与国企如何在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布局中更好的优劣互补；如何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期制度安排，以有效地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营企业自身如何“去家族化”，深度实现“现代化管理的转型”等等，这些都还“在路上”。

相信下一个十年的《经济观察报》，亦将持续关注。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自由职业者）

雷梓/文

离开《经济观察报》整十年了。我20岁入行，在新闻媒体圈辗转二十六年，报纸、杂志、电视都做过。其中有六年在经观度过，经观也成了我服务的最后一张报纸。

我进入经观供职，是在2005年春，当时报社还挤在化工大院内广西师大出版社隔壁的几个房间，稍晚才迁入同大院的甲7号楼，将整个报社不同部门放平抻展。

进入经观也算是阴差阳错，我做了从未接触过的汽车专刊编辑，兼顾公司新闻的编辑工作。当时汽车版还归属公司新闻中，稍后才跟地产一起独立出来成了专刊。最早加上我只有三个人，经过招兵买马建成五人团队，翻开了经观汽车行业新闻报道的第一章。

也是在刚入职的2005年，我荣幸成为了《经济观察报》“年度最佳编辑”的获奖者，我清楚记得自己走上领奖台之后，手脚发抖，说不出话，快四十岁的人紧张得像一个懵懂少年。

还算恪尽职守吧，我接下来做了五年的汽车专刊责任编辑，从浅窄渐入深，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及其相关行业的转轨、正名、崛起，也窥见了其中的曲折坎坷与悲欢离合。

经观六年，不敢说做了多少事，最可宝贵且至今心怀感恩与欣慰的，是在这里结交了不少可敬可爱的师友，他们的温暖温暖至今，他们的助益助益此生。

围聚在经观这个怀抱中的很多人很多事，都熔铸成了记忆的锚铁，它落定的航点，见证我们，曾经一起，乘风破浪，静水流深。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编辑，现为“李白跑地球”系列活动梦想创意人）

严凯/文

2008年9月，在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下，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不得不申请破产，轰动全球。

这场风暴波及到了中铝集团。一个月后，英国每日电讯就报道称，中铝持有的力拓公司股份因托管在雷曼兄弟香港账户中，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当时，中铝收购全球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英国媒体的报道被认为有搅局嫌疑。

得知上述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中铝集团，中铝相关负责人答应了约访。从采访中，我们得以还原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也从中看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感谢报社当年对我们当时报道的大力支持，报社“理性·建设性”的办报理念对我影响至深，也时刻提醒我要坚守客观、中立的报道原则。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自媒体从业者）

孙健芳/文

在经济观察报的10年，可以算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青葱岁月。

当年我刚从二级私募基金公司出来，多少有些彷徨。大学期间学的是“证券专门化”方向，刚毕业时也听前辈唠叨97年证券市场突飞猛进和满地金银的赚钱机会，但，什么都比不上市场亲自给我们上课来的亲切：不幸赶上了网络泡沫破灭年，刚加入不久的公司解散，客户和同事倏忽间失去联系……这些事件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明白单体理性人作为群体时，往往失去对“冲动”、“盲目”、“狂热”等情绪的控制，而此情景只会一再重演。

刚从证券市场抽身，就懵懂的踏入新闻行业，而我之前从没有学习过新闻类课程。刚入行时，我是胆怯的，若算有信念支撑的话，就是我愿意像《光荣和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一样，以记者身份，去记录一个时代社会经济变迁和其中活灵活现的人物，这样在我老了，若能力和精力许可，也写上一本怀旧旅程的书。

这算不算小人物在儒家标准下的“立言”梦想？可惜，这条路没有走下去。

不过，庆幸的是，我在经观10年期间，能够沿着“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证券基金-风险投资行业-宏观经济报道”这样一条路径去从事新闻报道，即从行业-企业-宏观这条学习曲线生长，而不是反方向走。这有助我之后再次从事私募行业面临各种问题时找到解决办法。

自从2012年正式做一级私募投资到现在，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在这几年投资过程中，踩过坑、吃过亏，判断失误过，怀疑过同事，否定过自己。现在时至中年，身边的朋友和客户间或因各种原因离开人世或陷于囹圄，茫然中也怅然过，当年我自称是码字工人，原来单纯的码字是世间最为幸福的事。

当我即将跨越又一个10年，去回忆10年之前的10年时，那些镌刻美好记忆的时刻——选题的甄选和争论、采访中受拒和辱骂、撰写稿件的焦虑、同事合作中的默契，落实成版面的惊喜，都好像仅仅呈现在灵魂和信念层面的单纯，而不是现在，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应对考核数字和必须完成的任务的纠结和担心。

愿经观“紧紧抓住新媒体的融合趋势，再创一个10年的辉煌”。

写于2021年4月5日。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高级记者、首席记者；现为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闫威/文 2021年2月17日，国美董事长黄光裕获释，回到了他原有的位置。此时，线上平台已经取代昔日线下成为新的渠道之王，曾经的老对手苏宁也早已转身电商将国美远远超越。

一个时代过去了。

幸好真正的企业家总是不甘于落寞的。听说出狱后的黄光裕向互联网重寻赛道，试图发展娱乐化带货，相信未来可以用细致的手法很快实现娱乐化带货战略。

距离2008年写《黄光裕深陷七宗罪嫌》这篇稿子已经13年，我也离开新闻业多年，当时写稿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那是最让人精神亢奋的职业生涯。仍记得那一周，只闻风声未见证据的焦急；和同行抢拼发稿速度的刺激；跨部门联动采访的激动人心。也记得在行文上极致谨慎小心，如拟题目时用“嫌“而不是”罪“，因发稿时法院还未宣判。为了追求真实性，在行文上做到句句都有出处，牺牲了些可读性。时隔多年，回头翻看，不禁为当时干涩的文字感到一些遗憾，隔着屏幕都看到了当时的严肃臭脸。若换做今天，我定会牺牲一点点刻板的公立和严谨，而把话说的更有温度一点。

对比在离开报社以后所有的职业生涯，一线记者一段最为艰难，因为采访真的太难了，每一篇好的稿子背后，不仅仅是记者和编辑的专业和敬业就足够，更要遇到敢于说真话的受访者、线人。曾一度困惑，既没有利益诱惑又没有义务驱使的新闻来源会长久吗？十几年之后，经历了更多人生况味，我相信，更大的可能性是，并不需要利益诱导，想要获得真相是人类的本能，帮助真相大白于天下是人类内心普遍错在的善，因为大多数人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经济观察报》书写过很多人的辉煌，也记录过很多企业的错误。正是因为中国不缺少勇于试错，甘于冒险的企业家，裹挟着辉煌和错误一起，塑造并成就了中国经济最急速发展的这20 年，也成就了这份记录中国这20年经济史的报纸，好新闻永不干涸。

当时代的浪潮变了，所有人都是这个大时代的主角，都会在新的浪潮中或成长或改变。

黄光裕的国美如此，新闻业也是如此。

祝我们的经观生日快乐！

（闫威，2007年到2013年就职于《经济观察报》公司新闻部）

种昂/文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通钢股份”）发生了一件在中国钢铁产业发展历史上一个极端事件。

两天前，吉林省国资委宣布，民企河北建龙集团将控股吉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通钢集团。可是，在历时五年的合资合作中，通钢和建龙之间因多重利益纠葛以及在管理理念、人事安排、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差异，关系恶化由来已久。重组当即遭到了通钢职工集体反对，各车间职工纷纷停工，加入了在罢工游行的抗议队伍。

7月24日，作为民营企业建龙集团派驻的总经理陈国君在与职工沟通中非但没能平息愤怒，反而引起职工激愤被群殴，最终因“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而致死。这在通钢的厂志中是黑色的一页，在中国国企重组改制历史中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原本，全国各地钢厂大多为国有企业，当时兴起了一股民企参股、控股国企钢厂的热潮。建龙集团通过并购就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内蒙等省并购不少国有钢铁资产；曾经“胡润百富榜”排名第二的河北京华制管公司老板杜双华先是托管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又进入了一家央企——中冶京城(营口)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诊断”管理服务。当时业内盛传，杜双华极有可能控股这两家国企。

由于发生了“通钢悲剧事件”，建龙集团宣布退出，一年后通钢最终被首钢集团接盘重组。这一事件在钢铁业成为了一个风向标。此后，民企纷纷败走，杜双华也先后退出了营口两家国企的托管、重组。

从那时起，钢铁业的兼并重组更多的成为了国企的资本游戏。

（作者现为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

康怡/文

如果要以一个微观主体来见证一段国资改革历程，中投二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中投二号只是民间的叫法，现在它的官方简称是国新公司。

跟踪中投二号系列选题在我跑国资新闻那段时间里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光时刻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这条新闻都足够硬，它关乎的不仅是一个公司，而是通过这家公司得以还原中国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改革的变革过程；另一方面就这条新闻本身看，我们的独家也足够强。

不过报道的过程却充满坎坷。外界对它的期待越大，政策层面推进的过程就越谨慎，我们的报道也需更小心，每一则消息都需数个核心消息源的反复确认才敢写，从公司最初的定位、到数次筹备的细节再到成立后的各种运作，每一篇都必须认真对待。

这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发出时，当时报社领导霸气地决定叫它中投二号，我内心其实是忐忑的，当时的担心在于这个襁褓中的小公司未来能否撑起这么大的局面。十余年过去了，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尽管在成立后的前几年，它走的谨慎而缓慢，在整合中国华星、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成立开展境外投资的国新国际后，再无其他动作，看似离中投二号的定位还相差甚远。但我更愿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种厚积薄发。2016年，随着国资监管体制逐渐理顺，对改组组建国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有了政策文件，被确定为国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的中投二号开始大放异彩。

这五年，是它突飞猛进的五年；这五年它打通了国资运营的“任督二脉”，“融”得来，“投”的出；这五年，它成为资本市场的常客；这五年，它通过总部直投、基金投资、金融服务、境外投资等方式向央企投入超5000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项目超150个，金额2300多亿；目前国新系基金规模达8000亿元，所投项目已上市15家；这还不是全部，它还参与组建了国家管网集团、中国铁塔，出资支持了东航集团、国药集团的股权多元化改革，成立了国源公司助力煤炭去产能，战略重组了大公国际……

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以财务性持股为主的国资运营思路，并明确了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的综合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愿景目标。十年前的报道中有一位专家曾期待：这家公司应该成为国资委的一只高规格的手，通过这只手来做市场化的资本运作。而这一切，正刚刚开始。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要闻部记者）

程志云/文

十年一梦。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后，2008年底国务院紧急抛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彼时的中国GDP增速忽然从14.23%高位陡然回落到9.65%，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保增长，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不过十年后，这些地方融资平台的巨额债务被时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称为“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灰犀牛”。

事实上，就在上述文件发布仅仅几个月后，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银监会要求各商业银行在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时注意风险，并提醒贷款前检查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已经贷款的项目同样要定期清查前期资本金到位情况。除此以外，他还要求商业银行终止在年初和地方政府签订的没有实质项目内容的战略合作协议。

然而，充盈的信贷激发了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带动土地价格起飞，土地价格起飞则进一步坐实了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能力，这又带来新一轮商业银行放贷冲动……事实上，在这位银监会首任掌门人卸任前的三年几乎是在不停的警示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但盒子已经打开了。

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建立了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和数十万亿的债券市场，但没有改变的是地方融资平台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2009年6月末，全国8221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而10年后的2018年底，地方融资平台的带息负债超过30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例为34％。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疑令一切雪上加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期的一篇撰文中表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难以通过债务规模去进行衡量和判断的，关键是要看如何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债务规模本身去评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多大，因为借债的目的是要对冲当前的风险以及未来的风险。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现为蚂蚁集团研究院研究事务总监）

谢良兵/文

当时被苏琦老师要求去石家庄采访三鹿乳业的重组，其实内心并不是特别情愿。正值2009年春节前夕，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通常在过节前几天心思早已不在工作上，尤其是要在这个时候找到人采访，想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月24日，我抵达石家庄的那一天，是个周六，也是农历的腊月廿九，第二天就是除夕。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位于石家庄和平西路的三鹿集团总部。大院里停着的警车和悬挂着的警示横幅，与春节气氛格格不入。在这里，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还好，我得知就在三鹿集团总部的不远处，有两个与三鹿破产重组相关的组织在活动着。一个是北京三元的团队，一个是石家庄市国资委牵头的三鹿破产清算小组。这两个团队决定着未来三鹿集团的生死存亡。进入这两个组织所在办公地并没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拦。而我也获得了一些有关重组的文件及相关信息。

这篇稿子的采访横跨了整个春节假期。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再次去了石家庄。这一天晚间，三元股份披露，公司将调整并购三鹿方案。第二天，三元股份停牌。此前的2008年12月17日，三元股份以设备租赁的形式维持了三鹿的运转。

三鹿曾经是石家庄的“面子”，也是当时石家庄支柱产业乳业的一面旗帜。就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几个月前，三鹿还因为“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打破了乳业界20年来空缺国家科技大奖的局面。   

但有时候，崩塌就在一瞬间。三鹿员工的信仰崩塌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丧尽天良”的事情竟然是自己的厂子做出来的。而石家庄，这座存在感本就不强的城市，也因为三鹿的崩塌而遭遇“重重”的打击，再次在城市竞争中处于下风。

而今，那些从小喝着三鹿奶粉长大的石家庄人，依然会为三鹿的倒下而唏嘘，但这个城市早已渐渐习惯了不再有 “三鹿”的日子。现在，石家庄乳业的门面是君乐宝乳业，其酸奶已经做到了全国第一的销量。

虽然曾是三鹿集团旗下的一员，但因在当年三鹿奶粉事件中独善其身，未有受损，成为与三鹿“切割”速度最快、态度最坚决的一家企业。与三鹿划清界限后的君乐宝，也的确重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国人因三鹿奶粉事件对国产奶粉的信任至今难以恢复。尽管官方数据表明，国产奶粉已连续11年质检安全，但占据中国奶粉市场一半以上的依然是外资品牌。而且，中国奶源自给率已经跌破70%的安全底线。或许，三鹿对乳业及城市甚至是国人的伤害，远不是一个十年就能治愈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园区荟总编辑、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张勇/文

十多年前，“涨停板敢死队”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为极具显性特征，也颇有神秘色彩，这一题材是那些年财经报道频繁涉及的领域。然而，游走在法律和规则的底线边缘，也注定了“涨停板敢死队”只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主流之外的一个插曲。

我记得大概是2009年5月上旬，报社编辑部给了我一个简单的线索，“据传光大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的负责人被司法机关带走，估计与当地住房公积金（后经调查得知是住房维修基金）的违规入市有关”。上述这家营业部正是“涨停板敢死队”最为集中的营业部之一。

实际上，对于这一条在如今可以算是“天大”的新闻线索来说，当时我并不觉得十分震惊，因为在2009年前后，疯狂的民间游资、粗放的券商经营、各类社会机构资金管理的不完善以及刚刚起步的私募基金阳光化等等，让资本市场充满了各种光怪陆离。

对于这一个没有其他信息的事件新闻，没有什么太多需要事先思考的地方，所以记得当时我的采访原则就是简单直接，得到线索后第一时间就赶往宁波。采访过程并不复杂，但却让我切身体会了制度完善的重要性。

如今，不仅各个管理条线的制度日趋完善，管理部门之间的联动也在加强。而在市场的另一端，2007年1月之后，私募基金的阳光化启动，七年之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备案办法开始施行，“涨停板敢死队”也逐渐销声匿迹。

（作者现为经济观察报华东分社社长）

胡芳洁/文

写这篇稿子时，还是2009年的夏天。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一年的房价疯涨，或多或少还留有印象，一方面是市场本身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相较于2008年下半年，过于惨烈的对比。2008年下半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国内经济快速回落，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国内楼市整体行情也降到了冰点。当时甚至连收废品的老大爷都知道“房价不行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买房”。

然而，反转总是来得太快。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快速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一举措很快在市场端引起反应，甚至可以说远远超出了计划制定时的初衷。2009年上半年，房价疯涨，也许只是诸多经济反应的一个侧面。2008年悲观观望的人们，纷纷涌向售楼处，但是以1万元/平方米左右的单价在5环内买房的时机已经永远过去了，并且不会再回头。

转眼快12年过去了，这篇稿子当时采访的很多细节，都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市场变化中这种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在经观工作了7年多，算上实习的时间有8年多。我很荣幸、也很庆幸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这份橙色的报纸，她教会了我很多，她说情绪化的表达是容易的、理性建设性更可贵，她说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要多方求证，她说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能说假话，她还说……这些我一直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在这里，也曾纠结、迷茫、痛苦过，但对我而言，这里一直都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

感谢经观。也祝愿经观越来越强大。虽然媒体形式不断变迁，但对真相的不断接近、独特的思考和见解、有趣有吸引力的故事和表达，永远都是读者需要的，这些不会改变。祝经观越来越好。

陈哲/文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幸大会落幕一个半月后，市中心一幢正在修缮的大楼突发大火，夺走了58个市民的生命。

据最初通告，大火起因是几个电焊工的违规操作。后国务院调查组介入，定案是违规建设违规分包违规操作，电焊火星飞溅到阻燃性能不过关的保温材料上引发大火。在此期间，我们发出《上海大火追问》的系列报道。

这组报道有若干突破，我印象最深在保温材料。火情发生后，我与两位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有卡车把保温材料从现场运走，这是一个反常：大部分人还在想着如何救助人员，却有人想着运材料。当时很巧，一块残破的保温材料从车上掉下来，被我捡到。我们连夜找到专人鉴定，发现这块保温材料根本不像施工方宣称的阻燃性好，反而很容易点燃。我印象很深，点燃它的时候出现了熔滴现象，还把我的手烫了。依据这“第一手材料”，经观第一个报道了外墙保温材料阻燃能力差，才是大火瞬间演变成难以扑灭之势的罪魁祸首。

这条新闻获得当年经观的年度报道，再回顾已有经年，同事并肩、刨根问底的情景历历在目，原因无他，惟“现场的馈赠”。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姜雷/文

报道国美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争，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最早可以溯源到2008年10月，国美创始人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一直到2011年3月陈晓辞去国美董事会主席职务。

从最初大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有加、到双方矛盾冲突加剧、升级、翻脸，各种商业阴谋阳谋对决，一直到最后大股东耗费巨大代价将职业经理人赶出管理层。国美黄陈之争，可以视为中国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家族管理模式与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战略、经营理念、企业治理等方面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一系列报道，我们也向读者全面展示了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下，大股东和管理层各自施展财技，围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精彩争斗。

最后，也感谢报社当时对我们当时报道的鼎力支持，真正做到了中立、公开。祝报社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某投资公司）

廖杰华/文

到今天苹果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没有之一。而富士康，仍旧是全球代工的王者，尽管地位不如以前。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不变的是，世界仍由强者把持。

11年前，我们的第一篇文章是《苹果有血泪》，探讨的是富士康13连跳背后，苹果的行为与逻辑。

作为富士康最大的金主，13连跳的背后，难说与苹果无关，但和现在一样，规则是苹果制定的，富士康和其产业链上的工人，都在苹果的世界里跳舞，所以悲剧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

放在今天再观察，当时的几点判断仍然是比较准确的：

1、90后打工者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心理和生理变化，当下比较典型的是，很多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的90后，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上班，更别说进工厂；

2、富士康代工业的迟暮，今天，尽管富士康仍旧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但其逐步式微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3、作为全球产业趋势的领导者，苹果帝国仍旧有强大的护城河和控制力。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今天国内产业领域的变革。

1、阿里、腾讯、美团这些互联网巨头开始统治世界，但他们在收割韭菜的同时，并未建立诸如苹果、谷歌、英特尔一样的护城河，也未像华为一样，对国家和未来有所担当，这是隐忧；

2、富士康式微，立讯、歌尔等小巨人崛起，但仍不够强，一推即倒的欧菲光即是证明；

3、90后乃至00后开始站在舞台中央，他们热情有活力，但他们身上的压力也超过过往几代人。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自媒体楼市头条创始人）

张晓晖/文

11年前的2010年1月4日，经济观察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李庄案“罗生门”》，引起较大的反响，我身在重庆，正是李庄案采访的记者。

如今已经过去十一年，案内案外的诸多主人公都已经物是人非，回头看来，感触颇深。

当时的背景是：重庆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

李庄案是重庆唱红打黑的一个转折点，李庄从北京而来，为黑社会犯罪嫌疑人龚刚模辩护的律师，他因为涉嫌伪证罪被重庆公安机关逮捕，并于2010年1月开庭。

围绕在李庄案上的争议一直存在，获刑之后的李庄，也无法继续从事他的律师职业。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以及在公安、检察院、律师行业的司法界，李庄案受到的关注度是空前绝后的，该案公开审理的时间长达16个小时，从早上开庭到深夜。江北区法院座无虚席，法院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在旁边守候。

李庄一审的辩护律师阵容，在今日来看也是空前豪华的，由康达律所的高子程和京衡律所的陈有西担任，二审时候，陈有西、斯伟江律师继任辩护人。

李庄案中，媒体采访的“通道”并不顺畅，比如二审的时候，媒体身份无法获得旁听证，我历尽千辛万苦，以陈有西律师助理的身份，方得进入一中院旁听。戏剧性的是，在二审中，陈有西、斯伟江继续为李庄做无罪辩护，但李庄却当庭认罪。

高子程如今身为北京律协会长，陈有西、斯伟江已经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刑辩律师。

值得一提的是，李庄案一审中的一位检察官，也在李庄案数年之后，改行做了律师。

李庄本人早已出狱，该案改变了他的人生。出狱之后，李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申诉，希望他的案子能够获得平反。李庄的儿子李亚童子承父业，也做了律师。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

席斯/文

2011年9月，休假返工第一天到文钊老师的办公室点卯，我们从假期所见所闻一直聊到了下一周的选题。休假期间在新闻上看到有地方开始恢复征收“价格调节基金”这项很古早的收费，联想到此前地方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些免征条款的修改并恢复征税，就有了这一篇《休眠税醒了》。发现、分析、论证、总结到最终成稿的过程总是让人兴奋，而在那些年每一周都在循环着这样的过程。报社就像一个温暖的绅士，给予我时间、空间，还有可贵的倾听与讨论。

那些我们曾经孜孜不倦地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参与监督的领域陆续有了改变。年底突击花钱？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下一年支出；看不懂预算？建立了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组成的完整的国家账本体系；非税收费多且不规范？非税收费入国库纳入预算；国有企业红利全民无法享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划入社保基金；税法级次太低？财政部刚刚宣布要房地产税立法，将原有暂行条例升级为法。

很荣幸与《经济观察报》走过一段路程，一同参与见证时代的变迁。祝《经济观察报》20芳华仍有炽热记录这个世界，用“理性与建设性”。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腾讯公司）

黄利明/文

高中看时政经济类刊物，大一确定财经新闻发展方向，大二（2001年）看到创刊的《经济观察报》而立志加入，大四毕业实习毛遂自荐被接纳。毕业后在新京报历练两年，2005年我回归经济观察报，之后7年拿过报社三个年度杰出作品奖、两个年度杰出记者奖。这是我在经济观察报的烙印。

2011年8月8日刊发的《IPO宽严尺度调查》，就是其中的一个年度杰出作品奖报道。从创业板到中小板，严宽不同的发审委委员小组，往往对应的是该股票质地的好差。以2010年业绩统计，宽松组别里业绩负增长的企业数往往较多，反之却少，两者悬殊相差逾6倍。

当时，这篇报道被报社认为是财经数据新闻报道的一个范本，用客观数据方式，变相揭开了发审委委员的寻租空间与寻租排名。据说证监监管高层在后来发审委委员大会时，还举着这篇报道怒斥，让委员们看看排名，自己背后到底有多少猫腻。后来甚至有公关人员还拿着这篇报道的数据进行整合，以数十万的价格出售给拟上市企业——以此排名来判断某一发审委委员的公关难易度。

这一报道的启发，也来自于某财经公关的朋友提示，说有些发审委委员手太紧，有能力的拟上市公司在过会时都会想办法回避“火眼金睛”组别。同时，拟上市公司更多的是想办法去打点那些手松的“眼拙”委员。

发审委委员的利益寻租与腐败，因为是线下交易和抽屉协议，所以既难以为外人所知，也很难查证。但是，发行审核制，最终还是人员审核，机制再完善也是靠人的主观判断来投票，所以有行为数据和主观偏差，也就有报道空间。

通过上百份客观数据表格的数据清洗、筛选整理，我最终计算出中小板、创业板发审委委员的过会率与绩差率。从当时A股看门人角色的发审委委员，手松收紧程度，以及火眼金睛程度，还是睁眼瞎的眼拙程度，来凸显发审委委员在把关IPO企业生死命门背后存在的寻租空间。

报道的初衷需要特别交待，我非常认同报社“理性·建设性”的理念，就是要站在未来看现在，站在行业、市场、制度、顶层设计的维度，来看待问题并试图追寻可能的答案。而IPO环节，从PE腐败，到发审寻租，到发审委委员好赖，再到发行制度改革，再到呼吁注册制，都是证监监管乃至市场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所以，从历史纵深维度就可以看出，IPO发行制度作为守门人制度，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时刻、某一时点的偶发报道行为，而是直击监管制度完善与顶层设计的系列跟踪报道。

这就有了从2010年到2012年之间，《国信证券PE腐败大案》、《IPO发行灰色利益链》、《IPO宽严尺度调查》、《郭树清惊人之问:IPO不审行不行?》这一系列涉及发行审核问题的重大经典报道。

之后，从2016年3月注册制被授权实施，到2019年科创板开启并进行了注册制试点，再到如今注册制还将全面推行，我和报社有幸既见证又参与了发行制度改革尤其是注册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德林社”、投资者互动社区“尺度APP”董事长）

田芸/文

人这辈子总得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有时候我想，在经观的日子，可能是我离“惊天动地”靠得最近的时刻了。

此刻坐在书房，窗前小院寂静无声，冬天里种下的郁金香微微摇摆。十年前那个四月，结束了两周精心动魄的调查采访，我在天津大学校园里散了个步，直至今日还能清晰地忆起当时阳光从刚刚萌芽的树枝间投下的影子，四月的微风吹得整个人要飘扬起来。虽然稿子还没写出来，但挖到猛料的我心中那种深知这篇稿子的分量，心中那种踏实满足的感觉大概可以称作“高级的幸福感”了吧。

当时的我在经观工作了一年多，专注于期货行业的报道。期货当时在中国还是小众市场，2008年金融海啸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冲击仍在延续，金融衍生品似乎也是一个诱人但充满了禁忌的话题。在写了几篇国内国外金融衍生市场的对比报道之后，有一位业内神秘人士找到了我，说天津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家跟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所，其中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规模最大风头最火，做法也最离谱，打着“做市商”的旗号和自己的客户直接对赌，问我敢不敢去查一查。

我跑去问了一下监管机构的一位前辈，他跟我说，天津励志要打造成全国金融创新中心，里面各方势力嘈杂，水很深，让我“一个小姑娘”不要妄自淌这趟浑水。我是科班学新闻出身，新闻理想掉了一地，从小敬仰法拉奇，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战地记者，一听到“危险“俩字，立刻斗志昂扬，跟我的领导郭宏超报了选题，撸袖子上阵了。

郭老当时是金融市场报道组的主任，也是早我两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师兄。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命很好，每一份工作都遇到了特别好的领导，现在想起还是觉得很温暖，他给手下的记者自由，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深刻理解并给与足够的支撑，人格魅力令人难忘。

郭老听了我的想法，觉得很激动，但也很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毕竟业界因为调查报道触动了权力底线而被人身攻击的案例也不少。后来我们一起探讨了调查采访的策略，就是不能明访，一定要隐藏身份，另外还派出了我社刚入职高大英俊看起来就有安全感的陈旭同学跟我同行。

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天贵所的运营，我们决定假扮期货经纪人，跟天贵所的上线去谈加盟“综合会员”。记得当时为了看起来底气足点，我还去借了一只LV的包背上。天贵所当时处在隐秘而且急速的扩张期，急于扩充“综合会员”的数量，且还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我们接触的上线丝毫没有设防，我和陈旭里应外合，居然顺利地套出了天贵所“特别会员”和“综合会员”的盈利模式，从而也就坐实了交易所靠和客户对赌挣钱的事实。谈完从咖啡厅走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咖啡因作怪，我心脏猛跳双手发抖。

然后又去天津滨海新区的工商局，记不清楚用了什么手法调出来天贵所的法人和注册信息，我跟陈旭决定上登记的地址去看看，结果居然发现工商注册的地址居然子虚乌有！

当时我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心痛，挖出来的是一块大料，但是又感叹这样的交易所居然能堂皇运行而且成交额已经高达2800亿，这里面有多少家庭的储蓄金救命钱。那一瞬间“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句话突然不再抽象，因为我确确实实地感到了扑面而至的负重感，同时也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强大。

运营模式和资质情况搞清楚之后，我和陈旭又分头采访了监管界、业界和学界的专家，最后稿子出来，郭老和当时报社总编都夸说非常扎实。

就在报社排版之时，天贵所的高层打了我私人手机号说想见面聊聊，然后还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在哪儿的。我就跟他们说有什么事找报社谈吧，我就是一个小记者。不知道报社当时是否顶了各种压力，周一的时候一看稿子发出来了，头条，南方周末，财经，新华网等各大媒体都放在重要位置转发并且派出记者跟进。炸弹就这样被引爆了。

写下这段回忆的时候，我因为举家欧漂离开经观9年了。虽没有忘记过当时做调查报道的巅峰体验和成就感，但对于天贵所的后续情况慢慢也不再了解。今日上网一搜，发现天贵所依然持续营业了好几年，官网上的信息更新到2016年6月，2017年底的时候爆出新闻说被判非法期货交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钱权与正义的斗争，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吹响号角的人。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荷兰莱顿大学科学学院，中国事务主任）

陈勇/文

从2011到2021年，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首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记录经历，一切如在眼前。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海域爆发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第二天，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

福岛核电站位于北纬37度25分14秒，东经141度2分，地处日本福岛工业区。它是2011年前全世界最大的核电站。受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中一座反应堆震后发生异常，导致核蒸汽泄漏。污染之处，遍地废墟，满目疮痍。

事件发生得太突然，全球民众都处于震惊之中。这一年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外派遣记者报道国际灾难事件。记得时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张宏对我说的一句话：“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高光时刻，去现场实地感受一下。”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第一时间坐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飞机上，有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认识的同行，大家一同赶赴灾难现场。

在福岛，核辐射危险的范围从10公里一直延伸到40公里。在日本的两个月里，我接触了大量的居民和难民，他们经历了恐惧、平静、彷徨、迷茫和愤怒。这些记录最终形成了我的《福岛日记》。佐佐木一家，和避难所里的其他人一样，因核辐射而无家可归。避难所原本没有任何的救援物资，所有的东西都靠难民自己解决，物资和食材都不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本民众的相互救助。虽然恐慌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但周围民众都尽力去救助每一个受灾的人。民间志愿者们会自发来到避难所，为佐佐木他们提供洗衣、做饭、按摩等帮助。

佛家说，三灾八难，方能大悟。无论是外苦，还是内苦，都要经历各种千锤百炼。而我只是希望，在这众缘合和的世界里，还要有更多的相互关爱，更多的相互扶持，这样明天才会更美好。

灾难面前，众生平等。我只是有幸成为了这场灾难的记录者之一。今年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过去的第10年，也是《经济观察报》的第20年。回首那些年曾经记录的灾难和印记，我希望世界少一点灾难，希望国泰民安，世界更为平和友好。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北京直播天下科技有限公司CEO）

刘金松/文

十年前，靠奥数、赞助费择校；十年后，靠房子择校。看似更公平，其实择校的成本越来越高，和当下动辄数百上千万的学区房相比，十年前几万块的赞助费可能是性价比更高的择校方式。

当然，任何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都会产生腐败，择校这一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升学方式也不例外。在2011年秋季入学季，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揭开了覆盖在择校之上的神秘面纱。

虽然调研报告披露了一些个案细节，但在和编辑言咏、黄小伟商量后认为，单纯从腐败案件本身而言，中小学教职人员职务犯罪并不比其他领域的贪腐便有特殊之处。它之所以受关注，在于其危害到了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对教育公平的伤害，才是这一选题最值得关注的重点。

所以当时的一个目标是，要把这些灰色交易背后的操作路径、链条、模式给调查清楚，当时两位编辑一再要求操作细节，学校怎么收赞助费、交给谁、有多少路径、不同学校有多少比例……

我一度怀疑，这到底是在报道教育腐败，还是在描绘一张择校操作路线图？对于当时还未经历择校洗礼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只能靠之前积累的资源不断去拼图。只是在拼完之后，大家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深深的绝望，一个同事在看完这篇报道后说，原本还以为自己家孩子有择校希望，看完后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从当年择校引发的教育腐败，到如今就近入学引发的学区房疯涨，教育公平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从高危的校长到高涨的房价，择校的方式在变、竞争的筹码在涨，唯有家长的焦虑和渴望一如当初。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沈建缘/文

《中概股包装者“蒸发”》文章中追溯了中美桥梁资本幕后老板徐杰从2003年到2012年期间包装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的“贩壳”行为。

期间中美桥梁资本帮助东方纸业、旅程天下等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反向收购”中涉嫌会计违规和审计不严，当年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后由徐杰团队主导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有12家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中概股中的“烂苹果”。直接导致中国概念股在之前10年中所累积的市场信誉土崩瓦解。

十年后，历史惊人地重演——中概股在纳斯达克市场再次被严重质疑。公司新闻部也已经来了90后新人。他们和我当年一样也努力地追寻着所谓真相，试图拼成一幅完整的时代记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命运。但我们都相信，好故事永远值得去探寻。

世界已经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冲击，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渠道和内容呈现形式。但不管是什么时代，追求新闻内容的本质没有改变。传媒业的核心价值就在四个字：记录、传播。我们从不怀疑，这是一家媒体应该承担的时代责任。但每一代媒体人都会因工作而产生紧迫和焦虑，当年在同一个版面上发表文章的同事大多数都已离开了报社，甚至离开了媒体行业。

虽然在此后我也得到过不少好故事，遇到过很棒的采访对象。但也常常会感到无力，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行。逼着自己不断去追寻什么，过程会非常痛苦和焦虑，甚至让人战战兢兢。因为发现自己能力的边界而觉得自己如此渺小。但这个过程也会让我觉得精神振奋，无论结果如何，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在成长。和很多事情一样，长期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诱惑。

世界已经变化了。很快，我们就会迎来报社20周年纪念日。写下这些，也是想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过去16年的职业生涯，是否对所关注的行业和企业、以及《经济观察报》理想建设性的价值观有所担当。好东西值得花时间，这是真理。所以你一定要耐得住，一定不要太着急。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商业观察研究部主编）

康怡/文 

2012年的宏观经济圈都在玩一个“游戏”，就是“猜”中国经济底部，而且时不时就会被打脸。有机构刚发布经济增速将在二季度触底反弹的报告，隔天就被央行的一波意外降息操作啪啪打脸；也有机构从年头到年尾都在忙着一件事儿，就是不断调低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这样的故事情节在那一年见怪不怪。经济的数次超预期下跌，始于年初的猜底部的游戏在年中也开始变得更加具体：政府能容忍度的“底”到底在哪里？

就在这一轮又一轮煎熬的猜测中，有一个观点开始越来越被市场认同，就是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奇迹”向“常态”过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相对放慢；中国经常账户将开始从盈余变为赤字；人民币将从单边升值变为双边波动……这篇《中国经济从奇迹增长进入温和增长新常态》的报道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完成的。

其实在经观众多的接地气的宏观报道中，这篇并不算出彩，只是在这篇报道站在了一个分水岭上，从这一年开始，保8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报道中提到的经济“新常态”，这个词源于民间，真正从草根走向国家战略是在报道出来一年多后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进行考察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用“新常态”来高度概括，自此“新常态”一词迅速传播。

回顾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也正围绕着这个词的政策含义、经济含义和市场含义一步步走过。

回归宏观报道本身，判断拐点很重要。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要闻部记者，现为公司职员）

欧阳晓红/文

“稳字当头”、“市场化改革”、“遏制房地产炒作”！

这些今天听来耳熟能详的字句，仍是当下中国之关键词。若非标注了出版时间，你可能以为这是最新消息；定睛看，这其实是经济观察报9年前的头版文章《金融业定位回归实体》。

“‘稳字当头，旨在保持平稳发展，度过困难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说，‘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就业率，还要衡量通胀、国际金融危机等综合因素’；以及‘政策拿捏尺度很重要，刺激太大出问题，不放松也有问题。’”

上述文中这段话放在今天看，还那么妥贴；其未必皆为我们的新闻敏感性、洞察力使然，或也因为“金融与实体”是经济转型社会的永恒主题吧。

包括文中提及的三大议题“强调对市场风险的监控”、“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金融资源的市场化改革”仍是中国当下待解的重要议题。

9年前，我们就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做起来并不易”，今天依然如此！为什么？矛头指向——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及实体经济之血脉的金融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即由过去的要素投入型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发展）？

其时，我们还说“金融工作把服务经济实体放在第一位，但真正见效还会有一个过程”；而今天的实体经济之重要地位更为显著。

正如，“十四五”规划明确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支持方向、提出金融改革的方向、强调保障金融风险安全的工作方向；且祭出了多项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改革的措施。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仍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一种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亦必然需要全新的金融格局予以支持；9年过去，金融与实体的逻辑关系愈发清晰；但二者待解的难题亦愈发迫切……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张宏/文

2012年夏季，我和报社同事宋馥李飞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采访，最终刊出的报道集可谓十分丰富，覆盖了中资企业在蒙古国的能源、媒体、房地产等多个产业的投资，也讲述了中资企业在蒙古国的主要投资机遇与风险。采访过程中可以深刻体会到蒙古国对中国这个强大近邻的矛盾心理，既想乘中国经济腾飞之机获得溢出收益，也提防中国对其影响力、渗透力过于深切。处于中俄两个大国的夹缝之间，蒙古国的弱国心态展现无遗。

报道刊出的两三年间，我和同事仍时常接到来自各种中国投资人的电话，希望了解蒙古国的情况，到蒙古国投资。但最近几年这种热度已经消退，今年北京再度出现沙尘暴据称来源于蒙古国，才让我想起十年前的采访历程。

2012年时，中国经济仍处于2008年后大型基建扩张周期，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而后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更加倚重国内消费，力图摒弃对大型基建投资拉动的依赖，蒙古国从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溢出收益明显缩减。加之全球经济也处于收缩周期，高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的蒙古国经济因此难有起色。

2012年之后中国对外投资地图，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大型投资，主要是沿着一带一路从中亚延伸至欧洲大陆。亚洲其他内陆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此，承接了一些中国大型基建项目。但蒙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向北即是俄罗斯，使其完全脱离一带一路沿线，无法由此获益。

即便是矿产资源处于低潮周期，蒙古国仍有机会通过其丰富的森林资源与独特的自然景观，像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那样发展旅游资源，吸引中国临近省份的居民前往旅游。但这一领域的发展显然也很滞后，原因包括多年的矿产资源开发对其自然资源的破坏，缺乏资本积累，以及蒙古国国内政局波动的影响等等。

于中国而言，过去十年未能将蒙古国深度纳入共同发展的辐射圈也殊为可惜。这其中既有外交战略的考虑因素，也有经济金融的因素。在金融领域，人民币未能进一步国际化，是两国经济加深融合的一大阻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加上外交策略上的怀柔，中蒙两国携同发展、步上新台阶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编委，现从事医药行业工作）

谢良兵/文

关于放开二胎，我在2013年写了两篇报道。

第一篇是《“单独二胎”待落地，计生利益是大阻力》，这篇报道当时反响很大，主要是因为其它媒体转发的时候突出了报道中提及的“年收200亿超生罚款或成放开二胎最大阻力”，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国人对计生政策的不满。

然而，这篇报道有价值的地方是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单独二胎”已确定要放开，这是其他媒体同题报道中未能确定的。也因此，新加坡的一家乳品生产企业通过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联系到我，付费向我了解了更多信息。

第二篇报道是《二胎动了》。这篇报道将“单独二胎”正式落地放开的时间确定在了几个月后的全国两会。果不其然，2014年的全国两会之后，各地开始正式落实“单独二胎”政策。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享受到了这一政策的红利。

计划生育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在1982年9月被定为基本国策。此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计划生育，一直被诟病。2014年，放开“单独二胎”；2015年，二胎全面放开；如今，在东北地区放开三胎的建议时有出现。

可惜的是，计生政策的不断调整并未奏效。数据显示，2016年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2017年为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2019年为1465万，比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2500万人少1000万，出生率降至40年来的“冰点”。

或许，当初计生政策的制定者并未想到，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成为未来中国要面临的最大发展难题之一。现在的政策建言者已经不是单纯建议放开三胎甚至放开生育限制，而是直接奔着建议通过各种福利来鼓励、奖励生育了。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园区荟总编辑、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宋馥李/文

为了回顾，我二刷了本文前后约一年的稿件——有些自恋，好在找回了那两年的很多面孔，又感觉到了那些磕出来的火光。

2013年到2014，山西好像每天都在爆出大新闻——一坨一坨的，就在那时段，我奉命跑山西。

现在看，对城市生长逻辑的一些心得，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形成的。因为一个极富争议的市长，因为一个急剧变化的城市，再加上风云变幻的山西政坛，让那时的采访写作，有了记录时代的意味。

从信息的场域来说，频繁往返北京和各地，自上而下地俯视和自下而上地仰望常常激烈对撞，像刀与剑互砍，火光四溅。这不是矫情，我始终认为，记者就得有总理的视野、农民的立场。

就拿这篇稿件来说，明明各种法令和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但在具体城市、具体事件的执行层面，你会发现各种不协同、不相融。所以，该怎么评价那个市长，我自己是矛盾的。

认识上有矛盾，稿子就成了缺乏观点统摄的白描，而这种理性怀疑和感性认同一直并存了好久。

山西的采访不好做，证件公函要准备一大堆，因为很多部门只认白纸黑字带印章的纸；可话又说回来，只要认真耐心地做好功课，把公文写好，交到最合适的人手里，采访又事半功倍。

加上了一点点运气，采访最终遇到了合适的人，他愿意说一说，而且说了肺腑之言。然后，去太原的一个城中村采访，一位管理者出来阻截，我们狠狠地吵了一架，结果不打不相识，后来成了好朋友。

后来的事情也很精彩。报道刊发后，当地宣传部门和几位官员均受到了非议，因为他们没想到稿件如此立意，在他们看来，将一位市长和城市这样关联，是令人恼火的，是程式化的时政报道不可接受的。为此，他们还进行了内部追责。

这挺让人沮丧的：当你费尽心机让一个官员敞开心扉，完全照录，常常会将他们置于不安全的境地。这时，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全在于自己，把他们的“金句”藏起来，看起来朴拙，实际是厚道。

之后我又遇到了类似的事儿，可以说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从此再下笔时诚惶诚恐。

回头看，我觉得很幸运，那些磕出来的火光，让人受用终身；那些刻印出来的字句，不敢说记录历史，却也刻录了自己的成长，那时光很奢侈啊！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

陈旭/文

那是8年前的冬天，一个在卡特彼勒工作的朋友发了一份华尔街日报的简讯给我，问我怎么看。

华尔街日报说，世界500强卡特彼勒自己披露半年前在河南郑州的一桩收购案中计提了30多个亿人民币的损失。朋友说他们提前知道消息，在做空自己的公司，他想知道这个坑有多大。

带着做空者的疑问，我去了郑州，在采访了卡特彼勒内部调查团队、政府、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后，发现这个故事并不简单。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原煤炭部下属的多家大型国企密集改制，不少优质机械企业资产流入到了一对搭档手里，美国人卫兴华和煤炭部前员工李汝波。其中就包括国内领先的采矿液压支架制造商，郑州的四维机电。

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后，2011年7月，两人的国际煤机卖了110亿元。四维机电当时并没有打包进上市公司，而是在等待另外的买家。

也是在2011年，卡特彼勒斥资88亿美元收购比塞洛斯之后，原比塞洛斯高管Luis　de Leon来到了卡特彼勒，他是带着收购四维机电的目的来的。

很快，并购启动了。双方的阵容十分豪华，卡特彼勒一方的财务顾问是花旗，被收购方的财务顾问为黑石（Blackstone）和百德能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是华富嘉洛企业融资。最关键的审计机构，卡特彼勒用了德勤和安永。但最终出报告的，是瑞华。

尽管市场上对卡特彼勒收购四维机电有很多质疑声，但并购谈判很顺利。在Luis　de　Leon的主导下，双方进展迅速，很多重要谈判都是在郑州当地的风月场所进行，也许是总部过于信任这位高管，连他在对手公司担任职务都没有发现。

并购完成后，Luis de　Leon从卡特彼勒离职。公司随后聘请了安永进行事后审计，发现了重大问题，并购团队甚至连四维机电的存货都没有仔细清点过，内部直到2013年初才通报此事。

记得在四维机电厂子门口等下班的工人们的时候，郑州刚下过雨，我一脚踩进了泥里，这像极了记者的工作——在无序和混乱的信息里找到逻辑。

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故事，在经济观察报报道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找到我，希望提供更多细节，做局的是美国人，上当的也是美国人，想还原细节的还是美国人。

成稿前我联系了卡特彼勒的公关部，他们说不对任何传言及猜测进行评论，并且问我结果他们已经披露了，过程还重要吗？

重要，用理性和建设性的逻辑审视商业世界的结果，也是这份20岁的报纸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就这个稿子来说，如果大家都重视过程，那么多年后，曾经参与四维机电造假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还能坑那么多股民么？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兽楼处联合创始人）

李缘/文

《联系汇率30年记忆》写于2013年10月。仍记得当时接到这个题目时，是一个秋老虎袭来的炎热午后，我在港岛南的家里颇感兴奋：这类历史映照此刻的题材，写起来尤其带劲儿。

就像身体器官正常运作时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病痛时才凸显重要性一样，汇率稳定对于香港这个外向型自由经济体而言，是磐石，是基础，值得书写。

徜徉在历史的宏远感，需要引路人。兴奋劲后，像长途跋涉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水源，我需要愿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

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采写分两类，一类是特别顺利，如有天助；另一类则是历经艰辛。幸运的是，这篇报道是前一类。

顺着之前香港回归15周年特刊的采访积累，我联系上了在香港股坛有4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银行家许照中太平绅士，在他中环的办公室聊了1983年发生的事。

我还记得许先生回忆说，当时自己虽然已经在证券行工作，但并未觉得港元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有多大的影响，但在前途未明的那一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躁动：“如果港元继续贬值，无法想象香港会变成什么样”。

作为香港央行的金管局，其两任总裁在回忆文中也详细描述了那一年的细节，细如市民排队抢购大米、厕纸，这是我难得一见也难以想象的画面。

有了金融从业者的采写，我又想到经历丰富、知识渊博的雷鼎鸣教授，他当时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果然，雷教授的采访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细节（比如为什么一开始港元兑美元汇率是7.8，而不是整数）。

一周时间出稿，时间颇为紧迫。和朋友说起这个题目时，他推荐了一位老朋友，一位亲身经历过30年前香港汇率风波的普通香港市民孙先生。这可真是锦上添花！我立刻拨通了孙先生的电话，报上来意后，孙先生有问必答，回忆了很多当时的细节。细节勾勒画面，画面丰富文字，最终我以孙先生普通市民视角做稿子的开篇：“孙百千的儿子在1983年出生，在英资大财团做会计的他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夏天随着港币大幅贬值，尿布越来越贵。”

距离2013年这篇报道已经过去7年有余。若提炼关键字，这篇回溯式报道的骨架和现今的世界，貌似并没有什么不同。香港这块中西文化、政经汇聚的桥头堡，这些年即便经历一些波折，韧性不减、活力依旧。感谢《经济观察报》给我报道香港金融市场、社会风貌的宝贵两年，感谢编辑、同事的专业提点和友善沟通，回望这两年，心里依旧暖暖的。不能免俗的说一句，在经观工作过，是我职业生涯的宝贵财富。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驻港记者，现为保诚香港资深区域总监）

廖杰华/文

老实说，10年前，从没想过一家房企的销售规模能突破万亿，尽管现在也没有，但已是大概率事件，目前行业排名靠前的碧桂园、万科都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了，那个时候，也绝没想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房价会涨到今天这个地步。

如今，这些城市较好的位置，单价10万+已是起步价，再中心一点、片区发展前景好一点的全面20万也已是大概率。

很多人说，这就是趋势的力量。这句话，对也不对。

如果早些年，大家对香港、伦敦等大城市楼市有研究，大概率会猜到今天的深圳，这是趋势。

但有一点是绝大多数人无法预测的，那就是政策和信贷。

比如，这一波深圳房价的暴涨，你很难说相关部门就没有责任，在一个有点火星就着的城市，很莫名地放松了豪宅税，对各种违规的炒房行为也视而不见，你说情绪能不被点燃吗？

至于豪宅税为何会放松呢？有兴趣的可以查查2019年深圳GDP的走势。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这波房价的上涨，与以经营贷为主的违规资金流入楼市高度相关，但所谓核查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说呢，我们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解下，房子买少了，是因为我们风险偏好低，胆子不够大。

其实，整个行业也一样。

在过往的20年中，从土地红利到杠杆红利，同样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排行榜靠前的，哪个不是浑身是胆。

那行业和市场以后会怎么走？

大概率，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巨头们都在强调管理红利，强调多元和转型，这是趋势，这个时候拼的就不是胆量而是能力了。你看吧，以往嚣张过头的那些老板们，现在日子都不好过。买房也是一样，除了北上广深及其城市群的核心周边，多数地方的房价已经看到头了，至于三四线城市，你还是忘掉吧。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现为自媒体楼市头条创始人）

孟雷/文

经济观察报老同事打来电话，找出2013年春节后第一期报样，说起我那期写的社论《十五天的故乡》，希望我就此再写点东西。

职业从事新闻工作25年了，办报办刊办网，文字自然投入地写过不少，但过后自己从来不留，认为它们总归会随时代长河滚滚而去，宛若木叶，载浮载沉。

自己都忘差不多的，老朋友却还记得，当然深怀感激。况且说起检点旧文章，是要为纪念创刊20周年出一本册子，旧人和旧文。是这样的重要因缘，自然更与有荣焉。

这篇社论为什么要写，和为什么这样写，回忆大概背景，是斯时政策上“返乡论”渐成气候：一是以所谓“大城市病”归咎于有太多“外来人口”；一是把推动“小城镇”“离土不离乡”作为发展思想，不情愿让人往城里去，更不要往中心城市去。

我认为不能同意，且应该有所说道。基本态度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是过了的问题，是还远远不够的问题；城市化的最重要载体和驱动力，是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进一步大发展，而非企图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城市化的衡量标尺，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城市化，来源就是“异乡人”，那些离乡背井到远方城市闯荡的人们。由此，春节前召集社论委员会讨论，定下节后第一期就发，因为那是“异乡人”们将又一次作别故乡，奔向远方和希望的时候。

至于采取这个形式，写成篇蛮好看的散文式社论，倒不是纯粹为炫技。有两个心思：一是这事更多是个价值观问题，是价值立场的判断和选择，是“大是非”，而不能是具体政策设计上的细商量；一是我这样写，你难以拿到宣传主管部门领导那里去扣帽子告状。于是就有了这篇社论，舆论反响很好，因为立意新鲜，文体也新鲜，更在于说中数亿中国人的遭际和心事。这也是老同事仍能想起这篇社论的原因吧。

说回观察报，经济观察报于我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故乡”意义。我不是最早到经济观察报的，当时大约创刊多半年。但从2002年初，到2019年下半年，除了现任社长总编辑刘坚，我是与观察报结缘最久的一个了吧。中间短暂与老同事仲伟志等一起创办锦绣等杂志再归来，跟停薪留职似的。对职业生涯，十八年可不就已具有“故乡”意义了么，思想、习惯上都留着生长于此的烙印。十八年里，新闻报道、社论思想、新型媒体、经营管理，对一个报社的方方面面，干了管了一溜够，从我自己说叫了无遗憾。何况我们这些在纪念册上又聚起的“老经观”们，能看到这个“故乡”并未板结，仍是一茬一茬新人们向往和奔赴的“远方”，更足以欣喜。

以此祝贺经济观察报创刊20周年。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现为首都青年记协执行主席）

刘金松/文

2014年2月20日，持续156个小时的雾霾预警，成为北京监测PM2.5以来最漫长的煎熬。持续的糟糕空气加剧了人们的焦虑、烦躁，也引发了对雾霾源头的追问。

追问的背后是公众对治理路径、方案的渴望。大家迫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污染，摆脱这种“十面霾伏”的日子还要多久，甚至有人将其作为是否逃离这座城市的重要参考。

没经历过那种持续雾霾天气的人，很难体会到它所带来的压抑。当时一个受访专家告诉我们，持续雾霾对小孩的伤害比大人更严重，雾霾颗粒会不断下沉，越接近地面浓度越高。

在回报社的路上，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对要不要换城市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该认真考虑了。所以这次采访，既是为读者探求答案，也是为自己的决策寻找依据。

我们兵分三路，希望通过对主管部门环保部、天津河北等一线企业和专家学者的多方求证，对当下的雾霾之困，有一个相对清晰客观的解读。

当时让我们感到最悲观的一个预测是：20年能呼吸上干净空气已是比较乐观的情况。但事实证明，治理的力度和决心最重要。特别是后来的“阅兵蓝”“国庆蓝”也见证了，只要铁腕治理就没有驱不散的霾。如今，霾源已经清晰，考验的还是治理的决心：让老百姓呼吸干净空气，20年太久，唯争朝夕。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吴娓婷/文

房地产业内如今提起碧桂园，都会戏称一句“宇宙房企”。但2013年业绩首破千亿时，它还是一匹“黑马”。低调如众多广东企业，当时的碧桂园偏居一隅，还在对外讲述起家于顺德碧江桂山之畔的故事。但千亿后的碧桂园确实脱胎换骨了：2016年破3000亿大关，挺进三甲；2017年以破5000亿的销售额登顶榜首，中途还发生将3000亿销售目标上调至5000亿元并提前完成的操作。再往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2018年破7000亿，2019年破8000亿……销售金额对碧桂园仿佛只是个数字。

也许是后续工作重心不在于对地产企业放大镜式的观察，也许是重塑过的企业已然稳定、少了很多热血沸腾。至今感觉，破千亿里程碑背后碧桂园的故事还是最迷人的。

通过抽丝剥茧、再重组，拼贴出那个岁月里碧桂园的奋斗画面，里面有在放权和奖金双重刺激下“大杀四方”的区域公司；有总裁莫斌带着各中心负责人组成小组、一条条业务线去做标准化；更有主席杨国强充分支持职业经理人，舍得向亲信和创始团队动手。如果2013年的碧桂园不能突破自己，按原来的运营机制，从400亿到千亿的过程或许还要走很多年，可能就会错过2015年-2017年的地产盛宴，更没有5000亿登顶的神话。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当时放弃了满足职业好奇心、放弃解密式报道的尝试，必定也会有不可重来的遗憾。

最近有看到报道和分析，房企又走到了新阶段：所谓告别土地红利和金融红利时代，要向管理要利润。擅长高周转和大规模的碧桂园，也被关注到营收和利润罕见下滑。

新的时代又将带来新变化、新故事，但经典一跃的价值是永恒的。八年回看过去：头部阵营还是那一批企业，但5000亿俱乐部的大门已悄然关上。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

万晓晓/文

《“保卫”超日债》不是我职业生涯中操作难度最大的稿件，但却是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事件。“超日债”作为首例正式违约的公募债券，宣告中国式刚性兑付时代的终结，被称为是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一次测验。

从政府救助的先例到政府政策立场的转变，利益相关方一改以往兜底行为的背后，是上海市政府对于是否会引发局部性或系统性风险的合理预判，以及对违约后应对预案的成竹在胸，这也在此后数年被称为智慧之举，对于重塑市场纪律，提高投资人风险意识，建立健全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未来债市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当时在媒体扎推报道超日债权纠纷、债权人哭诉以及解决方案时，经过碰壁、突破和峰回路转，上海市奉贤区政府最终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首度独家回应“11超日债”违约，探讨政府职责和市场规则等常识性话题，表达政府无权动用纳税人的钱为企业兜底的态度。

尽管在相关方谨慎考虑大局的要求下，专访最终只刊发出片段。但其中一段话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社会的惯有思维是企业出了问题，政府往往就会救市、输血，以起到暂时掩盖问题的作用，显示亲商的态度。但什么是真正的亲商，政府只有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建立起规范的市场游戏规则，才能真正保障各方利益。超日债说到底就是遵守契约精神，具体体现在超日公司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新闻背后的故事，远比新闻本身更精彩。重拾往事，新闻已成旧闻，但最为感念的是报社与采访对象的信任与成全。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朱熹妍/文

2014年，特斯拉的股价只有140多美元一股，如今已翻了20多倍（2020年曾一拆五）。

7年后看美股，可以发现很多这样“改变命运”的投资机会。一个个可持续、高增长的商业逻辑，在成熟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让第一波美股投资者体验到价值投资的美好收益，这样的传奇故事也让个人出海投资规模剧增。

这并不是说国外的机会更好，这些出海投资人的大多数标的仍以中概股为主。中国是一个经济活跃、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这里涌现出的商业机会，注定比同期的世界其他地方要高得多。相信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股权投资也将进入史上最好时期。所以不用惋惜没有在2014年买入特斯拉，拥有一双能发现价值的眼睛，更大的机会永远在现在、在未来。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现任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规部副总经理、品牌中心主任）

宋磊/文

我们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和过去来一场真正的告别，即便还没准备好，但形势逼人。 

2014年底，重点城市住宅库存不断升高，房企销售目标达成步履维艰，不少大佬抛出惊人之语，担忧增长极限和生存危机。这种论调是无谓的杞人忧天，还是一线压力的真实传导？如果身临这样的险境，我们又将如何自知、摆脱并迎接怎样的未来？我们和当时的主编、编辑就这个选题讨论后认为，有必要深入一线，找到回答上述问题的粗浅方向。 

在长沙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走访了很多售楼处和房企办公地，和包括置业顾问、营销经理、品牌推广、高管在内的不同层级的地产从业者沟通，掌握了这些“战长沙”人们的奋斗和焦虑。综合其它渠道的论据，我们认为粗放开发看天吃饭、以价换量打折促销的模式难以为继，如果不主动寻求业务模式、能力边界、用户思维的变化，房企们很快就会迎来“天花板”。 

如今来看，这篇报道仍颇具前瞻性。6年来，不少房企被淘汰出局，更具创新意识、能力综合的开发商走在前头。生存的焦虑可能一直都在，但他们将之变成动力去思索创变，在链接客户的方式上不断有新思考，在住宅产品上精耕细作，在新拓展出的赛道稳定增长，在组织、技术等维度不断革新。这些探索正引领行业走向更健康、长久的发展方向。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房地产公司）

任育超/文

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风起云涌，跨越了从“牛市”到股市巨幅震荡周期，尤其在4月到6月的那三个月里，A股几乎每天都在创造着历史。

在那三个月里，我们见证了A股历史最大单日成交量、两融门槛回调、伞形信托被禁、千股无量跌停、场外配资爆仓，甚至我们还见证了多家券商系统崩溃。

那时候也是劳累的。市场变化带来的新现象层出不穷，伞形信托、股指期货、场外配资、HOMS等新的知识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咬烂嚼碎，以便能够在和专业人员的采访以及后续撰稿中不出纰漏；那个时候也是压力巨大的，压力来自于如何能够挑选出最有价值的选题，用更加克制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回想起来，那个状态下产出的一篇篇文章，不仅作为对那个时候证券市场的事件、人物的记录，也力求在每一篇稿件当中，将过分火热的市场和信心爆棚的投资者，往理性的道路上拉一拉，更冷静下来去看待和分析市场…

最幸运的是，我有一群优秀的前辈和领导，他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帮助，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压力，如何从烦乱的市场表象中探寻经济规律，如何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解释给普通读者，如何更加客观地记录下历史的瞬间。

作为记者，曾经有幸见证那一段历史，作为一个普通人，希望那样的历史不要再重演。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现为北京某科技公司董事会秘书）

孙琦子/文

六年之后再回头看，《寻药》依然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起初接到这个选题任务时，我对国内丙肝患者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以为只是一个寻常的稿件，按惯例周一开始采访周五交稿。没想到的是，我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只做这一篇报道。

一开始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查资料也没什么头绪，我就潜伏进一个丙肝患者的QQ群默默观察，之后表明记者身份，希望对患者们做些采访。没想到立刻就有群友说愿意跟我聊聊。

这位化名谷雨的丙肝患者是我的第一个突破口，通过对他的采访，我才了解到国内丙肝病人的生存情况：很多人因为输血莫名染病，对身体造成极大损害，但当时国内没有很好的疗法；国外有了新药，但批准流程太长病人迟迟用不上，而且价格高昂；一些人去印度寻找便宜的仿制药，却又违法。我采访了十几位丙肝患者，了解到他们的困境。我也采访到两位权威的丙肝医生，他们都很认真地回应了我的问题。他们的真诚和善意让我非常感动。

撰写却比想象中困难。整理出近十万字的采访录音后，我突然无从下手，多亏编辑倾力相助，摄影、美编同事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这篇报道刊出后，丙肝新药话题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药监部门听到了丙肝患者和舆论的呼声，加速了丙肝新药的引入和审批。

回过头来看，写这篇报道真正实现了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期待：记录时代，并通过传播的力量让社会变得更好。报道中遇到的困难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很享受这种成就感。

当时只道是寻常。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为彭博新闻社北京分社记者）

余寒/文

六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津危化品爆炸，165人遇难，其中有99人是消防人员。

统计数据是后出来的，那天晚上手机里全是爆炸现场的视频和照片，伴随着全网的谴责、谩骂和想象。我想去现场一探究竟，于是私自买了票，心想不算出差不报销也得去一趟啊。抵达时，现场已经被全部封锁，官方在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连续开了14场新闻发布会，向外传递信息。时任天津市市长在第十场发布会上首次现身道歉，一年后他因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

由于信息有限，我很快离开了发布会现场，去爆炸区域一圈一圈地绕，从缝隙里看事故现场、警觉的警卫、来往的路人、进出的车辆，一点点核实手上的线索，随后溜进了中外运天津储运办公大楼，看着门牌进去后，立马把门关上，和屋里的人表明来意，一屋被赶就换一个屋。

做记者的时候，被拒绝是常态，危险有时，扑空有时，假面有时，被打动到不能自已也有时。

经观教会我的是朴素的观察、中立的表达，它也许不是奇闻轶事，不是微博热搜和10万+，不做这场注意力盛宴上的秃鹰，但这些时代记录的背后是我们从何处来，为何而起，到何处去的答案。

我没毕业就加入经观，毕业后领到第一份正式工资，感慨居然去追求真相还能给我发工资。那些热血青春不常忆，精神故土的往事却历历在目。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

陈哲/文

从2010年涉及地产报道至今，亲历过几场房地产业的著名商战：2010-2012年，上海本土企业复星与过江龙SOHO中国潘石屹、上海证大戴志康对外滩地王控制权的争夺。2012-2014年，融创收购绿城遭反悔，与宋卫平等人的绿城控制权之争。2015-2016年，宝能恶意收购万科，与管理层之间的公司控制权之争。

现在看来，这些商战之所以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至今为人铭记，除了故事本身有明星光环、情节跌宕之外，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它们代表了过去10年房地产市场的重大节点：

外滩地王之争，背后是商业地产的时代性崛起。此项目所在是百年上海滩的黄金地段，无论上海民企旗帜复星，还是那时国内商业地产标杆SOHO中国，均有势在必得的理由。

融绿数年恩怨，发生在中国房地产的一个转折时期。行业正在告别用好地段、好材料、手工打造即能名利双收的经典时代，转而进入高周转模式的金融时代。宋氏对产品精雕细琢、手艺人式的经营模式，在大起大落的宏观调控中逐渐式弱。而有着严格财务纪律、以高周转为核心的新一代房企融创则掀开了行业大洗牌、大集中的序幕。

至于万科之虞，表面是地产龙头股权结构上的天然缺陷引发出的致命问题，实则是行业过度金融化的苦果。这一场世纪之战，直接引发了监管层开始有意识地防止金融与房地产进一步合体。

提炼这些历史性商业事件中体现出的“道、机、技”，固然是很重要的。作为记者，我们当时最需要做的，可能也就是找到核心的人，问出核心的事，让事实说话。

与前两次商战都独家采访到核心当事人（郭广昌、戴志康、宋卫平、孙宏斌等）不同，宝万之争我最大遗憾是没有能够坐到王石、郁亮或者是姚振华中的任何一个人的面前，听他们讲述。这也让我感受到该行业内部发生的深层变化。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刘晓林/文

这是我入职经观第6年做的一组调查报道，在这篇报道刊出的8个月前，我和同事刘俊晶一起完成的独家调查报道“‘消失’的新能源汽车与庞大的骗补产业链”引发了汽车业的地震，百亿政府补贴资金被骗取，2016年整整一年，中央四部委都在进行汽车业的骗补调查。

在经历了222天的发酵后，我们推出了这一篇复盘式的报道，有反思、有内幕探寻、有追问、有启发。新能源骗补系列报道的背后采访和调查是集部门之力完成的，是一个典型的揭露潜规则的报道。外界说经济观察报点了一把火，说实话，写之前，我没有去思量它会带来多大的颠覆效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需要我们用一把火来融化坚冰，来让真相面世，那这也正是媒体和记者的职责所在吧。

客观而言，新能源骗补调查并不难做，部门记者们只要跟车企聊起这事，对方都有一堆内幕和感慨倒出来，但这才是可怕之处，就像“皇帝的新衣”。我相信熟知这项潜规则的绝不止于我们，但却都没有发声。直到骗补报道被疯狂转载，发改委亲自致电报社，国内新能源车企皆风声鹤唳，且有人告知我要小心风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毫无顾忌地调查和报道，报道之后的内心平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经观给的底气。

这种底气可能是很多经观人不会刻意去感知的，但却是我们感召自己聚集于此的原因之一。我常想起刚做记者时，曾与一同行出差的一位同行嗟叹，困惑于我们每天做的报道价值何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还在这个领域里坚守，想来心结都已渐渐解开。

经观11年，从未感觉到自己的文字脾性和经观的性格之间有过摩擦，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幸运，但可能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浸染，让和我一样的经观人都在潜意识里被熏陶出了对“观察者”身份的敬畏，以及建立在经观方法论上的思考方式。大部分经观的忠实读者都倾心于这份橙色报纸独有的理性而不露锋芒、深度而不失温情的气质和风骨。在纸媒不断转型的冲击中，坚持这些并不容易，这或许也是经观20年来，有如此多的往事值得钩沉，又有如此多的人将这里作为职业生涯中驻足回望的第一站的原因吧。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汽车新闻中心产业报道部主任）

王雅洁/文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

幸存者

李想又睡不着了。2019年2月27日凌晨，他和我说：“我和山东齐鲁医院的病友又聊天了，感觉好亲切。”

此刻距离他喝下百草枯且被抢救回来，已过去近三年。截至目前，10毫升便可致死的百草枯依旧无特效药可解。在我完成这篇稿件的5年之后，百草枯仍对李想的生活与身体产生着不可逆的影响。

走出病房后，他一直对百草枯相关的医疗信息、行业信息保持着敏锐的关注度。

拯救者

菅向东站在行业前沿，保持着百草枯病人治愈率处于中国前列的记录。他也是李想关注的对象之一。

从5年前一开始拒绝采访，到最终亲自带我去看百草枯病人，身为一名医者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的权威，他从未停止对百草枯诊治的研究。

那场采访结束后，他与我时有联系，邀请过我去参加他组织的专业论坛，和我共同为一名喝下百草枯自杀的未成年女孩想办法。

对他来说，为无数走上自杀道路的病患提供最后的希望，是他持续至今的信念。

漩涡中心的人

五年前的夏天，我们对视而坐，他点燃了一支烟，眼眶红了。“我从没想过会这样”。李德军说。

出身寒门，少年立志，一举打破百草枯国际研发壁垒，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百草枯之父。

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国内数个产业的科技进步与农业进步。从中国化工界一颗闪耀新星，到负重前行的百草枯之父。李德军承受过百草枯自杀病人家属持续的谩骂。

多年未见，他经常联系我，有次给我发微信，提醒我健身适度，要我哪天去济南“顺便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啊”。

记录者

他坐在路边烤串摊上，抽着烟：“这个选题，好像一个万花筒，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对错。”

5年前，他是我的编辑和back up，而我还是一个初入报社的新人。

采访思路的敲定非常直接，编辑明白我首次面对此类采访量巨大的选题的发懵，帮我圈出第一个采访目标，去找百草枯病人。

在我最压抑的时候，主编文老师给我发过很长的信息，帮我捋顺采访目标。在经观，后方编辑对一线记者给予着充分的尊重与保护，不管多难的选题，都能给一线记者安全感。经观对记者和作品的保护，就像保护自己的酒。时光绵长，这一点，从未改变。

希望

截至目前，百草枯相关产品仍不得在境内销售。每个利益方都想活下去，但我们只是新闻人，无法为每一个利益方找到出路。我们能做的， 只有继续保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眼光，与其共振。

我是一个不甘的人，时隔多年，这组稿件依旧留下了太多的专业难题与不甘。愿文中所有活着的与逝去的采访对象，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得偿所愿。愿经历过百草枯自杀大考的你们，不要孤单地走入那个良夜，不再温顺地接受死亡。

请选择相信，请直面难题，请活下去。

谨纪于经济观察报社成立20周年。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国资新闻部主任）

冯庆艳/文

《乐视是谁》是解构乐视迅速长大密码的系列报道的开篇，我记得那是2016年的事情，不管是业务上还是地域上，乐视到处攻城略地，各行业的顶尖人才都抢着去乐视。不管是企业精英还是出租车司机，甚至是街头卖菜的大妈，嘴里谈的都有乐视。可以说，乐视似乎是一夕之间长大的。它似乎有着无穷的能量，口里喊着“生态化反”、“为梦想窒息”、“颠覆极致”这些新鲜的词语，它搅天动地，一时风头无两。

而在那之前，乐视已经慢悠悠地存活了12年之久。这种神秘感和反差感，促使我们带着一种好奇心和使命感想去触摸它、探寻它。

可是当时谁也无法解释清楚，迅速长大的乐视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又是怎样长大的，没有参考标的，我只能从最基本的最笨的方法入手，网上搜索贾跃亭本人以及乐视的大量资料，利用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查询乐视错综复杂的企业关系，见人张嘴就跟人聊乐视，甚至为此偷偷跑到乐视办公大楼，趁保安不注意跟随乐视员工混进乐视北京总部，从第一层到第17层顶层，只要可以，一层层地扫楼。还记得当时走到16层高层办公区门口时，被前台小姐姐叫保安驱逐的场景。这种当时看来极为琐碎的苦差事，如今想来却无比的甘甜，犹如一股清泉在心间流淌。

功夫不负有心人，《乐视是谁》等系列报道陆续推出，从比较独特的视角，部分厘清了那个年代最为奇特、最为神秘的一家公司的运营真相。后来大家都知道，乐视陨落了。不论成败，可以说，乐视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这也让我明白，不论生还是死，每个个体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TMT新闻部主任）

欧阳晓红/文

五年前的伦敦不眠夜如何上演投资者之冰与火？经济观察报真实记录了这幕历史。

彼时，意外飞来的那只英国“脱欧”黑天鹅令全球金融市场遭遇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最大一次冲击！其时，英磅对美元跌幅逾10%,“天都要塌了”投资者说。

此时，欧洲议会内部还在争议补偿金，评估英国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欧盟委员会想用54亿欧元来缓冲。而自2020年1月31日晚11时正式脱欧，结束47年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英国欲走好每一步。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脱欧贸易协议使英国得以“重新掌控自己的法律和命运”。

4月7日，英磅/美元盘中报1.3831。此前，巴克莱研究看涨英镑，目标为1.40。

“英国脱欧后，将迎来‘欧洲的新曙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合撰文称。

但现实很骨感：人们发现，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人申请了42万多本爱尔兰护照……原来，其“身体”很诚实，申请入籍的目的还是想留在欧洲；包括受脱欧影响不同，补偿金分配问题也悬而未决。

英国脱欧公投前，其GDP增速名列G7国家前茅；之后，英国GDP增速下降，位居G7中下游。但普华永道预测，英国至2050年的增长率将再次领军G7国家。

这就像五年前，我们有幸记载的——国际金融市场那幕惊心动魄之冰火交织的巨幅波动历史大戏：市场很拥挤，但方向错了。现实生活中，亦不只是权力的游戏。其间，或许同样充斥着冰与火，你相信步入后脱欧时代的二者可以“交融”吗？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张凤玲/文

这条新闻，实线与虚线、事与人比例失衡，转折、节奏过于生猛，没有李白式的浑然天成，胜在字里行间的“少年气”。

都说一条新闻，在刊登见报的那一刻，便意味着“记者的死亡”。但是，每次看到万达的新闻或者画面，我还是很有感触。

原以为女人就要像玉娇龙一样。自由挥剑，快意恩仇，无知无畏地活着。那时的我，一副玉娇龙一般桀骜不驯的面孔，看谁都斜眼看，从人到文，与经济观察报气质不搭，但经济观察报还是刊登了。

现在，我时常回味经济观察报的建设性，我也时常关注万达和王健林的好消息。我永远不会忘记是经济观察报呵护了那份勇敢，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万达和王健林的大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经济观察报度过的美好时光。

2021年4月16日，经济观察报，你20岁了。这20年，你是爱，是画，是启蒙，是智识，是昨日的世界，是飞鸟相与还。

至于生日礼物，我原计划去高端会所当“公主”，找个富二代，送你一辆法拉利，奈何已经30多岁，年老色衰了。只能把我最宝贵的东西送你了。你跟我来，你看天上那个太阳，它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嗯啦，送你了。

生日快乐！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地产部记者，现为自媒体人）

张恒/文 “雄安时刻”四个油墨大字，真切地印刷在经济观察报第815期报纸的头版。时间有一种魔力，当你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曾经无数个瞬间，都在参与撰写这个国家的底稿。

4年前，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惊雷般传出。在中国官方语境中，首次出现了“千年大计”这样的表述。三座冀中县城瞬间沸腾了。文钊老师对我说，马上买张票到新区转一圈。

在雄安一周，我深刻感知了三座县城的躁动。白洋淀的村民对未来充满期待，又对未知感到不安；羽绒、塑胶、制鞋等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焦虑；来自北京、上海的投资客跃跃欲试……

随后，从10万工人现场作业的“世界最大工地”，到京雄高速，再到登记企业近3800户……我们有幸见证了“未来之城”的落笔与擘画。

我无比怀念在经观的闪亮日子，怀念与同事在路边饺子馆的缭绕烟火中，把酒畅谈理想、畅谈文学。就像多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踏入安德路47号院，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爱上这里的与众不同。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经观给予我的力量，是一群有新闻追求的师友，是新闻人应该有的情怀。这里关注这个时代，关注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关注市场经济中最先破土而出的声音。

翻看这份橙黄色报纸，就像在翻看一份沉甸甸的历史。只有经观，我贴近她的时候，就像婴儿贴近母亲的胸前，倾听着时代轰鸣的心跳声。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要闻部记者，现为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宋笛/文 2016年年底，编辑老师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说“你去研究一下比特币吧，据说，最近涨得很快。”

我爱钱，更爱值钱的东西。抱着这种美好的初衷，2016年年底写了从业过程中第一篇关于比特币的稿子，稿子起了个大标题——《另一种脱实向虚》。

翻过年，比特币价格在“向虚”的路上一路狂奔，眼看着几位采访对象们换了豪车，腰杆也日渐一日地挺拔了起来——原来财富可以如此有效地塑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看着别人发财总是容易让人眼红的，更遑论“币圈”种种粗暴的割韭菜对于金融系统和投资者利益带来的巨大冲击，争议也由此而起，政策悬刀即落。

又是一天，编辑老师又安排了一个题，说“能不能写一篇稿子，把区块链技术和币分割开来讲，把区块链技术讲清楚。”

稿子即由此来。

区块链技术从诞生开始，就与金融、财富、欲望纠葛不清。比起一项纯粹的前沿性技术，区块链更像是一套基于技术约束和实现的规则。这篇稿子关键点也在于此：如何将这样一套充满隐喻和象征色彩的技术系统用通俗易懂的话讲出来？如何穿透至这个技术的底层逻辑？

此外，稿件还希望回答更多的问题：比如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劣势如何？能否和比特币等代币进行分割？它的诞生是否是对既有金融体系的一种反叛？这种初衷在产业落地中又是否能得到验证？

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中，这些问题不断在我脑子里转，在我和采访对象的对话里转。这些采访对象五花八门的程度超过了我所有其他的稿子：投机者、天才投资人（投机成功的）、银行的、会计事务所管理者、技术公司、工业企业等等。在这个尚没有权威的领域，每个采访对象提供了一块碎片，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扮演了“权威”的角色，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还用了一个恢弘的名字——《区块链启示录》。

这是一篇2017年的稿子，即使站在2021年这个当下节点，稿子中的判断和逻辑依然未得到验证：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落地还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又实在难以忽视比特币已近40万元的单价。最终的盖棺定论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

这篇稿件并不是记者操作的常规选题，更像是在新闻流水线外的一个偶然产物。在大量的事实和采访基础上，它还需要一点想象力和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预言，在满足读者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同时，也偷偷地满足了一下记者“窥视未来”的野心。

我喜欢能够偶尔提供这样空间的经观，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喜欢它，它真的很棒！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大科创新闻部主任兼高级记者）

胡中彬/文 在经观的这段经历，让我见证到了很多行业的起伏和兴衰，现金贷便是其中之一。

2016年，火热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迎来了一个转折时刻。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元年”的到来，各类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合规”成为了互金行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不同寻常的是，一种叫做“现金贷”的新产品却没受到冲击，反而悄然火爆起来。

“现金贷”也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模式就是起源于美国的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短期、高息。由于这种产品最大的特色是小额灵活不依托于场景，直接给借款人现金货币，所以也就被国人称为现金贷。

最初听说现金贷，是因为自己熟悉的个别知名网贷机构在大举布局现金贷。后来发现身边认识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聊起现金贷，甚至还不乏有朋友开始投身到现金贷中，这让我对它兴趣倍增。

陆陆续续和一些现金贷行业的朋友深入聊了多次，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它的魔力。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现金贷其实就是依靠“大数法则”，撒大网, 依靠超高的借贷费用，通过部分优质人群按时偿贷，获取巨额收益，来覆盖少部分人群的贷款坏账。而随着产业链上下游的逐步完善，这个商业模型其实已经越来越没有神秘感了，投入和产出比完全可以量化。也正是基于这些信息，我开始认真关注和跟踪现金贷这个神奇的物种。

从最初疯狂的野蛮生长，到监管风暴来临，现金贷行业的洗牌也随之到来。前前后后一两年，我都一直在跟踪现金贷行业的变化，也写了几篇还算比较深入的文章。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所接触的这些现金贷创业群体们，不管是投资背景的，还是互联网行业出身的，他们都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不断发掘着市场的机会。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随时能投入到一场商业战争的超强执行力。

回过头来看，其实就在监管风暴即将来临前夕，市场的火热已经让一些现金贷创业者们有所预判。但为了能够博取潜在的巨大收益，大多数都还抱着侥幸心理，用非常保守的心态去预测政策的尺度和出台的时机。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在狂热之下，要保持清醒和理智实在太难得了。这也是我在媒体从业多年中，以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时常能收获到的宝贵财富。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

陈文雅/文 写这篇稿子是在2017年，正逢娃幼升小，学区房是当时热度最高的教育话题之一；现在娃上四年级了，随着多校划片和摇号政策的推行，学区房话题的热度比前几年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最热教育话题成了课外辅导班和内卷。间或伴随着各种家长鄙视链、藤校丑闻、张桂梅、既能考满分又能拿世界冠军的盖世神童以及各种抑郁症自杀和离家出走事件。

在疫情和贸易战之外，针对教育本质和价值观问题的争论也在掀起一朵朵浪花，包括私立学校要不要摇号、学英语是不是崇洋媚外这种几年前我以为无需争论的问题。

现在看来，我既未算准教育改革的走向，也未猜中私立校的走向，当时对于此轮教育改革的认知还是太简单了。不过，这四年里已经发生了太多刷新认知和见证历史的事件，这一两件也不算啥稀奇事了。

回顾这四年间发生的各种大小历史事件，很多虽不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我们见证过的历史终究会影响到我们，毕竟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回过头看，当时每一份琐碎而鲜活的记录都增加了后人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从而变得珍贵。新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经观正是这样一个既记录绮丽诡谲的时代波涛，也记录市井民生的真实历史资料宝库。

疫情以来，看到太多把观点当成事实的争论，越发感激像经观这样二十年如一日默默俯首耕耘于“理性、建设性”的新闻媒体。16年前，一个懵懂的小镇做题家入职经观，塑造了“理性、建设性”之三观。当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和同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酣畅淋漓；如今年近不惑，功名未就，和家人为伴埋首求知，谈经论道，闲潭落花。然不愚忠、不轻信、不妄言，中正平和、自由散漫的心性始终如一。

回归开头说的教育话题，当年我在文中写，好的教育不是买学区房能搞定的，而是靠家庭的努力；时代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我们想教给孩子的知识未必是孩子将来能用到的，只有生存之道是更古不变的。

现在，我想我依然坚持，虽然政策会变来变去，但教育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的教育目标，除了教神童状元，也得教出身心和人格健康、具有独立判断力和行为能力的公民，甚至这才是教育的根基。既然阶层上升之路已经如此内卷，那扰乱心神的焦虑就成了我们的心魔，何不淡定从容一点，根据孩子自己的天分、兴趣和家长的教育理念，走自己的路，鸡娃的自去鸡娃，放羊的自去放羊，买定离手，不必患得患失。仰天长啸出门去，后浪岂是蓬蒿人？纵使蛟龙潜沟渠，一片冰心在玉壶！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地产部记者，现为北京优品盛购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李意安/文 2017年3月，报社收到举报，称宁波慈溪有一起逃废债大案，涉资超10亿。承接这一采访任务，我前往了宁波慈溪。

这是一次让人兴奋的调查经历。到达当地之后，我联系了爆料人并寻找到了当事企业，侧面了解了一些经营状况之后，又尝试接触到几家苦主银行，综合采访之后，2017年4月1日出稿了一篇《宁波慈溪一企业13亿贷款违约 7家银行苦讨债》。

但在采访的过程中，宁波慈溪当下所面临的产业升级转型尴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拥有极佳区位优势的宁波慈溪，自改革开放起，以白色家电、化纤产品、汽配、轴承几大行业产品行销全国甚至海外，但在此前十年中，经历过信贷刺激、投资升温，最终在面临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崩盘的打击之后，2014年开始风头急转直下，银行的不良数据也开始大面积持续崩塌，而这也是上述逃废债案例所身处的宏观背景。

我通过银监系统的朋友得到一份当地银行机构的不良数据，并采访了一些当地企业家和银行人员，撰写了一篇深度稿件《10%不良率揭蛊风险 慈溪银行业生态调查》，以慈溪的银行经营生态为样本反映了过往十年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从最终成稿的影响力来看，这篇深度稿引发的关注度和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逃废债调查稿。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编辑刘鹏对我的采访进度、写作方向和行文高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至今感念。

在供职经济观察报的五年时间里，“理性，建设性”的办报理念让我受益匪浅，也影响了我此后的职业生涯。即使在离开报社以后，我也一直将此视作自身的写作信条。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运营公众号十字财经）

宋笛/文  一次吃饭的时候，朋友突然问起，为什么之前被吐槽很多次的中国邮政，现在网上风评很好，另一个朋友接话道：“因为大部分在网上频繁表态的年轻人，都可以不用中国邮政了。”

这肯定是偏颇的观点，但也说明了一些巧妙的差别：在消费端的民营企业负担着大量就业和直接服务消费者的功能，干的好了容易出彩，干的差了也容易遭骂；而盘踞在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有种隔壁班班主任的感觉，陌生而友好。

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后，民营和国有经济有注定的分工吗？

“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刘鹤曾如是说。

更重要的是后一句，“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这意味着，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再仅仅是一个股权属性划分的问题，而是注定承担了产业链的不同分工。

《民营经济50天》这篇稿子的起因以及其后影响的释放，所处的正是上述分工已经形成，但大家还未能意识到的一个巧妙时间节点，这个节点上中国经济又遇到了一些麻烦，杠杆要降了，资本市场股权质押爆雷不断，债也出问题，民营企业家日子不好过，很慌，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害怕。

换句话说，就是那一段时间，民营企业还没来得及听到时代的召唤，至少在当时，还尚未找清楚自己在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定位。一篇《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无聊文章就能把舆论界吓的不轻。

稿子本身是从上述文章发布这个起点入手，一波一波往前荡，尝试还原民营经济遭遇的种种事件、波折以及此前数年不合时宜的扩张与负债。

写这篇稿子那段时间，连续性地采访了北京很多股权质押爆雷和国资白马的新闻，跑去了一些内部会，积累了一些核心信息，还追着一个资深评论员聊到半夜。王雅洁是以拿“硬料”著称，所以最后这篇稿子写作的时候，颇有些“千金散尽”的感觉，把不少独家消息当配菜用，放在了稿子的不同位置，服从了时代的召唤，这种感觉还挺爽。

现在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而且有点荒谬的历史插曲，荒谬到历史学家写这一章的时候肯定会把这个情节放在开篇第一段，但随后又会弃之脑后，因为接下来的事情逻辑上，不好连接——翻过年，中美贸易战就往技术领域蔓延了，华为首当其冲的被制裁了，在这个时候，好像也没人再关心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了——我们还是不要为难历史学家了吧。

这是我来经观感觉最和“历史有共振”的一次，这种共振是经观前辈们很在意的一种感觉，在这篇稿件里，我有幸的感受到了这个在开会时提过一次又一次的词，大言不惭的说，也算是记录一次历史了。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科创新闻部主任）

陈伊凡/文

《数据黑洞》这篇稿子源起于2018年Facebook用户数据泄漏事件，这是我在经济观察报写的第一篇头版头条，如今回看，有诸多不足，但这是我最宝贵的学习经历之一。

虽然一开始就把方向定在从企业角度探讨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的关系，但因为没有经验，从采访到写作，我花了两周多的时间。前后迭代10个版本，在不断推翻、梳理的过程中理清采访的方向和文章的逻辑。记得第1、2个版本中，采访环节就混乱不堪。到后面，逐渐把方向聚焦到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监管的难题，思路清晰起来。

由于写回顾的原因，重新打开这篇稿件的采写文档，还能看到每个版本里编辑的修订、编辑的批注。这篇文章教给我的方法论我在后面的写稿中一直沿用。如今或许很难再有一个媒体能够给新记者足够的耐心、指导、信任来做一篇稿子。

在经观的三年教给我如何成为一名财经记者，给予宽容和空间让记者尽可能追求自己的好奇心，写出漂亮、扎实的稿子，感念万分。在浮躁功利，流量为王的今天，理性、建设性弥足珍贵。经济观察报20周年，衷心祝愿报社能够越来越好，做出更多有影响力的报道，成为繁杂信息时代里的一抹独特风景。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财经》杂志）

张文扬/文

2003年至2005年末，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一系列贸易摩擦给中美贸易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中美两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期。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发动贸易战，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那一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越来越突出。

2018年3月23日凌晨，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几小时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约30亿美元的美对华出口商品实施中止减让措施，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自此，“贸易战”这个词汇被正式而严峻地摆到台前，并在此后的日子里为中美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深远影响。

贸易战从来不是一件突发事件。它是在多年的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渐发酵而成的。而同样，有关贸易战的全貌也不是孤立的一篇文章可以概括，而是跨越漫长的时间所积攒的一篇篇中美经贸新闻稿所展现出来的。《“贸易战”前的218天》成稿只用了几天时间，但在动笔前的准备要追溯到更早——自特朗普成功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已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我接触了各种各样因贸易战受到影响的人，比如中对美进出口商、极度依赖中国进口的美国出口商、美国农民，甚至出国求学的留学生群体，他们都在经历着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阵痛。人们所求的不过是一口喘息机会，然而贸易战这个命题太宏大，导致渺小的个体命运在面对这样严峻的话题时变得异常脆弱。在进行商务部贸易救济局的一系列采访时，我了解到中国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来自美方的沉重贸易壁垒枷锁，涉及诸如钢铁、铝、机电等各个行业。一条细分的产业链，比如一部苹果手机的诞生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高新科技产业来往交织，又岂是一纸粗暴的禁令可以拦腰斩断的呢？

到2021年，新任美国总统拜登走马上任。3月18日，中美在阿拉斯加进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这是双方在重建中美关系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孔子曾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直奉行这样的准则。中美这样庞大的两个世界经济体，任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都不是单边的，而是世界的。希望世界少一点零和博弈，多一点互利共赢。

在贸易战的采访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能从人们的语气中感受到一些悲观气息，我鲜少从他们身上看到绝望。不管是企业、商会还是部委的工作人员，他们大多在积极去准备资料文件，去了解那些古怪、离奇甚至是陈旧的美国贸易法律，不放弃地应对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有时候，一项法律政策的变动会覆灭无数个外贸企业，但大浪淘沙后，总有企业能留下来，以更崭新更成熟的姿态去出海远航。这种骨子里的韧性，也许正是中华民族千年来延续文明的原因。

今年是《经济观察报》的第20年，我相信这份报纸也会延续这份韧性，同时秉持理性、建设性的精神桅杆，在新闻的海洋里扬帆远航。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

蔡越坤/文

2017年入职经观以来，报道最多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当属“违约”类事件性报道了。印象尤为深刻，2018年开始，明显感觉到违约类主体增多，债券、信托、私募、P2P等产品违约开始集中性爆发。在此过程中，也见证了投资者刚兑的信念逐步打破的巨大变革。

当我还在写一个个违约主体报道时，报社领导找我沟通了《大违约时代》这个选题。他用几乎肯定的语气告诉我，违约数量如此之多是金融历史上不曾发生的，以后的违约一定是“常态化”的。

回过头来看，领导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关键时点趋势性报道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有时需要“扮演”投资者身份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因为记者的身份很难去获取违约后主体的真实信息……记得有一次，“扮演”投资者身份与某城投平台负责人交流，该负责人香烟一根抽完再点一根，极力表达了融资后的钱的钱不是他们用的，而是被高层领导统一协调挪用于盖棚，部分商品楼未及时出售导致未及时回款，才导致发生了违约。

我想，如果不是去现场亲身参与交流，可能并不会将违约背后的原因了解的如此清楚。

2018年在一次采访过程中，一位投资信托产品超过10年的高净值客户同时踩雷4只产品，600万元产品规模本息“全无”，这是她投资信托以来首次发生的经历。彼时，该投资者除了惊慌失措，还夹杂着对产品能否顺利兑付的分外担忧。

延期2年后，随着信托机构通过处置融资方抵押的资产等手段，2020年上述高净值客户投资者拿回了大部分本金，虽然也损失了少部分本金和利息，但是该投资者依然觉得非常幸运。

此外，打破刚兑后，除了个人理财投资者受影响，机构投资者也同样影响巨大。

违约之后，有数百家机构踩雷，等待着违约后如何处置。投资者的印象中，2017年之前，大部分债券是刚兑的，买债时也是“闭眼买”。但从2018年开始，刚兑不再，给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上了深深一课。截止目前，踩雷的投资者开始通过市场化处置的方式，走诉讼途径或者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等方式追偿债务。

2021年来了，金融市场打破刚性兑付的趋势如滔滔江水般不可逆转。无论是个人理财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应该放弃刚兑的信念，改变预期，在做投资决策前，做好功课，在享受收益的同时，风险自担。

同时在“违约”类报道过程中，尽管有人会认为“违约”类报道是给违约主体找“麻烦”，添堵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涉及某个主体、产品违约，那么背后牵涉的还有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违约背后的真相应该被报道，被公开，而不是一味的隐藏事实。

钱钟书《围城》里有一句话形容鲍小姐：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我想在一次次违约事件性监督报道过程中，就是一次次扒光违约表面外衣的过程，尽可能让“局部真相”更加全面暴露出来，寻找违约背后的真相。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田进/文

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这是一篇依赖时间熬出来的稿件。

首先是广泛的人物与现场采访。从采访对象来看，包括三位患者家属、华海药业、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学教授张振馨、北京泰康燕园和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采访时间跨度上陆续花费了约五个月。在与患者的沟通上，我需要找到并同时与多位患者保持沟通，选择两三个比较典型的患者故事讲出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患者家属方面我就沟通了近十位，到过两位患者家中。张振馨教授也是历经几位患者的推荐才得到联系方式并在张振馨教授手术前一天的病房中采访了她，她也恰好参与了中国原创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GV-971的三期临床研究。总体上，采访素材近10万字。

个人情绪也需要克制。

每一位患者家属背后都有一段不愿回首的故事。以其中一位农村患者为例，她年轻时是一位性格很要强的乡村教师，农活、家务活无所不能。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她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成为村里的怪人。在闲言碎语之外，她儿子也因为照顾的重担多次想自杀。

我需要去倾听、追问并沉浸在那种情绪中，这时人的共情能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自己的写作乃至日常生活。稿件完成后，自己两三个月不敢碰偏社会类的选题，处于总感觉自己是患者的家属却又要时刻跳出来提醒自己不是的境地。

反复的修改同样令人煎熬，“度”的把握最令我抓狂。

稿件在刊发前一周多就已经形成初版，编辑的首次反馈是文字显得有点乱，没有那种味道。经过一轮商讨后，两天后形成第二版，得到的结果是结构清晰很多但缺少点人文关怀。没办法，改到这里自己已是无从下手，诚然，此时自己的文字功底仍显稚嫩。两天后，一位编辑修改后的版本诞生，几位编辑聚在一起商量的结果则是文字太克制。最后，另一位编辑（一位亲属曾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操刀后，才诞生了最后版本的成型。

经观20年，在漫长的新闻史上只是沧海之一粟。但回看这二十年带来的感动、信服乃至商机，它就可以自豪的说值得。我希望未来的经观，仍向往着冒险，觊觎着大海。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沈怡然/文

《当5G来叩门》这篇报道采写于中国5G商用后的第四个月，中国运营商刚刚拿到牌照，正在各地铺设5G网络。“第一座5G基站建设”、“全球首款5G手机”，5G的捷报连连，赞歌不断。这是一个带来万物互联、改变社会经济的全新的技术，让国家更强、让社会更先进。

现实真的如此吗？2019年的局势是怎样的，国与国的谈判需要筹码，经济的转型需要抓手，甚至一家急于套现的公司，也要先炒一个概念。大众所看到的5G，早已不是一项技术了。

5G的商用提前了半年，很多技术还是一纸方案，落地过程中，施工、技术、成本等问题接踵而至。5G的赞歌不断，但当第一批5G的手机用户匆忙出现，手机发烫，甚至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信号，却少有人关注他们是谁、在哪、花了多少流量费。

基于此，我在北京采访了运营商、第一批5G基站的施工队、物业管理者、技术专家，这些都是中国5G的第一批建设者，是身处一线的人。有的研究人员还没做完方案，5G启动，只好提前生产，后续问题连连；有的施工队被社区的物业抵制，有的用户买了5G手机，却不知用来干什么，每天找信号……我想展现这些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写一部童话。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更需要一种理性的声音，告诉大众，5G并没有那么强大，也还不够成熟，它在落地之前，要面临一系列的琐碎问题，发展还需要过程，阻力依然强大。这也是我写这篇报道的初衷。

也许有些刺耳，我们所见并不真实。这正是一个记者存在的意义，你可以选择相信童话，直到你被真实世界撞击到。但是我身为一名记者，在更早的时候，在一切负面的影响发生之前，要告诉读者一个童话之外的世界，一个更贴近真相的事实。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沈怡然/文

2019年3月10日上午8点44分，埃塞俄比亚航司一列飞往肯尼亚的航班发生坠机，起飞6分钟后，该航班从雷达上消失，机上149名乘客与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一架2018年11月刚刚由波音公司交付的737MAX-8型飞机，这是继2018年印尼狮航空难事故之后，波音737MAX-8这种机型发生的第2起空难。

事发突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灾难报道，我和张文扬记者第一时间联系相关方，随着采访了波音公司、航司、民航局、航班客服、机场、航空律师，整个事件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当时的判断是，包括埃航在内，在这架波音737MAX-8上连续两次发生机毁人亡，这种极为罕见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波音飞机软件故障系统导致的。

一边是横跨全球航空制造业的巨头，一边是受难乘客的家属，力量悬殊，这也正是灾难事件中，记者存在的意义。我们应当站出来，不让天枰倾斜，代表家属向事故方发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们该如何为逝去的生命负责。

但在真相大白、黑匣子以及所有证据落地之前，我们应当谨慎处理报道中的言语，不能凭着零星的证据审判任何人，即便是有证据指向波音，也要给对方一个发声的权利。

如今埃航空难已经过去两年，事故飞机停飞检修，家属们仍然在等待答案。报道的经历宝贵，它记录了历史，是靠近真相的渺小的一步，它还教会我们悲悯，灾难毁了这些家庭，不要觉得事不关己，你也是脆弱渺小的一片树叶。它还教会我们，不要怕，去质问那些犯错的人，哪怕他们是权贵，只手遮天，但只要他们伤害了人民，我们作为记者，都有责任为正义和真相向前迈出一步，这既是恪守职业，也是一种良好品格的修炼。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一真/文  

2020年是见证历史的一年，其中一件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是头顶“史上最大IPO”光环的蚂蚁集团，冲刺科创板却最终遭遇“滑铁卢”。

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外滩峰会发表那一场掀起巨大舆论风暴的演讲时，我正好也在现场。事实上，直到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名单上才出现了马云的名字，之前写的与会嘉宾中并没有马云。马云一上场就说他很犹豫要不要来，想了半天最后决定要来。

从事后各种渠道的佐证来看，当时其应该已经知道小贷新规即将出台，而新规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杠杆率的规定将直接影响蚂蚁的业务规模以及未来的增长空间，进而影响蚂蚁的IPO定价，对蚂蚁而言是致命的一击。

当时，或许很难有人相信，如此大规模的IPO会就此搁浅。就在11月2日晚上9点多，我在采访投行的人时，手机突然弹窗出蚂蚁高管被约谈、蚂蚁暂缓上市的消息时，对方还并不太相信，说已经定价了。而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还是蚂蚁在A股的稀缺性注定会成为资本爆炒的对象。

接下来，事情迅速发酵，而蚂蚁的一个个谜团也被逐一拆解。不可否认蚂蚁的业务具有普惠、服务小微的特点，是传统银行的一个必要补充。但短短数年，其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蚂蚁通过360亿的表内资产撬动1.8万亿的联合贷款，蚂蚁小贷的出资比例在5%-10%，其余90%以上都由商业银行承担。蚂蚁的用户超过10亿，足以产生系统性风险。在以蚂蚁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的业务迅猛发展之际，监管也在重新定义金融风险。过去，挤兑现象是在线下网点发生，防挤兑只需把现钞拉到柜台堆成山，让储户放心就可以了，守住柜台就守住了风险。现在守住柜台可能仅仅守住了20%，剩下的可能都在线上。在前述演讲的当天，在座有很多来自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官员。

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巨头来上市，但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面前，很多事情都需要慎重权衡。在这一场舆论的狂热中，或许更需要有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立场。媒体不应该是资本市场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的注解，更应该像一条船，被海浪挟裹着，但仍有自己的方向。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

李微敖/文

始于2019年年底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到今天，还远远难言结束。

我是在2020年2月5日，和同事吴小飞从北京到达的武汉，随后在那里工作了60多天。

说实话，我们到得还是有些迟了。

武汉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是在2020年1月23日，也即封城前后，至1月底那段时间。因此，对于彼时的情形，缺乏最直观的感受。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当重大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发生时，作为记者，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尽量克服一切困难，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即使今天的互联网及网络社交媒体，包括视频媒体是那样的发达，“现场仍然最为珍贵”。

当然，在我们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在听闻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是第一家到达他的抢救室外进行现场报道的。只不过那会儿，我们没有意识到，李医生的生死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反响。

这也如人们是在疫情爆发相当长时间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这场疫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全人类的命运，影响会如此广泛而深远。

说到这种较为普遍的后知后觉，或者说慢知慢觉，这一年多来，我也总是想起2018年6月，在美国西雅图采访比尔盖茨时的情景：

当问到对于未来世界的担忧时，盖茨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发不良事件。例如全球突然发生大规模流行疾病，而我们无法应对”。

同时，在2020年2月初，在美国FDA工作的病毒学家朋友跟我说，“这个病毒，只怕在美国，也包括全世界，防不住”——尽管当时，病毒在中国之外还只是“星星点点”。

这些都再一次告诉我们：

在生死关头、在命运时刻，听取真正的智者的意见，尊重专业人士的判断，是多么地重要。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郑淯心/文 

对于我这个财经媒体记者而言，金融大佬、商界精英一直是我乐于采访的对象，却很少低头看。

2020年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疫情打乱，我也加入到了抗疫的报道中。一天，编辑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体中有大树，更有小草，摊贩曾经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城市化突进的时期，他们又是城市管理者约束的对象。在疫情期间，市井摊贩们的生活怎么样了？他们是否在政策援助的聚光灯之下呢？

这一次，我们把镜头对向了“小草”，我和同事李华清分别走访北京、广州的大街小巷，看他们的时艰和自救，看政策的调整和改善。

摊贩用磨损的麻布袋垫在水泥地上摆上六捆芦笋，一天一百多的收入都随着政策的变动而跌宕起伏，由于缺乏各类注册、纳税信息，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帮扶政策，甚至是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帮扶政策，都难以渗透到如此基层、微小的经济主体中，这也是《聚光灯外》这篇稿件所展现的现状。

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在稿件刊发后不久的2020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经济观察报就是这样的媒体，他不端着，他对任何人都是平视的、温和的，他用温暖又理性的笔触记录时代，他以建设性又包容性的意见推动时代。经观始终在一线现场。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我在经观也体验到了一线带给我的惊喜和美好。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图片来源：IC photo）

李紫宸/文

2020年7月12日凌晨3点，我没入睡，听着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心想这场雨是不是要把北京的夏天带走。相比北京漫长的寒冬，这样的炎夏我都生怕它会悄悄地溜走。

南方传来洪水的消息已经好些天，并且不像是要马上收场的意思。在决定要去看一看洪水的24小时内，我到通州定点机构做了核酸检测并拿到了检测报告，到报社领取了刚办好不久的记者证，和领导做了报备和说明，当天夜里到了昌北机场。

洪水存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我记得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有一件常穿的胡萝卜色棉马甲，听家人说，那是从前发洪水时政府发放的物资。自小爱美的我觉得那件马甲并不好看，但它软软的触感，穿在身上，像是来自母亲的温柔的抚摸。

七月的南昌，像是烧了一天的火炉，余热依然在烘烤着夜晚。出租车开过赣江，江水静静地流淌，一直延伸向东北方向的鄱阳。我在南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赶到了鄱阳。

在县城，洪水没有想象中那样“惊心动魄”，尽管此前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几十年一见的灾害等级，让鄱阳县的那些村庄都成为了汪洋中的祭品。穿城而过的饶河，像一条体积膨胀的大蛇，在阳光烤炙下，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前行。

但鄱阳县所有机关单位从上至下的紧张备战，证明了这是一头潜伏的猛兽，随时可能会冲破牢笼，伤及人类。如临大敌的县政府决定，让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彻夜驻守在境内的河堤之上。

我坐着乡民的摩托车，来到县政府大楼，来到红十字会，来到防汛指挥部，来到消防指挥部。政府大楼十几层的办公室几乎是空的，红十字的办公楼里也几乎是空的，防汛指挥部24小时连轴忙碌，消防部门的大院内，车牌显示为江西省和外省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出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事。如同那些古老的记忆一样，在同灾难的抗争中，人们要尽人事所能，同时也不得不洗耳聆听自然的旨意。

我想，为了保卫家乡，战争一直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战争面前，所有的矛盾、对立、怨愤、纠纷，都可以暂时消失于无形。在战争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去往受灾人员集中安置点，那是村庄被淹至屋顶不得不紧急撤出的村民。他们讲起洪水来袭的经历绘声绘色，像是在讲述一个早已远去的故事。也许，这正是一遍遍远去又重新来过的故事。

和长江中下游的多数地方一样，鄱阳人勤劳、善良、温厚，他们在北方人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泰然自若地做着饭，拉着家常，打着牌。他们习惯了洪水的肆虐，正如习惯了这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烘烤。

他们很乖。这种乖，是成年人在经历了无数后天的捶打、磨炼之后的乖。这种乖，也像是母胎就带来的印记，以至于无论经历了什么，不管在讲述怎样的故事，他们的面庞和嘴角上永远保持一副惯有的微笑。

这份乖，轻轻地拨动了我常处于休眠状态的神经。作为一个财经记者和一个逐渐远去的文艺青年，这些年我已不太轻易流露浓重的情绪，无论同情、愤怒，抑或是伤感和痛苦。这场几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同样也未让我“大惊失色”，但我还是会在一整天的采访结束回到酒店后，生出一点小小的感慨，为那些面孔一遍遍浮现出来的乖。

我不确定这份乖是独属于我们的同胞，还是人类共有的表情，但我愿意用笔下保留不多的温柔，把它同洪水一道记录下来。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任晓宁/文 

《老板涌入直播间》成稿于2020年4月2日，那时我已经接近3个月没出过门。我也没想到，还得再过3个月，直到2020年7月份，我才能彻底走出家门，正常回到报社上班。

那时全中国人民都不能出门，每天坐在窗前看风景，只能看到楼下早晚高峰期也依旧空荡的马路。现在回想，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种全民宅家环境下的直播风口来的异常猛烈。即使不能出门，我也切实感受着身边每个人的改变。以前在SKP购物的白富美同学开始在李佳琦直播间买东西了。以前线下不主动搭理人的柜姐，在朋友圈发购物链接了。以前不爱露面的公司老板们，频繁出入直播间自己当主播带货。以前不爱接受采访的县长市长，也成了直播间的常客。

人们的变化似乎在一瞬间完成，又来的这么顺理成章。

我觉得，应该记录一下这种变化，记录当时人们的心路历程，不论这种变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至少是不寻常的。这篇稿子采访不算难，联系到的采访对象都很愿意聊，稿件成色也一般，唯一好的一点，可能就是抓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吧。

直播电商是当时的一个经济缩影。因为疫情，这一年线下的商业以几倍速的方式涌到线上，直到现在，线下商场生意也没有完全恢复。他们本以为是权宜之计的直播风潮，到2021年还在继续，并且成为公司标配。当时老板们走进直播间还是新闻，梁建章当时刚做了两场直播，也没人能想到，他后来成为老板直播的符号，一个人就做了几十场直播。

成稿时也没想到，再过几个月，直播电商又以另一种视角引起关注，辛巴被打假，李佳琦被打假，几大政府管理部门联手对直播电商整顿，其他行业好几年才能走完的时间线，直播电商不到一年就全部走完。

直播电商算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下的大型自救。背后反映了商业的韧性和人们的探寻，幸运的是，在网络与硬件越来越畅通的当下，他们自救成功并且延续。

很庆幸自己参与其中，并在当时记录下来，今年4月再回看，忍不住又想起了一年前那个不寻常却又有生机的时刻。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

张锐/文

当我再回想起这篇稿时，新冠疫情最令人恐怖的时刻已经在记忆里模糊。我忘记了前因后果，只记得除夕夜赶回家的路上，牵着朋友手拍了张照片，半开玩笑地问“我们会死吗”？那个夜里，网络上刷屏的终于不是调侃春晚有多难笑，是武汉的医生护士在哭。

而在当时，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公布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正在逐渐恢复到往常，新冠疫情的蝴蝶效应还在展示它的威力，海外疫情处于“围观中国”的状态。参与这篇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重新理解“开放”这个词，从前我觉得它是那么的官方和遥远。

之于海南，中改院的迟福林是这样说的，海南什么时候开放的步伐快、力度大，什么时候发展就快；什么时候开放步伐缓、力度小，什么时候海南发展就慢。他反复提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是优惠政策而是体制突破，以及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刻展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坚定态度。

但在过去一年，对于我而言，那些欢喜着接受采访，又或者满眼尽是惆怅不愿接受采访人和企业，活生生地站在这个词下面，尤其是我所身处的珠三角，或者说粤港澳大湾区，被这个词深深的牵动着。这里面，有我的朋友和她的家人，有我的老乡和他的工人，甚至还有我的父母、亲人。我和他们一样，一直都普普通通地活着。而就是为了这样普普通通地活着，竟有这样夸张的血脉相通。

开放，这个词当然不只属于海南，海南也不仅于此。过去，在我的印象里，海南只有“东北四省”和三亚的海。多数受访者对我表达了对于海南自贸港的不看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拿它与深圳、上海，与香港、与新加坡，或者普吉岛、巴厘岛去比，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戏虐。

没错，海南的争议在，问题也一次次被细数，我自认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判断。但坦白说，我从心里是好奇的，就像曾经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被质疑时，海南自贸港会怎么样呢？当我今天一日之内，穿梭在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时；当我坐在广州前往深圳的高铁上，听着隔壁的男士在电话里说“哥，现在缺芯片啊，靠你了”时；当我在珠海见到从海外归来的新材料行业创业者，在周围还是荒地的园区搞研究时；当我在惠州看到华星光电四个字的亮光，在深夜里照一条街道透亮时；当企业负责人焦头烂额拒绝采访，理由是太忙了时，我的内心是充满希望和热忱的。唯一让我感到焦虑和抱歉的是，总是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充分了解、去走得更近，才能不辜负发生的这一切或大或小的改变。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高歌/文

“2060年时你几岁？”这是近来报社同事之间偶尔会互相提出的问题。这个特殊的年份涉及一场被称为“30·60”的国家行动，远期目标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近期则是2030年碳排放达峰。“30·60”目标具有长期性，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可以被无限拆解，同时仍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明确：全球最大的电网如何高比例接入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交易基金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颇受关注的碳排放峰值是多少？是自上而下地生发，还是通过估算倒推每年的任务量？一时之间，似乎并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地说清道明，更难用一篇报道勾勒出事件的全貌，这也是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的原因。

坚持“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也需要长期性，执行这简单的五个字，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也实属知易行难。在加入经济观察报将近两年时间中，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认同感历经重塑与加强：关注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并只对事实负责，“不冲动、不虚伪、不媚俗、不破坏”。也感恩在“996”、“007”、“职场PUA”不绝于耳的当下，能够拥有基于尊重与理解的工作氛围，宽容的土壤会长出舒展的花朵。我期待能够与这份报纸一同成长：虽然“道阻且长”，好在“行则将至”。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李紫宸/文

漳州的卤面，东莞的烧鹅，西安的肉夹馍，北京的烤法棍配生菜和培根。

我总是在深夜用“吃”走完一天最后的“程序”，并在睡前发誓第二天开始减肥，那些算得上用心的采访报道，正是在许多个这样的时光里完成的。

“寻找”中国技工，是文钊老师最初提出的想法，文老师希望关注制造业的我去执行。在磨磨蹭蹭了一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撸了撸袖子才决定开工，于是蹭蹭蹭地跑到了西安的兵工厂、东莞的机床厂、漳州的乐器车间，回到北京又整理了将近一周的素材，并在喝了六、七瓶秋林格瓦斯后，写完了这篇报道。

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重视制造业发展，努力增强本国制造业的实力，约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集中于制造业。

关注技术工人，是因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寻找中国制造奥秘的最佳入口。弄清楚人，才能够从根本上“盘活”中国制造这个宏大的主题。从事制造业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能解决吗？这些问题以后还会继续成为问题吗？

关注技术工人，也是因为经济观察报一向关注“人”本身。尽管这是一份财经报纸，但它从来不满足于停留在光怪陆离的经济世界，从来不愿意做一台没有选择的冰冷的记录机器。

但这份报纸并不滥情。那些优质的报道，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理性和克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它相信，经济报道也应对如何表达持有一种原始的追求，这是中国文字一直以来的传统，这种传统相信，恰如其分的文本表达，能够让精神的内核自然附着于其中。

这是经观的味道，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这样了。事实上，我当初也正是寻这份味道而来。从第一代办报人和记者开始，经观的这种写作范式就延续了下来，这么多年，经观一直都没有变过。

这是经观的底色，二十年来它在一代代记者身上无声地传递。经观从来没有给记者做过系统的价值观培训，我甚至没有听过谁对于经观精神做过权威的总结。但一个合格的经观人，无需耳提面命，自会领会这样的精神，并与之保持共振。

技工稿子出来后，文老师曾与我讨论过另外可能的采访和写作思路，这是一个足够宏大的话题，操作的路径和观察的角度的确可以很多样，但彼时我并不是很乐意接受。

技工报道结束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吃饭，编辑告诉我，文老师当时为了这个选题，做了七八页文档的笔记。我没有说什么，但那一瞬间心里划过小小的感动，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我一个人想把报道做好。前辈从未因资历之高指挥过我，他们只是在默默地做功课，然后和我们做一些交流与探索。

经观愿意发掘那些可以给人带来长久思考的选题，愿意打磨好稿件，愿意给予记者很多的自由，以及很好的鼓励——尽管这种鼓励有些时候并不张扬和直露，但更多时候，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家内心深处颇为一致的价值认同。这种感受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贵的，这个世界金钱物质很重要，但谁又能说精神它就不重要呢？

2021年，我们计划把这篇报道扩展开来，带着更多的追问，将中国技工继续“寻找”下去。

这些年在这儿，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被身边亲密的同事们“宠爱”着，以至于一些不该露出的“自我”常常放肆地跑出来。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我还是有很多不愿意改掉的毛病，有一些任性，有一些拖延，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负。

世间万物都不会完美，我想经观也是，就像我们自己也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没关系，我们依然会相爱。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刘坚/文

所谓差异化，其实就是“与众不同”。要做到与众不同其实也并不困难，难的是既要“与众不同”，同时还要让我们所努力的“与众不同”恰好是能够满足目标读者需要的“与众不同”。

我最近比较着急，原因是我发现我们对新闻的偏好和判断标准与世界通行的标准相比存在很大的距离。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还常常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因为感觉是正确的，所以从情感上就拒绝修正，起码修正起来很困难。因此，我和许多同事探讨的结果以为，目前的第一要务是我们大家都需要“洗脑”。

我这里有一些我认为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的范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偏好与对新闻的判断与世界上的主流报纸有着多大的距离。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篇稿子，标题叫做《“旧”可乐重返舞台中央》。这是一篇写可口可乐公司曾经推出新配方的可乐产品，但非常失败，所以“旧”可乐再度回到了舞台中央的稿件。当然，在和同事们探讨的时候，我没有说明这篇稿件是哪家媒体刊发的。我问我们这些同事，这样的稿件经济观察报会不会刊发？如果刊发，又会登载在哪些版面上？答案让人吃惊，不过这种吃惊也可以预料。几乎所有的同事一致认为我们不刊登这篇稿件，如果要刊登也是在非强势版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篇被我们几乎所有人认定不能刊发的稿件发表在1985年7月11日的《纽约时报》头版。

也许有人会提出，《纽约时报》会不会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当然可能！但这一篇也许不会！我之所以敢于如此武断地判断，在于这篇文章被编入了《纽约时报100年》一书。该书的编撰者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地声称，该书“所选文章反映了20世纪最重要、最有趣的一些商业、金融和经济事件”。《纽约时报》是什么？是我们很多传媒人心目中的《圣经》。这样一篇被《纽约时报》的编辑认为“反映了20世纪最重要、最有趣的一些商业、金融和经济事件”的稿件，在我们很多同事的判断标准里却是不能刊登的，这说明了什么？如此反差，肯定是有一方错了，有一方的判断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要不就是《纽约时报》错了，要不就是我们错了。当然，我更倾向于是我们错了。

这种判断标准方面的反差表明，在如何理解向目标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方面，我们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事例表明，与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媒体相比，我们在思维和判断标准上与我们心目中的标杆有着巨大的距离。所以，“洗脑”是必要的，必须的。

以“洗脑”方式完成转型，转变趣味的时候，我们第一需要防止的是“以自己的偏好为偏好”的倾向。从报纸创刊至今，我们一直试图建立以编辑为中心的体制。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报社给了大家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当然有利于创造性劳动的发挥，但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无视读者需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早期进入报社的同事一定还有印象，一开始报选题的时候，诸如“这周我写一篇宝马”这样的选题屡见不鲜。现在改了，可能变成“这周我写一篇有关宝马公司人事变动”的稿子这样的选题。与初创时期“我写一篇宝马”相比，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还很不够，依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写一篇这样的稿子的理由。还比如，我常常看到有关股权收购的选题。但当周可能有四五家公司发生类似的事件，在这些公司中，你为什么选择甲而没有选择乙。我看不到理由，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我以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没有一个选择标准，或者说选择标准是自我导向，而非读者导向的。

我常常说，我们必须给读者一个阅读的理由，为什么你必须看这篇稿件？绝对不能因为我写了，你就必须看，这太霸道了！如果你给不出一个理由，这样的稿件你以后就不用再写了，因为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我相信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事情，读者是不会关心的。这是最基本的判断和常识。我们每个记者和编辑在决定写一篇稿件、编辑一篇稿件之前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或者编这篇东西？它能为我的读者带来什么？如果回答不了这样简单的问题，这篇稿件、这个选题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正面看，我们到底怎样选择？到底应该关注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再回到媒体功能的“原点”，媒体到底是什么？记者又是什么？其实，记者与历史学家有些相似，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是过去的历史的记录者，而记者是当代历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记录者。搞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当我们面临选择和取舍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行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选取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科技和外交等各方面产生进步意义的片断。用《纽约时报》的话就是“反映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有趣的一些商业、金融和经济事件”的稿件。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准备遭受诘难。前面我讲两年之前我们就提出了“商业趣味”，但没有坚持。没有坚持一是因为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是也没有做好应对诘难的心理准备。尽管满足目标读者需求的新闻理念在成熟市场环境中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在中国，“事端”型的趣味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可能被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异端，可能遭致攻击。正如我们刚刚选用橙色新闻纸的时候，不也有“经济观察报看来是真的没钱了，库存十年、二十年的纸张都拿来用了”这样的评论吗？但我们自己要坚持，要坚定，要坚信，因为从战略上说，这个方向符合未来的要求。

第三点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差异化要求是全面的。创刊之初我们意识到了差异化对我们这样一个市场后来者的重要性，当时的认识主要源于由经验而来的直觉。当时曾经提出的“田忌赛马”就是一种差异化。“田忌赛马”的实质就是承认我们在竞争中可能只有少数领先因素，但我们还要取得市场地位，争取不要被淘汰。在这种差异化思想指导下，我们建立了强大的评论力量，有了至今仍然领先的观察家版组合和一群非常出色、优秀的年轻人。但是到今天，反观当初的“田忌赛马”那只是当初在捉襟见肘情况下的一种短期的竞争策略，一种被动的竞争之举。而今天的差异化应当与当初有不同的含义，这是我们适应市场的要求，针对目标读者的需求所做出的主动的应变之举。

（作者现任经济观察报社长兼总编辑，根据作者2008年11月的培训记录编辑整理） 

王胜忠/文

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怎么才能做出不一般的东西，与别的媒体相比不同质的东西？这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否有独特的资源；第二，我们是否有更强的操作能力，更敏锐的新闻判断；第三，取决于我们的气质和品质。

第一点是可被替代的，因为这取决于对平台的依赖和对人脉的依赖。因此，我们作为媒体人，不能过于依赖这一点来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后面两点形成竞争力，其中第二点尤其重要。

另外，做新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做的是抢时效的新闻；第二个层次，别人已经做出来的新闻，我们跟着做，但可以比深度、比宽度、比厚度；第三个层次，新闻已经结束后再做，这时我们要做的是讲价值、讲意义、讲深度、讲噱头、讲概念；第三个层面上的东西，出来后更能与众不同。

具体到“炒农”这个选题来谈：

第一，从选题的挖掘上看，作为媒体人，我们需要具备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能力。我们要寻找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之间的逻辑关系。一年之间，从看似单个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中，我们要能看出一些问题：农产品价格要素的变化势必影响经济的变化，我们要能从像“星星之火”一样的现象中，概括出“燎原之势”。

第二，我们要通过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看到其背后不同的地域特征。农产品的上涨总是始发于某一区域，如山东的大蒜、东北的绿豆等。我们要通过细致的采访，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些地方，这与这些地方不同的文化、经商观念、资金构成是相关的。我们不仅仅要告诉读者这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还要告诉读者是怎么发生的。

第三，在第一个部分“炒农地图”里，我们一定要从各个地方“不一样”的方面切入，要找各个地方差异化的要素。对细节、逻辑的重视是文章的关键。我们要通过这些让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最后出来的稿子要有“全景图”式的感觉。这要求记者的采访要扎实深入，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要流于表面，不要过于空泛。

第四，第二个部分是解答“钱”的问题。我们一定也要从小的切口切进去，通过故事、细节告诉读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告诉读者，这些钱是怎么运营的，资金持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约定，有什么利益同盟，有什么分赃机制。以前我们做炒农的题目只到达了第一个层面，知道钱从哪里来，没回答第二个问题。

另外关于钱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钱的进入会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整个价格的抬升会不会成为趋势？农产品价格水准提高后，下游行业成本会不会提高？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经营能力强、规模大的公司会不会有优势？我们要给读者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东西。

第五，第三个部分是关于“人”的，这是体现我们人文关怀的地方。我们要思考，这些看似自发的、看似星星之火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农民的某种自发式反抗，是农民对几十年来一直反哺工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反抗。我们农民的命运，头30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后30年是被裹挟于商品大潮之中的。如今是一个投资的时代，农民的命运会怎样？如果农民都有金融意识、风险意识，那么将是一个突破。

总的来说，炒农这组文章，要从小切口入手，但视角其实很大。一旦农民在价格体系有话语权，是对惯例的打破，是经济制度的重建。比如我们可能观察到，在资本的进入之下，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被打破，新型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的联系纽带不再是传统的基于亲情、行政权力，而是经济。比如炒农客中的生产联盟、中介联盟等，他们能影响价格从中获利，他们有不同于以往的分配和分工机制，比如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这些组织都是新出的，非传统的，对农村社会生态的变化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李翔/文

1

“商业评论部的公司报道和新闻部门的公司报道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觉得应该是“公司”报道和“公司新闻”报道的区别。报道的主体是“公司”还是“公司事件”的区别。

传统的公司新闻报道大都偏向于报道公司高管的变更、大股东的变更，收购与兼并，以及重大丑闻事件等。它要报道的是“事件”。公司报道则带有静态的成分。它应该更深入，更加回到公司本身，去发现公司本身所呈现的“价值”。它要报道的是“公司”。

比如我在商业评论部曾经反复要求记者：如果不是对一个公司的调查性的带有负面的报道，那么一定要见到公司的最高领导层；如果不是行业中绝对领先的公司或者极具个性的公司，那么一定要有竞争对手的情况和行业的情况描述。

2

商业评论部关心的内容和所报道的内容包括：深度的关于公司本身的报道；商业领袖的访问和报道；创业者和创新公司的报道；观念领袖的报道；同商业相关的观念类文章。我曾经建议部门的每个同事去读美国《快公司》杂志十年文集，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快公司》的报道思路来发掘新的报道题材，对“报道”本身进行创新。所以，公司报道只是其中一部分。

3

如果整个报社都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报道。我想报纸也的确不需要这个部门。但是在这个部门存在之前，的确有很多东西在报纸上是无法呈现的。比如，对于一个公司领导者的大篇幅访问；比如这些公司领导者自己撰写的文章；比如针对创新产品的报道；比如类似于巴菲特年报、格拉德威尔式文章；比如针对一些热门的创业公司的报道。

4

报纸版面一向是对所有同事开放的，而且最好是互动和打通的。

比如我曾经在2009年跟王石长谈之后，鼓励地产部的同事撰写一篇关于万科的深度报道：为何这家行业领先的公司未能影响行业，相反它的每个决策都在最初遭到行业的一致反对；这家领先的公司如今又在做什么；它遇到什么新的挑战吗。我非常希望在一些行业长期浸淫的记者能够为报纸贡献出关于这些行业领先公司的深度报道和公司领导者的深度访问。

我们需要见到公司的最高领导者；比如农行上市，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像财经或新世纪周刊那样，有刘明康的访问，有项俊波的访问——至少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我没有看到有这种强烈的诉求，而只是止步于报道上市这个“事件”本身。

如果公司新闻的版面不承载这些报道，那么公司新闻的同事当然可以在商业评论的版面来呈现这些内容。

5

说实话在操作的过程中，我确实会感到灰心。记者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也不断地有抱怨。相信其他部门的记者也有同样体会，要想见到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人，还是比较困难和周折的，很难“短平快”地操作。而我们的很多工作也一直存在争议。比如以公司为主题而不是以公司新闻为主题来报道，那就需要提供给读者更强有力的理由来阅读。比如它为什么不是软文，而是有价值的内容？

6、当然，也有可能我的思路是错误的，可能并不适合于报纸而更适合于周期更长的杂志。最近在开会和思考时，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在努力寻求一些调整。 

浅见供斟酌。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商业评论部主任）

邹卫国/文

作为一个专业的商业报道者，如何看待各种信息或者产业的发展？

1、自由竞争与寡头竞争的视角

传统的发展了20年以上的产业，往往进入了寡头竞争时代。比如说日化、啤酒、家电连锁和白色家电。这种产业的特点是格局稳定。现在甚至包括互联网领域的公司也逐步进入这个阶段。

寡头垄断的最重要的特色是，某家的决策，一定会考虑另外几家的反应。任何一个企业的独立活动都会导致其他几家企业迅速而有力的反应。

所以，在构建这种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有竞争对手的视野。一方面要关注企业的生死和困境，特别是一些典型公司的死亡；另一方面，要发掘这些领域里的公司独到的商业模式、管理方法和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要素。选择方法就是注意那些已经获得了超额利润的公司。

自由竞争演化下去，很多时候是往垄断竞争的方向发展。自由竞争往寡头竞争的过渡期的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这个过程中，并购和合并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关注这个过程中的典型并购事件。

2、融合趋势的视角

在线的和线下的融合是一个重要趋势。

未来10年是电子商务的时代。电子商务有两端，一方面是目前处于寡头竞争阶段的几家互联网集团的继续与商务业务的融合。另一个方面是目前在线下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集团往线上的突破。

两个趋势的发展，都将改变整个生态链条的变化趋势。仅在融合的趋势下，未来消费电子领域的产品会出现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景象。那么这些景象倒推回来，我们今天报道的关注应该是什么呢？

3、全球视角

全球视角下，有四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1）很多公司的架构中，英属维尔京群岛占据了重要地位。由此，中国公司受到了国外法律的严格约束，特别是在公司治理层面。这种架构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问题。

（2）业务层面，产业链两头在外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会引发很多衍生的影响。海外的某个波动，可能在国内引发重大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需求很大的市场，而高端的很多消费品都是来自海外的。我们可以看到超市里有进口产品专区。

（3）竞争层面，是全球竞争。全球竞争是一个阶段，中国原来的很多家电企业走出去，其实也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展开的。如果你不进入别人的市场腹地，你就没有办法赢过别人。很多中国企业国际化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的，打到别人的大本营，吸引别人注意力和资源，方便自己在国内更有资源可用。

（4）策略层面，全球视角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样本。GE公司是多元化的样本，所以复星集团会学习他；丰田的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全球第一，所以国内很多样板工厂就跟丰田对标；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都很牛，他们是国内投行的榜样；美国成功了一个团购，国内蜂拥而起。很多资本运作的具体方法、思想，都是学习海外的做法。

4、与大事联系的视角

一叶知秋。小事之间的联系比较间接，很多时候这种联系不值得一提。但是大事就不一样了。大事决定了小事发生的必然性和背景。按照这个逻辑理解，新闻要到位，首先要了解报道对象的大事。

（作者现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黄小伟/文

我们将那些与“三公消费”相关的产业定义为“官消”产业，大概涉及到高档餐饮、奢侈品、高档烟酒茶叶等。“官消”产业寄生于中国特有的官场体制——审批体制。而新一届政府承诺，在行政审批上再消减1/3，这意味着“官消”产业将面临重大调整。

基于这个判断，我们对涉及该行业的公司面临的调整以及未来的可能图景做一个报道，这是一个政经与商业结合的报道，普通读者与投资者都应该会感兴趣。

我们的报道以湘鄂情这个符号为主题，分析这个产业——它为何而生，为何而兴，又为何儿衰，将向何处转型。甚至说，未来还有没有新的产业代替（比如隐秘的高档会所等）

我们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意味着什么。

之前我们一直纠结的问题是，如何在三公消费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建立一种逻辑推导，即从A能推导到B。我知道，这种联系的确很难。比如说湘鄂情，你必须证明在它的的消费中，有多少比重是宴请政府官员或者属于“三公”消费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湘鄂情也未必能弄清楚。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数据弄不清楚，是不是逻辑就肯定建立不起来，可能也未必，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排除法呢。如果不是B和C，是不是就是A呢，这和我们做选择题一样。

一、从酒店业看，这种逻辑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会议占会议总量的36%，通过采访酒店，就能知道这方面的销售数据的变化，这不用多说。

二、具体到湘鄂情。1、首先我们能证明这个企业的发展与官员消费是紧密联系的，从它的分店分布，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中间存在的逻辑关系；2、我们可以采取倒推的办法。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兴衰，必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当下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问题，这可以排除；二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了，出现了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显然没有出现；三、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大的政策出现了变化，导致连锁反应，依赖于固有模式的那些企业业绩发生了变化。如果采取倒推的办法，我们应该能证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这么多企业业绩发生逆转，只可能是某个与企业业绩相关的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这种变化还将继续影响这些企业。

三、我想做这个稿子，其实就是想从中国政治的变迁来观察商业的变迁，这个观察是不带有任何正负评价的，而是看政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雷梓/文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记者不再需要走出门去，我们习惯了使用并依赖电话，并且技艺日趋成熟及至炉火纯青。利用电话，我们寻找采访对象，打探新闻源，从专家、分析师那里转述观点，还原事件原委，闭门钩织逻辑、文章。

身边随时看得见这样的场景：我们的记者抱着一部电话可以打上一个下午，电话那头的人或者变换或者不变，设置的问题或者单一或者丰富，态度不可谓不认真，求证不可谓不执着，情绪不可谓不热烈……看得多了，看得久了，这样的一幕甚至让我错觉成了爱岗敬业的感人写照。

但我终究心怀疑惑，这样是否就能挖掘到真正的新闻。毕竟我所承继的新闻传统不是这样，是“走出去、走下去、再走出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一旦发觉稿件有软肋有遗漏有偏差，记者总是对我说——“我再多打几个电话问问。”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了我们的记者再也不用，或者说再也走不到新闻的发生地、事件的现场、冲突的风暴眼中去，不用去直面当事人、目击者、各式各样的关系人，不用看他们的面孔和表情和行为，就可凭一通电话全部搞定。

难怪，长久以来，我一直隐约地遗憾，在我们的报道中已经很难感觉到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人的体温，人的喜怒哀乐，人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焦点的张弛抑扬，可是我们的报道难道不是诉求于人并且写给人看的吗？

也许难说，也许连这一点都可以置换或变更了。我们是写给一堆国家机器、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看的，写给那些贴着省部长、市局长以及C什么O的座椅看的吧？！

久而久之，这种电话式生存势必推演开去，形成一种规模不断壮大、领域不断跨界的社会生态。媒体如此，将影响甚至豢养出很多的企业人、公务员、从业者，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于“电话那头”的表演与生存，只要你不在他身边，那就万事皆OK，他们便能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从容应对——当然这些也只是我们的记者隔空的感觉，因为我们并不曾与他们四目相对，鼻息相闻，我们看不见、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对象此时正身处何种环境，是建设工地、生产车间还是灯红酒绿、杯盘狼藉，看不见他的眼神是坚定还是躲闪，看不见那里的天光是明媚还是晦暗，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生动地写下：神情坚毅的某总身着普通工人制服，站在建筑工地上；面带倦容的小某在寒风中向行色匆匆的路人派发传单……渐渐地，我们、他们、大家都会习惯于这样的行为方式和角色扮演。

也许，就像我们的当事人很久不得见记者的真容那样，我们也已经很久不见新闻的真身，有时甚至连全尸都见不到，任事件真相身首异处，我们可以仅凭雪泥鸿爪，加上一通电话，就敢“还原”证据链，虚构逻辑链，视新闻如天书，置真相于罔闻。

当然，我们有足够多样的理由假以说辞。时间是第一位的。出版周期短，时间不允许我们车马劳顿赶赴现场，还要与竞争对手赛跑，在这样的信息无壁垒世界，所谓的“独家”和“第一时间”通常就比别人早数小时甚至是几分钟。但事实上，我们心里如明镜一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借口。一切都在于媒体对新闻准则与采编流程的标定如何。结合网络工具或者先发预告式新闻，表明我们有不同于大路货新闻的报道，将于稍后推出——因为我们的记者正在第一线！而不是像梁上君子一样穿梭在网页间窥看与扒窃。我坚信这样的新闻一定是有市场，也更接近于新闻的内在生命的。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现为“李白跑地球”系列活动梦想创意人）

薛惟中/文

关于《一个买房者的自白》，其实真篇报道能放在头条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正所谓守正出奇是也。首先是房子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有钱的没钱的、有房的没房的，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其次在新闻时效性选择上，目前北京上海的房地产确实已经炙手可热，在这个时机推出一篇这样的房地产报道，是为“守正”。之所以又是“出奇”，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形式和惯性的问题。在形式上这篇文章用了第一人称，而且没有我们惯常要求的那么多采访和编辑元素穿插其间，从小的范围说，就是一个个人体验。在西方新闻界，这种形式很常见，而我们用的少而已，从感佩人心的力量上说，反而更有力量。

在惯性上，经济观察报习惯于选择宏观经济的、超大型企业的、政策面的报道，将一个个体体验放在头版头条，确实是一种突破。但是我要说我们需要这种突破。就像我以前曾对报社领导说过的，我们就像一个卖场，我不一定要把最好卖的东西放到最显眼的位子，相反我要把利润最高或者说我最想击败竞争对手的商品放在最显眼的货架上。

对于经济观察报来说，宏观经济的报道、金融市场的报道当然是我们一贯的强势产品（如果把新闻也称为产品的话），即使你不把他们放在最显眼的位子，相熟的读者也会去找到他们想要的报道，而类似《一个买房者的自白》这样的稿子，能够给老读者新感受，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新的读者，赢得更多潜在读者的心，何乐而不为？

谢谢记者刘伟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即使从行文上来说，这也是一篇值得学习的范文，特别是结尾，非常感人。

也对报社编委会的大胆突破表示敬佩！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编委）

胡家源/文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改革攻坚之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计划，希望借此尽快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从目标来看，这些计划的针对性很强，旨在为中国企业主体松绑、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比如降资金价格、降宽带资费、降社保费率、降创业门槛等；有的则聚焦于规范政府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比如清理税收优惠、清理融资平台等。

从现实来看，2015年已经行至中途，有些计划进展并不顺利。要么是几经推动而没有实效，要么是来回反复以至于政策多变。这更像是总理的一场“战争”，打赢这场战争对于未来的中国至关重要。

从短期来看，2016年，中国将启动“十三五”规划，这涉及到很多阶段性改革需要确认效果，“十二五”规划的成效也将得到检视，政府还须履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承诺。同时按照WTO规则，中国明年有可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和美国有可能掀起新一轮贸易战。经济下行之余，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或将加剧。从长远来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和规范政府行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党的十八大的指导方向和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而减速换挡、破旧立新要靠一个个具体的举措来坚实推进，也需要看得见的成果。

系列报道正是以“总理的战争”为起点，回顾这两年总理具体施政计划的进展，以及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对此做一个展望。

初步确定为5—6期，分别以“降资金价格”、“降宽带资费”、“降社保费率”、“降创业门槛”、“清理税收优惠”和“清理融资平台”为主题。

每个主题按照三部分内容明确读者对象。一是通过采访具体计划的实施者、针对对象、受益群体等，用人和故事来描摹这些计划的来龙去脉、进展现状和未来图景，这是一篇主文，目的是对大众读者讲述总理发起“战争”的逻辑；二是通过数据和图解方式讲清楚这些计划的逻辑链条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类似于数读的模式，目的是告诉企业读者，总理的“战争”和他们的生意、生活有什么关系；三是采访专家或专家约稿，从理论和思维层面去剖析这些计划的症结所在，这是一篇专访或者约稿，目的是向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议、求解计划进一步推进的对策。

具体操作上，由相关记者负责主文和专访/约稿，编辑负责数据图解。其中，主文重点在于逻辑的梳理和进展的采访，内容包括过去一两年来上述计划由哪些部门发起和实施，总体战略和阶段性目标分别是什么，目前计划的进展和实施效果如何，触及到了哪些利益主体，背后的博弈体现在什么地方，继续推进的动力和路径是什么。专访的重点在于抓住问题的症结以及提出对策。图解的重点在于揭示影响，展现商业机会或风险。

（作者时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

主任，两位编辑：

周二好！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一封很有正能量的信，我很受鼓舞。除了这封信，这几天我还接到了一些电话。都是对宜家感兴趣的财经界的朋友，说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宜家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不是个有自信的记者。能在经观工作至今所凭的不过是经观这块牌子和自己对于新闻的执着。我常常怀疑自己能否干好这份工作，有时候一天会有三次辞职的念头。做这篇稿子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它涉及宜家一直没有公开的公司背景和资产，做得很辛苦。事实上，刚开始时根本没有人搭理我。稿子出来以后，虽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能够得到业界某些人的肯定和关注，我很欣慰。

当然，我不能，也不应该，仰赖外部的肯定来给自己动力。但记者本身是一份孤独的职业——如果我们想要独家的内容的话。所以，请原谅我在收到这一封邮件时的欢欣鼓舞。

我把信的内容转给大家看看。一篇稿子能得到外部的肯定，是一个团队努力的结果。

此外，宜家许丽德经理特别提到了对于负面报道的看法，也很合我的心意。或许对于大家的工作也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向阳

邮件原文如下：

汤向阳，你好！

我非常喜欢你的稿子。我在周六晚上就看到了这篇，没有什么惊奇或者是意外。因为我知道你做了很多的功课来保证文章的准确性，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媒体写过这样的文章，你是第一个。 

我同时也非常喜欢你这个年轻的记者，认真，钻研，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现在像你这么认真的记者不多了。好好努力吧，我坚信你有非常成功的那一天。 

我不介意记者写宜家的负面文章，只要是客观、公正，不带偏见的评论和报道，我们都可以接受和支持。因为任何企业都会存在问题，宜家亦然。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已经有好几个同事跟我说：“我们自己还远远不如人家记者了解宜家”。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化媒体上广泛传播了，我本人至少被@过六次，朋友圈也是不断。我也会考虑近期给我的同事们扫扫盲。 

希望我能给你提供有用的帮助，我会尽力而为。 

祝工作顺利，保重身体！

宜家（中国）公关经理 

许丽德

祝大家工作愉快！

向阳：

对于宜家这篇报道的观点，我在周一的评报会上已经表明了。它在创造增量信息方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新闻技巧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最关键的是，你从这一篇报道里面积累了自己的报道经验，并且也通过一些正面的反馈收获了信心，这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很重要。记者的成长道路上总会遇到一些让你沮丧的时刻，你会怀疑自己是否适合从事这个行业，但正如我上次与你的谈话中表达的那样，往往这样的时刻正是你即将获得蜕变的前兆。当你发现你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与你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一致时，很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劫”，当你度过这个“劫”，你的道行就又高了一些。我希望你能客观看待外部对你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评价——吸取那些对你有用的部分，而不仅仅是你喜欢的部分。

你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记者，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请相信我会为这样的记者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机会。

邦松

（汤向阳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张邦松时任公司新闻部主任）

言咏/文

延安车祸选题的基本操作想法是，用经济视角解读社会事件。因为我们是经济类周报，当面对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时，如何呈现才不败于时效，如何呈现才更符合自身的定位，这种方式无疑是值得探索的。但如何才能找到其中真正的经济逻辑，不“生靠”，很关键。

就延安车祸这个选题来说，掰开来看，其逻辑关系是有好几个层次的。

第一层推演是，这起事故让我们注意到这条公路，是一条事故频发，最危险的道路。

这一点在目前的稿子中基本可以成立，但采访和数据上给予的佐证还有所欠缺，引述其他媒体的报道稍多，自己的采访多是印象式的。我还想知道它危险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比别的路就危险得多？其实在全国的高速路系统中有很多“危险路段”，这条路怎么个更触目惊心法？

第二层推演是，为什么这条路会如此危险？其背后映射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简单地说，经济发展了，路上跑的车多了，大货车多了，事故更易发了。这个推演也成立。

但我觉得，下面的问题，应放在一个大的交通基础建设下看，而不仅仅是这条路本身。这条路之所以会成为危险的路，是因为一个本来闭塞的地区经济发展了之后，有着强烈的人员、物流往来需求，但由于整体交通基建的不匹配，包括航班少，火车运力不足，最后，把人和危险物品都压挤到了最危险的公路上。

我们现在的采访，过多地把眼光局限于公路本身，纠结于公路当初的设计是否没有预料到经济腾飞之后的车辆密度。其实，板子最后不应该打到公路上，这起事故背后的深层原因显然不是这个。公路长途运人，运危险品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不是当初设计四车道还是六车道的问题。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当初估计充足，设计了六车道，能避免这起事故吗？不能。

过载的能源走廊，一个经济高速成长地区，物流人流等都依赖于这样一个通道，事故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问题的大小，不过根子上的错确也不在公路本身，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有效的交通网，但这又不是延安一地，甚至陕西一省可以解决的。

其实，我们的采访中已经有被采访者点出这个问题了，只是我们没有提出来，作为逻辑线条的一部分去考虑。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整个稿子的结构可以调整。从事故现场引出导语后，第一个分标题就写“危险的路”，然后写这条路背后的地方经济的变化，这个变化导致那些曾经闭塞的黄土高原上的地区，如今有了强烈的对外交流需求。之后再写，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交流需求的地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是最危险的公路，这种依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国情和原因？不能改变吗？

目前稿子的采访，细究起来，其实在支撑逻辑判断关键点的采访是有欠缺的，原稿最后几段出现了记者跳出来评论来“圆场”的情况，删掉之后，我们采访的两个交通规划专家又没说到点子上，这也是为什么评报会上会有“最后建设性这一块感觉没说透”这样的意见。

（作者现任经济观察报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