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北京

从很多指标看，北京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聚集了众多人口，尤其是来自全中国的精英；除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外，它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教育中心、科学与学术中心、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高科技产业中心、贸易中心、重化工业中心之一等等。北京集一个城市所能有的几乎全部荣耀于一身。但是，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假如北京不是首都，没有权力现在给予的深度支持，北京还会如此荣耀吗？正是权力因素可以解释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就在离这个城市几十公里的地方，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

北京是个城，不是个市

人们很顺嘴地说城市这个城市那个，不过在中、外历史上，“城”与“市”是两类性质大相径庭的聚居地。

一种人口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聚居地是市，或者说市镇。它们不是政府建造的，而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发育到一定程度时自发形成的。市镇是这个区域内的人们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换的复杂网络上的节点。支持这些市镇的是市场制度——哪怕是比较原始的，和市镇自治制度。

相反，“城”是权力的构造物。在中国，自秦以来，城是各级政府治所所在地，通常有城墙保护。城的规模是按照政府级别等级划分的，从京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不可逾制。因为城是权力建造的，所以，它可以完全与周边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凭空而起。

中国历史上，城与市一直平行发育。相对来说，城的数量是比较稳定的，而市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有惊人发展。有人统计，清时全国有三万多个市镇。江南一带尤其出现了大量与传统集市大不相同的工商业市镇，有商业、手工业、繁忙的交通运输业，由此又形成繁荣的服务业，包括发达的金融产业。用著名经济史专家赵冈教授的话说，某些市镇“俨然是一个小都会”。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工商业发展，中国出现现代化之一个部分的城市化现象。由于政体发生变化，宪政制度初步建立，社会自治更加成熟，因而，此一阶段获得大发展的是市镇，传统的城也开始向市的性质靠拢。不过，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一趋势又有逆转：作为权力全盘控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传统市镇转化成城，有些干脆被消灭了，因为根本不再存在自由市场和市镇自治了。政府新建了一些工业城市，但这些城市与计划经济一样，是权力自上而下设计的，与其所在区域没有有机联系。

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对城市的全面控制有所松动，私人工商经济推动市镇迅速发育。从乡村的集市，到浙江的专业化小商品生产、销售中心，一直到珠三角地区由原来的镇发展而来的城市群。正是这些市镇，成为私人经济发育的节点。不过，这些市镇在政府的眼里，却不是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只有经由政府审批，人口与工商业大量聚居的地方才能成为建制市，享受特定财政待遇，实行另外一套行政管理机制，土地才可用于工商业目的。而政府审批自有其倾向性。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突然出现大量市，就是将原来的地区公署所在地改成地级市。这些市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大量自发形成的市镇却无法成为建制市。

不管城与市整体上的历史消长如何，除了被称为“北平”的那二十多年外，北京一直是“城”的典范。北京从来不是经济、贸易中心，它只具有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兴起于北方的蒙古人、女真人在此建都的意图一目了然：进可控制中原乃至南方，退可固守漠北或东北。朱棣在此建都则是为了防御这些北方游牧部落。因此，北京城从来就缺乏“自生能力”，缺乏支持城市正常活动的人力、财富和知识资源，这些资源都靠遥远的南方供应，北京城获得这些资源也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权力之汲取。

甚至可以说，当代的北京城，及其他建制市，比古代的城更偏离城市的自由自发性质。尽管古代的城是政府建造的，但并不禁止民众自由迁入、在城内购置地产、投资商业活动。今天僵硬的户籍制度剥夺了民众的这种自由。作为建制市的城实行的是一种单向开放政策，资源只能流入，不能流出，劳动力可以流入，人口却不能流入。人被要素化了，人完全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要素，城市所需要的就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而不是完整的人。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城市几乎难以发挥文明溢出效应。

北京城的封闭性

人们一向认为，城市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生产财富、更新知识、变革规则。如此高效率的城市必然具有正的外部性，可以向外辐射、扩散文明，带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交通、社会、文化等事业的繁荣，给城市周边的人们带来福利。

不过，当人们把许多普遍适用的常识拿到中国的时候，需要仔细辨析隐含的前提，才不至于闹出笑话。城市具有溢出效应，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城市是在本区域经济社会网络上自发地聚集人口、资源而形成的；第二，城市是自由的，城市对周边的民众是开放的。这两点在几乎所有时代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在古代中国，城民众也可自由迁入城中。但当代中国，城市却普遍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有一些例外。在珠三角、长三角，人们都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市镇群，大多数户籍意义上的乡村人口，也都卷入市镇生活。这就是因为，这些市镇合乎上述两个前提：这些地区草根性私人经济较为发达，市镇正是在此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因此，这些市镇与周边民众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保持着有机联系，人员、资本、知识的双向自由流动，城市文明得以向外辐射。

不过，大量城市像北京一样，城市文明并不具有可扩展性，因为，这些城市对外是封闭的。户籍制度本来只是为了维护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特权而禁止乡村人口向城市、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但在实际运转中，这种制度必然也使反向流动不可能：城市的人力、资源、知识难以向乡村扩散，大城市的人力、资源、知识也难以向小城市扩张

当然，北京城把当代中国的城市的这种封闭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城，本来就不是自发形成的。今日京城的产业结构是依托权力形成的，以寻租为主要赢利模式，这样的产业当然拒绝别人分享，不具有扩展性，周边民众根本无从参与到北京城的分工合作网络中去。到北京郊区访问一些农民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谈起北京来，就仿佛就谈论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

同时，北京城为了维持其福利优势，也比任何地方更严厉地执行城乡分割制度。政府在城乡之间高筑壁垒，切断了城内的人力、资源、知识向外流动的渠道。比如，农民建造房屋向城市人口出售，乃是城市文明向乡村辐射的重要渠道，但北京政府为了保持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地位，严厉禁止农民这样做。这样，生活在北京周边，不能分享这个大城市的溢出效应。

因此，北京就成为一个繁荣与文明的孤岛。出北京城几十公里，就会进入一个“环北京贫困带”，尤其以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地区为甚。事实上，即便是在北京行政区内，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与内地其他乡村地区没有多大区别，仿佛北京城根本就不存在。唯一能让想起北京城的，是各种残存的堡垒，那是当年为了拱卫京城而修建的。

事实上，内地很多地级市，乃至于县级市，都是具体而微的北京城，看起来很繁荣，但却是对外封闭的。

北京城的“吸星大法”

不仅如此。城不仅不向外扩展文明，还汲取周边的资源。它们不在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网络之中，而在其之外、在其之上。

城从一开始就是某一级权力中心的治所，这些权力中心的运转是需要资源的。这些资源当然不是靠平等的交换、合作获得的，而是借用权力强制汲取的。现代国家的权力范围不断扩大，城从外部所汲取的资源就越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距离城越近，其对城的贡献义务也就越多。

北京城是最高的集中性权力所在的城，正是借此地位，北京城成为貌似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这种繁荣至少依靠三圈资源供应带来维持：

首先，全国性政府所汲取的资源天然地向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倾斜。在一个权力集中地自上而下分配资源、权力本身又未受有限约束的社会，资源总是会按照权力的等级来分配，北京城是最高权力所在地，在这种分配中占尽了便宜。比如，北京集中了最好、最多的医疗、教育、体育、文化艺术资源等等。

其次，北京城可以借其政治地位要求其他地区贡献资源，哪怕这种资源是本区域所匮乏的。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山西向北京城供水。山西的生态恶化就是全国有名的，而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缺水。但从2003年到2006年，山西已连续四次向北京输水，累计达两亿立方米。当然，现在仍然又不时向北京供水。山西当然不会自愿向北京城供水，但当下的权力体制向山西施加了牺牲自己、向北京城供水的政治义务。

最后，北京城作为北京这个直辖市的治所，从直辖市范围内的乡村地区汲取资源。比如，郊区的水资源被城市占用。还有一种变相的汲取资源的方式，即北京城为了自身的环境，而禁止郊区及周边地区发挥其资源禀赋。比如，门头沟区就不得继续从事煤矿开采业，尽管这是这个山区传统的产业。河北北部的人们也一直抱怨，本地工业几乎完全不能发展，因为他们负有保护北京水源的义务，而北京为此并未给予补偿。

可以说，北京城的繁荣不完全是内生的、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权力汲取资源而实现的。它的繁荣抑制了其他地方的正常发展，在北京城之外上百公里范围内，再也没有一座繁荣的城市。北京城的繁荣、文明，与其周边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使之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扭曲的一个标本。

北京由城变市的制度门槛

文明的扩展似乎总是伴随城市化，但北京城所代表的当代中国主流的城市化进路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由此形成的城市是封闭的，甚至以强制汲取非城市地区的资源来维持其繁荣。如此扭曲的城市化根源是权力紧紧地控制着城市化进程。在具体的市场、社会环境中自发形成的市镇演进为现代城市的前路，被法律、政策人为地堵塞。政府却利用其权力建造了很多城，比如地级市，这些城市缺乏市场、社会网络的支持，只能依靠汲取资源维系其繁荣。城市不仅没有成为扩散文明的中心，反而成为垄断文明的中心。

改变这种局面，使大量的城变为市，需要变革诸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

最直接的做法是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范围，或者对这种分配过程予以宪政控制，打破北京在分配过程中的特权地位。现代政府总是会通过转移支付、公共服务投资、重大工程投资等途径分配大量资源，理论上，这种资源再分配应当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致力于缩小地区差异。但目前中国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却很不合理，越是富裕地区得到的资源越多，北京当然最占便宜。北京得到的资源也主要投入城区，贫穷的郊区很少能够得到。实现公平分配，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宪政控制。

当然，阻止城市继续汲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打破城乡壁垒，确保人口、资源、知识可以在城市之间、尤其是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废除户籍制度不仅将使农民能够流入城市，更能使城市人口流向乡村。这一点，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尤为重要。而城市人口流向乡村，乃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生活城市化的捷径。当然，为使乡村人口可以流入乡村，也应当改变土地制度，使农民可与城市人口自由交易土地。而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可使农民把死资产变成活资本，大大增加收入。

最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则是构造一种多中心治理秩序。北京城的优势地位来来自现行的集权式政府架构，这种政府架构使各个城市之间、使城市与其管理的乡村之间形成了等级关系。山西人可能不情愿，但仍向北京城供水，是因为，供不供水是由山西的官员们决定的，民众无从参与，而山西官员的前程是由住在北京城的中央政府官员决定的。

人们之所以支持集权式政府架构，是因为人们相信，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各地区的平等。但制度运转的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当代中国诸多管治危机，都源于这种集权政府架构的内在缺陷所导致之动机与目的的南辕北辙。如果这一点没有改变，北京城就将依然是一座繁荣的孤岛，耀眼但不光彩。

（文章来源：08年5月9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