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的制度命题和制度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1 世纪到16 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心是威尼斯；此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引领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洋时代的先声；从17 世纪初到18 世纪初，荷兰迅速致富，将世界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上一世纪50 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日本已经在诸多经济领域对美国提出了挑战，亚洲四小龙又以日本为模范，取得了骄人的发展业绩；最近二十多年，中国以年均接近10 %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1 - 3 ]
在这一系列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令人目眩的“大国崛起”现象：葡萄牙和西班牙昙花一现，英国维持了一百年的“日不落”地位，德国和日本在羽翼刚刚丰满之际就悍然对整个世界发动了战争，美国崛起一个多世纪以来历经坎坷，目前正在接受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挑战。虽然大国崛起的现象很让人着迷，但大国国运的维持和延绵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纵观决定大国崛起和维持大国地位的各种因素，战争和政治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凸现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而长期的经济增长则是维持大国国运昌盛的关键，这也是近二十年主流经济学将研究中心转向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背景。[4 ]
因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明白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转轨的实践中摆脱各种思想偏误，在各种现实约束下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从而使我们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实。
二、大国崛起和经济发展的几个命题
既然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的维持决定于经济的长期发展，那么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是什么？不同的学说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命题：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开放学说和制度命题。
(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
毫无疑问，地理环境会对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绩效产生影响。对此进行系统论述的当首推孟德斯鸠。[5 ]亚当·斯密曾考察了交通运输条件对农业文明的影响。[ 6 ]18 - 19最近几年来，对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大有回潮之势，戴蒙德从生物演进的角度讨论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7 ]Sachs 对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渠道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始差别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机制扩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 ]
(二) 文化决定论
韦伯用新教伦理来解释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生[9 ] ，格林菲尔德强调民族精神对近现代文明的贡献[3 ] ，米勒在对“管理的困境”做出分析后发现，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的机制设计没有办法解决“市场失灵”和“科层失灵”，企业的竞争力最终还是来自文化因素。[10 ]在诺思的分析框架中，诺思也将解决不了的“搭便车”难题最终留给意识形态(文化因素) 。[ 11 ]49 - 65我们知道，文化(民族精神，意识形态) 是博弈均衡的历史积淀[12 ] ，人生下来就要接受父辈的文化，接受文化决定论也就是接受了宿命论，以此推论，后发国家永无翻身之日。但事实上，二战以后，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东亚经济快速发展，其中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最为突出。
(三) 开放学说
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和交流有利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通过比较优势推动生产效率的改进，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13 - 17 ]对外开放使得地区市场融入国际市场，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帮助落后国家实现赶超，从而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的趋同。这一学说的经验证据是，当今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很多落后国家的经济赶超与对外开放紧密相关，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和1978 年以后的中国等。但这一学说最大的问题是，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孰因孰果难以说清。在历史上，英国凭借其在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大力倡导贸易自由主义，而法、德两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当今大力倡导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在19 世纪也曾对英国实施各种进口限制[3 ]541 - 554 ，虽然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不同，但这些国家都不失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显然，贸易开放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或者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由某种更深刻的因素所决定，二者同时受到这种因素影响。
(四) 制度决定论
既然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发展，并且存在一系列的放大机制，那么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放大，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根据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制度经济学对地理环境学说提出了挑战，其中，重要证据就是“财富的逆转”这一现象。[ 18 ]这一现象主要针对前殖民地国家，今天的贫穷国家在1500 年前却相对富有，国家之间的贫富相对地位发生了逆转，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
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虽然诺思关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领域中的基石，但动摇此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要证明制度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虽然在现象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特定的制度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但这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也可能存在相反的逻辑，即富裕的社会能够引发更好的制度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制度的演化[19 - 20 ] ，此一相反方向上的理论逻辑同样严谨而有说服力。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不能获得对方认同的情况下，经验证据便成为每一逻辑路线说服对方的关键，计量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论证提供了技术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Acemoglu 等人提出的“制度三段论”逻辑。[ 18 ，21 ]
制度决定论与经验事实相吻合“，财富的逆转”印证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迄今为止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最有影响力的经验证据。
三、制度命题与制度难题
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制度命题，即制度是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外学者针对此结论做了大量实证研究[18 ，21 - 27 ] ，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8 - 29 ]
制度命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家喻户晓，以至于人们将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之于制度：贪污腐败可以归之于制度问题，宏观调控失灵可以归之于制度问题，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似乎都可以归之于制度问题。制度命题变成了一个新的教条。但是当整个社会言必称制度的时候，制度命题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被忽略了：好的制度来自哪里？制度经济学经典文献的结论是有限政府导致经济增长，其中暗含的政策建议十分明确：后进国家要想摆脱贫困陷阱，就必须推进约束政府的制度改革。但是，从二战以后开始实行民主制度国家的实践来看，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系统的相关性。[ 30 - 31 ]几乎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坚持一个简单的逻辑：与低交易成本、高收入的欧美社会相联系的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优越的制度，应该是所有落后国家的目标制度，这也就是所谓的欧美制度优越论。在此逻辑下，俄罗斯展开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制度转型，但是十多年来，俄罗斯人并没有看到制度转型的美妙前景，却因此付出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代价。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经验再一次对制度命题做出了注解：制度命题是一个经验命题，它只是告诉人们现今在欧美社会流行的制度(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等) 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它并没有说只要我们拥有了那些制度形式，制定了类似制度条文，建立了类似组织机构，我们也能快速富裕起来，也能享受西方社会现在正在享受的高度物质文明。
所以，制度命题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制度的重要性，它还有更深刻的一层涵义：制度是内生的。[32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有意义的是如何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制度难题。制度难题的出现使得制度命题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要使制度命题有意义，我们就必须假定制度可以被人为改变。具体来说，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 (1) 既然制度命题成立，为什么落后国家不去改革制度以促进发展，为什么制度变革那么难？ (2) 促进制度变革的因素有哪些，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哪些是我们可以加以改变的？
制度难题首先表现为制度并不容易被改变，制度具有很强的惰性，Acemoglu 进行了总结，制度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得以持续[33 - 34 ] ：
(1) 制度是建立在博弈均衡基础之上的一套信念系统[35 ] ，在制度的背后存在一种实际政治权力均衡机制，而这种实际政治权力均衡机制通常是稳定的。实际政治能力的生成和变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虽然名义上的制度容易改变，但由于社会中各集团政治能力的相对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在实际政治权力均衡没有发生变迁的情况下，硬性地去改变正式制度，结果只能是“显规则”和“潜规则”各行其是，表面上运行的是“显规则”，实际运行的却是“潜规则”。[36 ]
(2) 建立新制度是需要成本的。对于一个深受政府掠夺之苦的社会来说有两条出路：一是通过革命或者政变更换政府，实现政权的转移；二是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改革寡头制度为民主制度。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常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即一个寡头统治集团被另一个寡头统治集团所代替，上台的寡头集团往往没有激励进行制度改革，彻底的制度变革很少发生。
(3) 承诺难题。持续的经济发展依赖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又在依赖于政府的善治。一个善治的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契约的、受到约束的宪政政府，政府不能随意掠夺社会。[ 37 ]263 - 268现实中，最专制的政府也会向社会做出承诺，保证政府按规则办事，不对社会随意掠夺。但是，政府的这种承诺并不可信，只要政府随意剥夺社会的权力没有得到削弱，社会大众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的承诺。当然，社会也可以对政府做出承诺，只要政府让出随意掠夺社会的权力，就向政府支付若干补偿。但是，在政府看来，一旦政府接受社会的约束，社会对政府的补偿就不再可信，所以社会对政府的补偿承诺同样是不可置信的。这就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诺难题”。由于这一承诺难题，政府会牢牢地把握住手中的权力，哪怕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
由于上述三种机制的存在， “坏”制度可能持续存在。“制度难题”说明一个后发国家要走上发展之路并非易事，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要将有利的偶然因素制度化并不容易，仅仅依靠偶然性因素而构筑起来的大国地位必然是不稳固的，对于即将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来说，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并使之具备弹性调整和适应能力尤为重要。
制度难题的出现使得制度命题的意义模糊起来，如果制度不能被把握，不能被人为改变，那么制度命题也就毫无意义。制度难题告诉我们制度决定于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而制度又作用于经济环境，这等同于对后发国家说：虽然制度很重要，但是人们对现有制度却无能为力。所以，下一个问题是，虽然存在实际利益制衡机制、寡头铁律和承诺难题，制度变迁是否真的不能被把握，人们是否真的只能接受制度的摆布？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可以把握的促进制度变革的因素吗？
四、制度演进的规律性认识
诺思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了”[11 ]68但我们知道，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出的若干理论预言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大相径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要理解决定和影响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困难的，要在此基础上理解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更是困难的。
虽然说要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制度变迁是困难的，但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若干规律性的认识，这使得我们在制度变迁的历史谜局里有了一些方向感，使得我们在制度变迁的多重博弈均衡中有了把握制度进步的可能性。
(一) 利益集团、对外开放与制度进步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其社会性质和制度结构是怎样的，利益集团的存在都是不可避免的。从理论上来讲，利益集团未必会阻碍社会进步，任何制度变革都是由一定的社会集团推动的，例如，在英国“光荣革命”前期，乡绅集团迅速成长，代表这一利益集团的议会成为英国走向现代制度文明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39 ]110 - 116但在很多社会，利益集团往往与分利集团划上了等号。奥尔森认为，一个利益集团的性质取决于这个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范围，一个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范围越广大，该利益集团就越可能成为该社会制度变迁走向良性方向的推动力量。[40 ]从此出发，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制度尚未健全的社会必须将反垄断提上议事日程。不论垄断的类型为何(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 ，只要该垄断代表的是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垄断所形成的垄断利益是巨大的，这种垄断就极有可能通过政治过程来影响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立法，从而对该社会的制度变革产生消极影响。[39 ]我们的社会虽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利益集团的包围之中，只要我们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清哪些是推动制度变迁的进步力量，我们就可能对制度变迁的方向有更好的把握，从而使得我们更有可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
在近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民族主义既可以是落后国家凝聚人心以展开与先进国家竞争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利益集团用以谋取私利的幌子，这就增加了执政者在判断上的难度。对外开放，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使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外开放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竞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意味着利益集团垄断市场的成本提高，从而可能就此瓦解利益集团原有动机及其努力方向，促使其将更大的资源用于市场竞争之中，这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展开。[ 41 ]对外开放需要遵循国际规则，这对政府也是一种约束，有助于增强政府抵御利益集团压力的决心和能力。
(二) 教育与制度变革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教育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利普塞特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因而一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主制度就越容易生成，也就越容易发挥作用。[42 ]这一规律被Barro称为“利普塞特假定”，Barro 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假定，即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实践越稳定。[ 19 ]Glaeser 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教育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教育与政府治理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 ]所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制度这一间接渠道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 工业化与制度变革
从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角度来看，工业化是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工业领域的过程。工业革命不仅使人们的财富持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导致了财富增值速度的极大提高。当私人财富的持有载体从土地转变为资本的时候，资本的巨大增值潜力及其后果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型。工业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挣脱内在限制从而不断加速前进提供了能动力量，越是经济发展深化，这种能动力量的作用就越突出。只有工业化才真正历史地改变和扩展了社会经济过程的内部结构框架，将封闭的生产过程改造为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体系。[ 43 ]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推动了竞争和市场的扩展，激烈的竞争和市场范围的扩展推动了市场秩序的完善。随着分工的深化，为满足市场竞争需要而成长起来的各种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进一步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这样，产业结构的转型将促使国家管理经济日趋理性化，从而推动国家进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分工日趋深化，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为社会力量约束政府行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是一个现代社会走向制度理性的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多么周密的国家计划都无法完全管理一个日趋复杂化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在客观上要求市场发挥作用，要求政府的善治。经济转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制度上所做出的反应，转轨速度与转轨绩效与此密切相关。[ 44 ]制度变革不是静态的，制度能够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以工业化为内涵的经济增长同样也能够作用于制度的变革，并且二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走向进步。
(四) 人权与产权
在现代社会，权力由一个复杂的体系构成，从政治经济两个层面衍生出两种最基本的权力：产权和人权。产权是一种经济权力，它遵循财产原则，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 45 ]人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所奉行的“一人一票”原则正是人权的体现。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而民主国家又受制于人民的投票，这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产权和人权能和谐共处吗？
从常理推断，产权和人权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欧洲和北美对产权和人权的调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调整机制，以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肯定其中一个否定另外一个，当公民权利仅限于有产者的时候，矛盾自然化解，这就是历史上的洛克实践。欧洲的民主化进展十分缓慢，19 世纪初，只有大约3 %的英格兰成年男子能够投票；一直到1911 年，英国还有70 %多的成年人口不能参加选举。[46 ]56 - 61 “天赋人权”等口号在18 世纪就已经被提出了，而实践这一理念却要等到二战以后，在这一过程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得以巩固，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洛克实践的核心是人权为产权让路，人权服从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在美国建国初期，这一冲突的解决是通过财产的分配实现的，也就是将美国广袤的土地分配给人民，然后让拥有土地的公民参加选举，这样就解决了产权与人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是为杰佛逊调整。杰佛逊调整解决了一个起点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产权和人权之间的动态冲突。财产自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内在逻辑，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优胜劣汰，财产占有上的不均衡乃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产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导致了麦迪逊政策的产生。麦迪逊政策的核心是分化：通过人民利益的多样化来协调人权的扩张对产权可能带来的威胁，少数人的统治可以因多数人的分化而得到保证。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分工日趋深化，报纸等大众媒体日益发展，这导致了麦迪逊分而治之政策的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是这一困难的集中体现，在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损失最小的是德国和日本，而他们是工业国家中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 46 ]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表明了政策方向的调整，总需求的扩张、收入分配的调整使得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再次得到缓解。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通过总量扩张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总量扩张中，因为市场的扩大，资产得以增值；同时，国家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人权与产权之间的正面冲突暂时得以化解。但是，这种建立在总需求扩张基础上的均衡是极其脆弱的，均衡的维持需要国家干预规模的加速递增，矛盾的再次激化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西方福利国家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疲软症状正是凯恩斯模式的必然后果。[46 ]54 - 80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调整标志着凯恩斯模式的终结，贯彻经济自由的产权原则再一次占据上风。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是人权与产权的矛盾史，展示了产权与人权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妥协。在这种斗争与妥协中，自由市场经济日渐成熟起来，民主政治日益完善，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妥协是一种替代，也意味着共生。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中也蕴含了这样一种冲突与妥协，政府政策始终处于保护产权还是张扬人权的两难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沿着深化产权的原则进行的，市场经济的内在法则是产权法则，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实为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所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产权与人权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趋于激化，协调好这一矛盾对于我们进一步发展极为关键。
五、结 语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 (1) 我国必须将国家制度建设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不如此不足以维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对于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制度演进的规律，根据制度演进的规律来调试政府政策，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多方博弈互动中寻求制度改良的可行方案； (3) 加快我国的反垄断立法，进一步加快我国的国际一体化进程； (4) 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对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 (5) 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促进制度变迁的能动力量； (6) 强化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应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社会和谐应主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加快经济发展来实现。
（参考文献略，转载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新时代中国的源技术再选择与重化工业布局 ——基于大国崛起的视角 | 2008-06-24
- 记住，这是14点28分的中国 | 2008-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