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环保制度建设谈点个人看法

数度掀起“环保风暴”收效甚微、政府及职能机构面临国内外舆论压力与日俱增、环境污染持续加剧生态危机波及社会稳定之现状，促使环保部门另辟新途，试图从制度建设环节寻求减缓生态危机之出路。

作为尝试，最初欲推行“绿色GDP”考核体系，因与现有国情——发展系第一要务（不能简单言错）直接冲突，被地方视作好高鹜远的一厢情愿。颇可贵——环保部门不气馁，继而在去年下半年与银监会合作，推出“绿色信贷”试点，本月18日，在争取到保监会支持后，又续推“绿色保险”试点。

所谓“绿色保险”，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行政法制手段，强迫那些高污染行（产）业内的“高危企业”购买环污责任保险，一旦污染引发生态危机（譬如前些年“松花江污染”），针对污染受害方的赔偿由保险公司出资埋单或部分埋单。如此做法在发达国家已相对成熟，就事论事，将其引入国内逐步推广理所应当，相当于在现有赔偿渠道（譬如政府或肇事企业）之外，新辟一条以社会化途径解决赔偿资金的渠道。因而，先不计日后之效果，单就环保部门探索进取之态度，社会舆论当予肯定。

“绿色保险”试点一经媒体公布，舆论纷纷予以关注，作为“公民表达”，各报新闻评论已刊发不下百篇，网上跟贴无以计数。我有选择地浏览了其中若干评论，发现有两种意见具有倾向性：一种意见对“绿色保险”盲目看好，另一种意见则怀疑至上，情绪化因素过于浓烈。我以为，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两种意见都把复杂的环保问题简单化了。新闻评论也讲时效性，以此为标准，本拙文已属“马后炮”，但我仍想结合“绿色保险”，就环保制度建设谈点个人粗浅看法：

立足于发达国家数以百年计的环保制度建设，其路线图大致如下：产权环保先行，法制环保紧随，经济政策杠杆相伴，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及公民环境教育相辅相承，从而形成一个成熟有效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眼下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诸如“绿色保险”之类的做法，就制度建设的归属，系经济政策杠杆范畴，同时亦将这类经济政策法制化，以增强政策刚性。这方面，以老美的“污染法律责任保险”最为典型。其污染责任保险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配套子法规强制施行。不仅如此，老美的污染责任保险，不仅适用咱国家正开始试点的赔偿范围，还适用于污染企业自有排污场地的治理责任赔偿.....

受国情制约,咱国家迄今环保制度建设路线图残缺不全还在其次，更大的致命伤在于环保制度建设的路径顺序相对于国外是颠倒的。假如各位看官中有关注国内环保多年者，你不会不看到，国内环保始于教育引导，然而才是颁行法制，进而借助于经济政策杠杆......至于整个环保制度建设最为关键的基础性步骤----产权环保，恰恰属于最大的薄弱项。这种致命的先天不足，决定着国内环保制度建设直至整个环境生态的改善，注定要比产权制度清晰成熟的国家支付更高的代价。

何为产权环保，东北师范大学有两位教授做过较深入的介绍和研究，限于篇幅我不作展开。我只结合国内工业领域的产权现状作个通俗说明：假如重污染企业均为私企，限于一国之内（国际环保另当别论，譬如美国和欧盟在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上持“双重立场”），政府环境执法、经济处罚等手段之行使，一定是铁面无私的，容不得讨价还价，外加新闻报道不受干扰，其山青水秀自可逐步恢复。国内情形正相反，大多数重污染企业恰恰系国家或地方的重点国企，其生产经营过程的企业责任伦理约束以及对国企领导层的任命、考评、监管约束，分属于“两张皮”，如是----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国外最有效的环保举措一旦植入国内，说其南橘北枳也许过分刻薄，但执行过程打折扣实为正常，形同花瓶摆设也习以为常，难道事实不是如此么？

当然，国外也有国企，但数量很少，且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当然，国内污染企业就个数而言，私企已占据大头。可是手心和手背之差别，对“手心”宽容或难以执法，对“手背”咋可能真正施以“严刑峻法”，尤其在地方层面......何况工业化过程与环境污染是一对天然的“冤家”。

综上所述，重新制定国内环保路线图并无可能——这是历史的宿命；环保部门的努力直得肯定和鼓励，但社会的期望值不可过高；作为国外业已成熟的经济政策杠杆，还包括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政策，譬如本周日晚上从央视新闻联播获悉，北京市财政已尝试向上游水源地张家口和承德支付“水源保护费”——即使此举与北京奥运有关，但毕竟是方向之一。从发展的阶段论----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出发，以历史大视野观之，还中国以绿水青山，惟有深化改革持之以恒，以现状判断，这个过程恐怕非百年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