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霖：企业应不断适应国家战略调整改变观念

国企分红将对企业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首先2008年国企分红并不是全面覆盖，现在是分三代，当然也可以说政策是全面覆盖了，那就是说有的企业是不分红的，有0%，有的是5%，有的10%，所以严格说还不是全面覆盖，这一部分企业是需要向国家上交红利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上交红利的企业它会对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呢？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个影响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把利润留在企业那么他就有钱去投资，他会利用这个去投资，那么你如果现在把这个利润分走了，那么他还要投资，他就需要到外面去筹集资金了，就是把内源融资变成了外源融资了，外部融资了，那么外部融资当然就会涉及到管理的金融市场了，他可能需要找银行去贷款，他可能需要上市，那是长远的，那也可能他现在上不了市，他可能需要找某一个上市公司到他这里来参股、投资等等，那么通过这个渠道会对金融市场发生影响。

“给国家打工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态度

比如说你人在北京，比如说到深圳去开了一个饭馆，雇了我去给你经营这个饭馆，是吧，你在北京太远管不了，你雇我去给你经营这个饭馆，你投资一百万，我给你去管这个饭馆，这个饭馆今年比如说赚了10万块钱的利润，你作为老板来找我来要，说今年的10万钱利润我先拿走5万供我孩子上学去，我说不行老板，你如果把这个5万块钱拿走的话，我没有积极性给你干了，那么你作为老板你会有什么反映呢？

你的正常人的合理的反映肯定是说我雇你，我给你发了工资，发了福利，就是让你给我赚钱的，你赚了钱我不拿走，那我赚钱干什么，是吧，所以你这个经理是没有道理的，你走人吧，我换一个经理，如果你是身为老板肯定是这样的反映，也就是说给国家打工的人不能够拿这个理由讲话，说我给你赚了钱，你如果拿走我没有积极性，这不是给国家打工的正确的态度。

企业应该不断适应国家的战略调整改变观念

国企十三年没有分红了，而且在过去的改革当中我们长期的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企业、你国家，好像咱们俩是分开的，我给你干完事儿以后剩下都我企业的，这次我们在80年代的这个逐步的改革，改革过程当中在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实际上企业是独立的，你是企业，但是你这个企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所有，你如果是国有独资企业的话，你整个都是国家的，我们现在需要在企业管理层逐步的建立这样一种打工的概念，就是说你企业管理层你是给国家打工的或者给股东打工的，这个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现在这个概念应该说已经建立起来，管理层是给股东打工的，这个概念已经建立起来了，只是到了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还不太容易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具体的问题，我想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企业需要不断的去适应国家行使他的所有责权益，不能够满足于这十三年不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公共财政”的概念更像是一个蓄水池

国有企业的分红收入只是全国人民的收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国家每年有多少万亿的GDP，这其中大概有百分二三十是属于全国人民，就是全国人民的钱，全国人民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财政部，理论上都应该放到财政部，或者是各级财政，那么国有企业的分红收入只是这全国人民的钱的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比如说税收，来自税收的收入，比如说什么罚没收入等等这些都是，还有罚钞票的收入这都是全国人民的钱，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放多少到社保资金，来自比如说所得税的钱应该拿去多少搞教育，或者来自增值税的钱应该拿去多少搞全民医保，这个问题不能够这样去想。

主要是有概念上的误区，这个公共财政概念是全国人民的钱全部放在一个盘子里，或者说你设想一个水池子，各种各样的管道往水池子里边灌水，这个水池子是什么呢？就是全国人民的钱，然后全国人民再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水池子一共有这么多钱，然后咱们一共需要干一些什么事儿列出来，国防开支、外交开支、公务员的工资、教育、卫生、环保、修马路、搞路灯、装修天安门城楼等等全部列出来，完了以后大家就像过日子一样的，大家排一个优先顺序，什么事儿是最重要的给他花多少钱，什么事儿是次重要的给他花多少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国人民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应该多花点钱，有人认为那个应该多花点钱，那怎么办呢？大家再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辩论，最后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或者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什么的，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个一致的意见叫什么呢？叫预算，然后就照着这个预算去花钱，我们所谓的预算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全国人民又太多了，你不可能这个小国家的全国人民都不可能做到一起商量这个事儿，那怎么办呢？全国人民派一些代表来商量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国家的预算，为什么说财政部做的预算一定要人大批准，就是这个道理，财政部是打工的，人大那才是老板，所以那个打工的你是一个管家，你做一个方案，说老板，这个东家，你们今年，你今年一共有一万个亿，我觉得你应该教育花多少、卫生花多少、外交花多少、国防花多少、社保花多少，然后请专家看合适不合适，专家说好、行，就这样干，那么你就可以去花钱了，这个预算被人大批准了，所以花钱的这个概念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观念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税应该花到哪儿去，那个收入应该花哪儿去，关键的问题是说全国人民的收入必须得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不能够太殊化。

比如，不能说把这部分钱花掉不要了，这部分钱放在我这儿我去花，财政部门有一个词叫坐收坐资，警察花了钱，然后不给我发奖金，然后给我买一个什么装备，这是不行的，要收资两条线，所有的钱都放一个盘子里。

第二，这一个盘子怎么花，这一个盘子的钱怎么花，它的优先顺序一定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全国人民都认为与其花钱去马路上铺那个草坪不如给小学多拨点钱，那么你就应该增加对小学的拨款，所以这个是问题的要害，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我们现在拖欠大家觉得如果国有企业分红，分红以后怎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实惠呢，你如果是比如说分我一百块钱我装兜里我觉得挺实惠，那么我就问如果拿这个钱，不是给你分一百块钱装兜里，而是装修天安门城头，这不也是老百姓得到实惠吗，你说天安门城楼不需要装修，那好，咱们不装修天安门城楼，搞神州七号是不是老百姓得到实惠呢？他也是老百姓得到实惠了，那么什么情况下老百姓没得到实惠呢？这个钱就瞎花了，比如说公款吃喝，每天中午喝酒，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要发文件，中午不许喝酒，那就瞎花了，那么究竟有多少钱是瞎花的，有多少钱是花的正当，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预算改革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挑战，我们可能需要不断的改革，建立一个比较透明的、比较健全的一个预算制度来保证我们尽量多的钱是花在这些地方没有效果。

公司制的改革、调整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业绩提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分配分红制度能持续多久和央企的利润能持续多久这是两个问题，那么你可以设想，比如说某一天中央企业有亏损了，有亏损以后你当然没得分红了，所以我分不了红了，所以央企的利润没有了，不持续，不可持续，但是我这个制度是持续的，你今天亏损我不说，我不等于说我明天还不分红，那么1994年以来我们是建立一种不分红的制度，那么现在我们是要恢复这样一个分红的制度，但是今年究竟分多少，是5%还是10%，还是0%，这是我股东说的算，我可以在某一年决定我就分0%，这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我想你讲的这个风险大概指的是央企的利润是不是可持续的，这么多年的利润的高速增长，这个事情是不是可持续的，那么这就要看这些年的利润的高速增长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这些年的利润的高速增长是由于效率的提高，央企的竞争力的提高，或者整个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那么这个利润应该说它是可持续的，那就看将来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如何了，如果说这些利润都是国家给他补贴造成的，或者是优惠政策造成的，那就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的理解，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所谓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多多少少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来自政府的，或者实际上是来自全国的优惠，比如说他的资源消耗，他的这个消耗全国人民自愿他所付的费用是相当低的，那么从国际比较来说付的是相当低的，对于相当大部分的这种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多多少少都享受着一种垄断的优势，所以才叫成垄断行业，所以这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的。

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资源价格的改革，随着我们反垄断化的实施，一部分国有企业会发现他们，会持续这方面的利益，它的利润因此会有所下降，或者至少是没有那么多的暴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研究的结果，我认为这些年国有企业，就八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的提高，主要的还是改革的成功，因为这个最清楚的一个反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由每一个工人平均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大概提高了，到现在可能有三倍。

从1998年到2002年这是2.5倍，现在肯定是，我认为肯定有三倍，我需要去继续查这个数据，我要说准确说的话，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毫无疑问了，再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公司制度，那么公司制度，公司制度和共产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公司制度它的股权结构是开放的，你如果是一个第一毛纺厂，那么你就是国家，你不可能再吸收一个非国有股东进来，你只能是国家给你资本金，国家如果不给你资本金你就只好借银行的贷款，你不可能有第二条股权融资的渠道，但是你一旦改制成公司你就可以吸收第二个股东进来，可以说甚至第三个股东进来，你可以搞成有限责任公司，你可以扩大你的股份有限公司，你可以变成上市公司，所以公司制的改革给大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是起到这个作用，给大部分国有企业开辟了股权融资的一个多种渠道，那么这样就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不至于被困在那个地方，公司制改革之前我们很多有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因为他的贷款负债率太高了，不给贷了，贷了风险也很大，找财政补充资本金财政没有钱，然后再去外边融资，因为你是共产制，人家不可能进来在你这儿做股东，也不能分红，那怎么办呢？就只好合资。

所以我们在9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大量的优秀国有企业之所以合资并不是说需要别人的技术、需要别人的管理和需要别人的市场，有很多国有企业之所以合资就是缺股权资本，没有别的融资渠道，所以只好跟人合资，合资当然也是筹集股权资金的一种需要。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公司把国有企业改制改成公司制以后股权融资的这个渠道多元化了，这样就使得那些有发展潜力的优势的国有企业迅速的可以在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迅速的扩张自己、发展自己或者搞研发、开发新产品，所以有很多这样因素了，大家减员增效，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这也是非常重要因素，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破产。

所以这样就使资产的利润效率也提高了，人的利润效率也提高了，这些因素都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因素吧，比如说这个公司制的改革、破产、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业绩提高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说这个分析能够站住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就是说现在国有企业这个盈利比较高、业绩好这样一种趋势它是有一定的可持续性的，当然了市场竞争是千变万化的，你必须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效率，不断的更新自己才能够站得住脚，但是至少我认为不能够说现在国有企业的这个利润增长的趋势是不可持续，我觉得这没有道理，没有根据。

企业社会责任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奉公守法

一个企业基本的这个合同责任或者财务责任，就是说股东在你这儿投的钱你得给股东分红，这事儿说不上说你道德情操多么高尚，说就像咱们人你到商店去买东西要交钱，说这个人的觉悟很高，他到商店买东西交钱了怎么地，你买东西就得交钱，那么你股东给你投资他自然是要分红的，所以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到商店买东西要给人交钱一样，这说不上什么社会责任。

第二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是有特别含义的，我们现在有一点滥用这个概念，凡是我们想让企业做点什么事儿我们都有社会责任，给灾区捐款，修修马路，援助一下贫困孩子，这都算社会孩子，实际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如果在国际意义上，在国际贸易这个圈子里边，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它是有特定含义的，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是遵纪守法的责任，首先是遵守法律的责任。

还有环保，环境保护的标准，比如说你这个产值的排放应该什么标准，应该照这个标准去减排，去加工你的污水等等，你的利润就要减少一半，我宁可损失掉一半的利润，我也不能够违反国家的环保法律，这叫社会责任，《劳动法》规定的，你雇了工人你要签劳动合同，你要给职工上社会保险，那么一上社会保险你成本就提高了，利润就减少了，这个企业说我就是少赚点利润我也不能够违反国家的《劳动法》，那麽这叫社会责任，如果我们就是把这几条都做到了，用不着很高的觉悟，你就是照法律来做，那我们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水平就大大的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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