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改革需要自由的理论辩论

今天，人们随口就说“市场经济”如何如何。但在二十年前，人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即便是关于“商品经济”这么一个过渡性概念，人们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说起来，尽管没有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中国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制度。自那之后，则建立了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制度，这套制度以财产公有、集体经营、国家计划为支柱。

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在“单位”之内，由政府安排工作；各种资源也都由政府安排，政府也负责向每个人分配工资和消费品。那么，很自然地，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存在个人、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易的，因而，各种资源、产品就都不是商品。没有自由交易，就没有商品。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制度无法正常运转。就像哈耶克所分析的，对复杂的经济活动制定全盘计划，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貌似科学的计划经常会导致混乱和低效率。

于是，人们就想出了“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尽管有相通之处，但差异也很大。市场经济所描述的是一套较广泛的制度安排，商品经济一词则只突出了其中的一点：资源、产品可以交换，它更多的是一种在公有-计划制度框架内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整全性制度安排。

很容易理解，在五十年代之后的环境下，经济学家们只能讨论“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即便如此，讨论也充满风险。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在旧体制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洋跃进又失败之后，政府重新寻找经济增长之道，经济学家才再提商品经济话题。最终，到了1984年，高层才正式承认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的理论努力甚至可以用“悲壮”一词来形容。哪怕是提出商品经济，也是要冒风险的。而恰恰是这种风险过大的制度环境，经常使实践出现偏差。因为，环境限制使得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理论进行公开的、深入的辩论，更无法让公民在公共空间内参与讨论。依据这样的理论和认识所制定的改革措施，经常不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预作筹备。

更多的时候，学者透过理论研究和各国实践明明知道解决某些问题正确制度设计，但面对理论禁区，只好违心地以理论迁就环境，对正确的制度设计肆意裁剪，结果所提供的改革方案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不少问题。

中国改革要取得良好进展，至少需要一个条件：学者们能自由地就改革所涉及的理论进行辩论，公众也能够以其常识影响、参与这种辩论。

文章来源：08年7月11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