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一个信号的乐观与悲观

上周(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出人意料地肯定了民间借贷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继而，央行人士提出了“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的政策建议。

大凡了解中国改革史的人，都会被这一带有官方色彩的政策建议感到少许的陌生。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严格遏制体制外金融力量是一个被长期执行的经济政策，上世纪80年代，在地下钱庄业发达的温州地区，多次发生过打击“金融投机倒把”的运动，甚至在1993年，中央政府以高调惩治沈太福案、邓斌案(两人均被判处死刑)来表达控制金融秩序的决心。也正因为如此，每当经济过热、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放松便非常的灵验自如——尽管它的执行代价一次高过一次。以地方经验而言，浙江、广东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得非常顽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非法地方钱庄比较发达，中小企业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渡过严冬。

在此次宏观调控中，种种事实正告诉人们，“宏观调控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实在是一种十分“残酷”的说法，其逻辑大抵与“战争有利于人种结构调整”相似。在调控期内，把卡住了信贷“脖子”的企业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的调整——这就好比遭遇寒冬的人，只有减少热量支出才可能熬过去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由于调控的周期性发生，一刀切式的货币紧缩政策让企业进行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非常狭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政策使得广大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变得非常艰难。

在近期的中国经济界，正在展开一场省市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救”企业的争论，事实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伪命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并非常规的经济制度可以类比解释。

也许我们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在过去的2000年中国社会里，民间从来就有办钱庄的传统，北方的晋商、南方的徽商无不因此富足天下，一直到晚清的1823年，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发明了“通汇通兑”的票号模式，更是让山西票商成就为“天下第一商帮“。这种自由的金融传统衍续到1935年，在这一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银行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然而，从这一年夏季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利用经济危机对民营银行进行了突然的攻击，通过大规模的强行收并，到1936年，国营银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猛增到42%，资产总值占59%。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为其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后，金融体系的国营化状况被衍续至今，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很多行业已经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造，金融业却成了少数仍被严厉管制的领域之一。

我们可以把上周央行对民间借贷的肯定，看成是一个市场化的信号。不过，对其实质性变革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能低估。甚至，一直到今天，这种肯定因为缺乏法理上的依据，而看上去更象是一个权益之计。要真正实现金融市场化，必须在立法上予以彻底的确立。也许，我们可以把希望的目光投注在明年的两会上。

没有民间资本参与、缺乏市场调控机能的金融体系的滞后性，在本次宏观调控中已经呈现得非常的清楚，市场化改革似乎已成必然之势。不过，这一改革的机遇是否会属于民营资本却还是很值得怀疑。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实将是，国际金融机构最终以结盟或优先参与的方式，成为市场化的最终得益者，这一景象，我们在航空、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市场化开放中已经一再地看到了。

文章来源：8月19日《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