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延迟退休救社保？当心未富先老！

（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此前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以“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是投石问路，试探一下民众的反应，还是蓄势待发，让民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无法确定。消息一出，就有学者出来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是“客观趋势”，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更多的财富。也有学者反对，认为这既“削减了退休者的福利”，也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竞争工作岗位，“会加剧失业”。

至于正在工作的民众，因为延迟退休年龄会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能够听得到的他们的声音，毫不奇怪，以反对的居多。

而在欧亚大陆另一边，法国国民议会在11月初通过了一项预案，同意法国空勤人员从2010年1月1日起，在自愿基础上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法航－荷航集团的飞行员反应强烈，不惜以罢工抗争，11月14日至17日，法航－荷航承运的中远途航班有一半停飞。要延迟退休年龄，哪怕是“在自愿基础上”，利益攸关，工作者也不会随随便便答应的。

看来，延迟退休年龄，“寰球同此凉热”。其背后的动机也是类似的：填补社会保障的缺口，这边厢让民众多干上5年10年，给社保基金多做一点贡献，那边厢退休者正等着这些钱出粮呢；而且，让民众延迟个5年10年退休，社保基金也会少一点支付压力，这可是一来一去呢。

而正在工作的人也不是傻瓜了：本来自己可以早5年10年退休领退休金，现在这5年10年不仅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要给社保基金作贡献，处境变坏了。

中国社会保障建立的时间不长，也就10年左右，这么短的时间社保基金就面临很大的缺口，以至于需要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填补，何其速也！这怎么可能？不过如果我们理解社会保障是怎么一回事，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局限条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作为福利政策的社会保障，是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秘密管道。以养老为例，养老金发放表面上遵循是“多缴多得、少缴少得” 的原则，实际上是多缴者补贴少缴者、工作者补贴退休者，这对穷人和老年人是有利的。这里面包含着两种财富转移。

第一种财富转移（财富再分配也），是抽富人的税来补贴穷人，对个人的产出意图不利。第二种财富转移（有一部分是财富再分配），是抽工作者的税来补贴退休者、抽下一代（并不限于直接下一代）的税来补贴上一代。第一批退休者领到的养老金，单单靠他们当年缴纳费用的现值是不够的，怎么办？动用还在工作的人缴纳费用本息的一部分就可以了，反正这些人到退休还有时日；等到这些人将来退休了，再动用将来工作的人缴纳费用的本息就可以了。这样似乎可以无限挪用下去。

在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之下，个人可以通过生育子女来养老，年老之后工作的子女给的养老金可以看作生育子女投资行为的回报。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给父母多少养老金，子女有话事权，这能充分顾及子女的承受力。而在社会保障之下，事实上仍需要子女一代给父母一代养老，但给父母一代多少养老金，话事权由子女转为政府，这就给代际财富再分配（代际财富转移中超出了父母一代生育子女的回报部分）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来子女一代用于自己消费的资源也被政府抽税，转移给父母一代。

西方国家是在大萧条后特别是二战后普遍实行社会保障的，那时各国的总和生育率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工作的人相对多、养老的人相对少，代际财富再分配（代际剥削也）才能让工作的后代不觉得很痛苦。

不过，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持久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造成生育率低迷的因素很多，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政府强制性的养老投资，有对包括生育子女在内的其它个人养老投资需求的强大“挤占效应”（Crowding Out）。

中国的问题更棘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一开始实行社保时中国的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为中国198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Birth Control），其实当时也没有充分理由搞：197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75，仅为略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管制搞了20年后，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22，其中上海只有0.68。在中国，生育管制加上社保对生育的“挤占效应”，对生育率的打击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

生育率持续低迷，导致人口日益老龄化，工作的人相对变少，养老的人相对的多，意味着交社保税的人相对变少、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变多；经济增长可能会帮上一点忙，但不多，因为退休者的生活水准常常是与经济增长挂钩的，“僧多粥少”的局面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缺口。

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削减退休者的养老金，但老人家上街可不是闹着玩的，政府会很头疼；二，对工作者抽更高的税（不管是否以社保税的名目，都是一样的），进一步搞代际财富再分配，但工作的人也会上街。延迟退休年龄等于是既对工作的人抽更高的税，又削减了工作的人将来领的退休金，一举两得，但对现在退休者没有影响，所以上街的仍会是工作的人。

特别提请注意：计划生育对社会保障的冲击，并不仅限于低生育率一项。生育管制有高昂的社会成本，正如任何价格管制会造成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一样：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计生从业人员，由纳税人出粮，而他们本来是可以产出对社会有价值的物品的；二，个人生育子女的边际收入高于边际成本，说明有一部分租值消散掉了，本来会出生现在没有出生的人口（及其他们的后代）本来也会创造的财富，现在没有了；三，张五常1985年撰写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讲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公司”可以降低制度费用，计划生育导致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比赫胥黎《Brave New World》中的景象还要可怕。这些因素对中国长远的经济表现会有诸多负面影响，而社会保障的维系是有赖于经济表现的，所以计划生育对社保有更深层面的冲击。

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保障受到（1）其本身作为福利政策的“代际剥削”问题及（2）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所带来效果（在计划生育的局限下，工作者遭受的“代际剥削”会越来越重）的“内外交攻”，一点儿也不像它承诺的那样美好。

目前，在多次提高缴付比例之后，中国社保税的水平已经不低。以上海为例，2007年度，缴费基数是1478至7392元，养老保险个人缴纳8%，单位22%；医疗保险个人缴纳2%，单位12%；失业保险个人缴纳1%，单位2%；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单位均缴纳0.5%。单位的缴付比例达到缴费基数的37%（加上住房公积金为44%），个人为11%（加上住房公积金为18%）。以此观之，新劳动合同法实行以来企业大量倒闭的原因很简单：政府把如此沉重的社保负担加到企业身上，企业扛不住、只好关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想用延迟退休年龄来尽可能延迟社保基金可能面临的支付危机是不难理解的，中外政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中国社保的这一切来得似乎太快了些，反映了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局限条件之下，中国社保面临的问题更严峻：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比西方社会现在所处的“既富且老”更可怕。而延迟退休年龄的手段是可以用尽的，延迟到65岁以后，将来难道还能延迟到75岁吗？

有一些可取的选项，能给社保解压：一，立即停止计划生育；二，社会保障个人有不参加、参加后可退出的权利，至少也要有让个人缴纳的社保税参加由私营金融机构经营的养老基金的自由；三，取消新劳动合同法，让公司与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合约安排；四，对于现行社保的缺口，用国企的资产或红利来填补。

麻烦的是利益集团的干预。例如早在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是超低的1.22，没有任何再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但中国计生委把这个数字修正为1.8，而且这个数字8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计生委认为1.8是自己能够存在的底线。问题是，1.8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个妇女的超生生育率达到0.58，这个数字过于离奇。

利益集团的干预是制度费用，小到中国社保的前途，大到中国的前途，都取决于能否及如何降低该种制度费用。我希望中国的The Change We Need要来，而且要来得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