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亚洲金融合作需要质变

众所周知，目前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东亚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而且，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影响的是支撑东亚高速发展的出口增长，然后就是被牵连的曾经非常富有活力的企业投资。

尽管从1998年开始启动的亚洲金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清迈协议的双边合作框架到今天在亚洲各国共同的努力下所形成的多边合作的亚洲货币基金模式——发挥了不可小视的稳定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它的规模、政策效果和合作模式上的共识，比起合作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依然十分有限。这次，当金融开放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在欧美资本大量撤离的过程中吃了大亏的时候，本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合作的模式来摆脱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市场价格严重破坏的困境，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比如，韩国走的救助路线，依然是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依靠IMF和美国主导的援助模式。

可喜的是，亚洲13国财政部长近日同意组建一个12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在紧急需要时提供流动性的时候，能发挥其更有效的救市作用，以帮助受害国家尽快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困扰。这一举措也表明了亚洲国家对现有IMF框架的救市能力和效率充满担忧和不满的情绪。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最近亚洲各国政府所倡导的金融合作模式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为了防范危机这种被动的合作模式，而是想通过有效的金融合作，能够进一步扫除阻碍亚洲摆脱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市场培育”问题。

另外，在事前防范危机的措施上面，亚洲国家都意识到了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对亚洲国家用勤劳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宝贵财富所造成的负面冲击作用，都有强烈做强自己的货币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愿望。最近，弱化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亚洲货币互换模式已经成为亚洲金融合作一个重要亮点。当然，在摆脱美元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过程中，亚洲国家之间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也显得日益频繁。尤其是上海、东京、首尔等地，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基础上都强调了自身最有条件成为支撑亚洲财富增长的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和决心。

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目前尚未形成，以人民币作为亚洲货币来替代疲软的美元和欧元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一定的难度(日本和韩国经济的疲软也阻碍了它们的货币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所想发挥的积极作用)。然而，考虑到亚洲已经拥有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资产和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软环境建设，这里我想进一步提出向人民币国际化(或亚元模式)目标迈进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和亚洲共同基金的构想。

所谓“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也就是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业务，通过一定监管模式和区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而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它与美国国内(在岸)市场的最大区别是不受美国利益至上的美国监管模式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影响，由亚洲自身来监督投融资的行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财富寄放在华尔街被无辜滥用的可能性。

为了增强美元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和加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出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基金池”(称之为“亚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风险配套的共享原则，并在各国有序不乱的轮流管理下进行更广范围的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资运作。不再是仅仅拿出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的那种过分强调资产的流动性的被动运作方式，比如只能买美国国债等，而且也能绕开很多阻碍正常投资的非经济因素。真正给亚洲各国带来“双赢”的效果。而且，亚洲共同基金投资的良好绩效反而能进一步加强亚洲为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实力，再也不会出现韩国对亚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问题。

总之，东亚要成为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来捍卫自己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所创造的宝贵财富，需要走的路还很远。东亚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可能需要更高层次的合作，比如，不仅仅是东亚经济圈层面上的合作，可能需要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本地区的金融发展。不管怎样，东亚经济体中的一部分国家或一部分行业也应该像美国那样，早日站到微笑曲线的最高端(重视研发、技术、标准方面在世界级经济中的话语权以及高端的附加价值服务等)。这就需要我们尽早学会“在合作中寻找收益和分散风险”的本领——这一点恰恰是美国这场次贷风暴带给亚洲各国的最大启迪！

（文章来源：09年5月6日《上海商报》）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