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马丁：两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对话

　　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及其民众价值观和抱负的转变引起很多热烈的讨论。以下两位专家的交锋正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亲爱的威尔：

　　现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实力的天平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诚然，G20取代G8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就是鲜活的例证。但是人们尚未意识到也甚少谈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所带来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我想，这种忽视来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这些国家最终会克隆西方的现代模式：换句话说，这世上只存在一种现代化，即西方的现代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现代化既是文化与历史，也是市场与技术的产物。关于中国的本质问题是：它会越来越像我们，还是会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且最终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呢？

　　我认为，中国绝不会变成“西方”。当然，它会受到西方的影响，正如现在这样，但是骨子里它仍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会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普世前提。这是极为狭隘和狂妄的思维方式。

　　我将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独特性。尽管上个世纪中国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但它实质上是个文明-国家。中国人在看待自身时主要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文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的历程远远早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程。并且文明-国家的行事逻辑与众不同：由于国家庞大的规模而产生的对多样性的必然容忍（香港的“一国两制”即是明证）；这个国家几百年来被看作是文明的护卫者，因而也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

　　就拿种族来举例吧。中国不同于其他的人口大国，9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是中国悠久历史和文明的直接产物。它还意味着中国人对差异的认知也与很多社会不同；这种认知在短期内不大会发生变化。再想想这样的事实，中国一千多年来从未像欧洲那样充满着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竞争，因而它的权力没有边界。中国的国家，无论它当前的政权会有什么变故，现在及将来都会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

　　中国的这些特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权国家；但它们的确使中国与众不同。我们为什么要惊讶呢？这个世界原本就由异彩纷呈的历史和文化所组成。欧洲（和它的主要旁支，美国）也就是在近两百年时间里掌握着世界的领导权。那样一个时代现如今正在终结。这世界远远不是西方普世主义的盛行，而是一个不同的现代性角逐的时代。

　　马丁

　　亲爱的马丁：

　　300多位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家在去年12月联合国人权宣言周年纪念时签署支持零八宪章，许多人随后遭到逮捕。他们希望中国能拥有独立而公正的司法；言论与表达自由；贸易组织的自由；媒体自由；保证政府应为公民负责。所有这些制度都来自西方，你不屑一顾，你认为即将掌握世界统治权的中国正在挑战这些制度。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已经发出警告说中国代价高昂的碳、硫化合物的排放（其总量现在远远超出美国）无法扭转，除非市民社会能迫使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界对污染负责。如果中国不能培育出零八宪章所倡导的那些制度，污染绝无改善的可能，就像那些在四川大地震中成千上万丧失孩子的父母知道，他们无法使那些批准豆腐渣工程的腐败官员承担责任，尽管他们的孩子因此而死。这个政党仍旧岿然不动。

　　这些人都很勇敢，他们所有人将会对另一条由无辜而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兜售的路线表示无声的绝望。除了党的宣传部，没有谁会对中国是文明国家这一主题热心吹捧。党利用一些“中国性”的概念为自己的威权申辩，撑起自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其说辞为，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中国悠久传统的共产主义——“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一脉相承。它正领导着一场经济革命，并很快将会使中国人取得世界领导权。因此，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大错特错。

　　我个人认为，通过一个国家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的观念在经验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文明国家”是个空洞的构造：所有国家都有文明，文明中都包含着一些张力，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和权威。假如你说中国民族成分比较单纯，你的读者将会如何理解你这爆炸性的论断？这有点像声称西方世界的每个人都是白种人，因此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一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农业大省的山东与河南，和熙熙攘攘的珠三角与上海这样的商业地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你难道不相信，人们对劳有所得、对尊严和自我表达的能力有着共通的渴求吗？这也是中国在台湾，在中国自己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表达的主题。中国历史充斥着波澜壮阔的、反抗专制王朝的抗争，这些专制王朝将其暴虐说成是忠实于“中国性”。

　　你会反对说，中产阶级几乎不反对党。目前来看你确是对的。中产阶级的确被物质所迷，但这更像是一种西方极易理解的非常实际的利益考量而跟文化无涉。依我看，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话，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你可以支持宣传部和它对零八宪章的态度。但我会支持零八宪章。

　　威尔

　　亲爱的威尔：

　　我们之间似乎有相当分歧，因此让我试着确立一些共通的基础。我是否同情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呢？那是当然。我是否相信中国需要一个更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体制呢？当然。并且，一个你没有问及但可能会问的问题是：我是否对天安门事件感到悲痛？也是当然。你想将我置于这样被动的境地：你是民主派，而我是反民主派；这样的意图实在令我不能接受。我们对这些问题有着相似的回答。我们的不同之处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中国在关键的方面会与西方不同还是它必然会成为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或者说多少是我们的复制品。此外，你将这个问题简化到讨论中国当前的政权。依你之见，差异不过在政治上。对此，我恕不同意。

　　你不同意文明-国家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它为中共宣传部所用。那我将援引白鲁恂的话，白先生刚刚过世，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写道：“中国不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另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假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所以，如下动心远非象你所说的，是“一个空洞的构造”，而是对理解中国的本性至关重要：国家、统一的观念、种族意识、认同感和许多其他特征。尽管对我们而言，“文明国家”是个全然陌生的概念，但它确是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因其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及现实不符而将其蔑称为一个“空洞的构造”。

　　我还是援引种族问题来说明。92%的中国人相信他们属于某一民族并不意味着我也这么看。很明显，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是许多不同种族聚合的产物。但是许多中国人并不这样想。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为什么中国人的态度与其他那些诸如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样的人口大国的人民相比会如此独特呢？我希望你不会告诉我说当前的政府要为此负责。恰好相反，这是中国文明史所起的作用，它引领了漫长的绵延不绝的同化、征服和融合的进程。这一结构有重大意义：中国人的认同感趋同。这一点在汉族人对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态度上一目了然。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会怎样和以差异为行事原则的世界打交道呢：对此我们得秉持谨慎态度。

　　我再来总结一下对我而言我们之间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差异。你秘而不宣的观点似乎是，只有一种现代性，而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要采用西方式的制度、实践和价值，否则便是失败。换言之，只有我们能向这个世界提供发展模式。诚然，这使得我们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分析更容易开展。我们无需真正去理解它们的独特性，我们只需知道它们西化的程度即可。而我认为，那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只存于西方的人狂妄至极；恰恰相反，所有的社会都包含着我们所有人，包括西方，值得学习的独创性和远见卓识。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正在非西方化的世界，这一点将变得尤为明显。

　　马丁

　　亲爱的马丁：

　　我同意你所说的中国对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态度是压制性的，并且当中国统治世界时我怀疑它会复制这些政策——这一预言我想大概不会发生——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预言。你跟我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产物，它能抛却西方人的傲慢并会从其他国家学习。我认为傲慢的西方人应当仰慕的“远见卓识和独创性”是中国的经济；你不会想让我们采取中国对外国人、种族多样性或自我优越的态度。

　　不管怎样你回避了我的论点。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是它需要更多制度的支持与护卫。民主关乎正义、责任、多元化、制衡和所有与之相伴的程序。它涉及有效的公司审计、可靠的官方统计、独立的工会和有力的企业管理，和未经审讯的逮捕与拘留或者言论自由。然而，这些是相互依赖的“启蒙”制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并且许多亚洲国家，无论是印度、南韩或是日本，都正日渐学习和深化这些制度。在这些方面，一个反映人类基本欲求的亚洲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当它受阻时，经济和社会就会出现功能紊乱。

　　我不同于你的看法在于，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存在功能障碍的。它不仅仅是贪污腐败和环境危机。它的发展严重失衡且缺少创新。这个体制的穷凶极奢被其高得惊人的储蓄额所掩盖。中国人的储蓄总量之所以会这样高，正是因为如此多的中国人不相信这个政权和发展模式会有未来。它急需可以容纳商业和创新的机制，和未来敢于进行物质消费的信心。

　　中国文化真的决定了它不会拥有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吗？许多有关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强调它们的可塑性和缺少刚性的先决论：白鲁恂的观点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对像你这样的少数持文化决定论观点的人而言，殷格哈特和威尔吉尔的世界文化地图显示的也是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是如此的亲近——世俗、理性、非传统、强调个人福利和基本生活条件——这表明其间的差距比你主观设定的要小得多。

　　当然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世界头号儒学大师杜维明向我们展示了儒学和启蒙价值之间内在的互补性。他会认为你从中国文化中得出的对种族的理解和对专制政体的偏好是极为怪诞的——甚至是明显的冒犯。零八宪章签署者更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思想的复杂性。这不是西方的自大：我对西方自身无法实现启蒙的标准极为不满。但是中国需要发展它自己的、在亚洲其他国家正在推进的模式。我坚信终有一天它会——并且你对黄祸的担忧和对西方衰落的欣喜都让人大惑不解。

　　威尔

　　亲爱的威尔：
　　我不会夸大东亚和西方社会融合的程度，你似乎理解错了。诚然，东亚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定居于此，这里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但我想举出看起来最西化的国家--日本--来表明我的观点。事实上，日本骨子里与西方非常不同：社会关系建基于耻感而不是罪感之上，社会等级化明显；与西方社会相比，法律制度发挥着很小的作用；并且劳动力在性别上的区分非常明显。尤其是，虽然它经常被归为“西方国家”，但它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明显不同。当然它有普选制和多党制，但是你也知道，自民党自5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一直执政，这就像伍夫伦（Karel van Wolferen）提出的那样，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官僚体系手上。因此，尽管日本有着西方式民主的外表，但权力在其政治实践中则安置在日本式的儒家政权中。它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日本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属于它自己的现代性。你接受我的这个观点吗？

　　唉，关于中国，你实际上没有任何积极评价。那是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总是预言其终将失败、即使它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的中国-否认者了吗？它当前的发展模式不是可以长久维系的，在这一点上你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国没有哪个严谨的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长久维系。自1978年以来两位数的增长率毫无疑问只能经由持续不断而锐意进取的变革和改革才能取得。你对于中国政府在领导非凡成就方面的作为没有公允评价。当然，适时对其增长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十分必要；而且那可能正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它也许会做出早期亚洲四小虎腾飞时那样的努力。

　　马丁

　　亲爱的马丁：

　　如果不是这么了解你，我也许会认为你是个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只是在这里使用文化来替代阶级冲突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日本的民主制度当然是日本特有的；英国的、法国的、巴西的和韩国的也都同样如此。这个观点比烘干油漆更无趣。问题在于某一国家特定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化、变革和变异--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创造性的张力。日本在野党候选人熊谷俊人（Toshihito Kumagai）刚刚大获全胜，当选为千叶市（Chiba）市长，而这里一度是自民党的大本营。这预示着自民党风雨飘摇的霸权正在走向尽头。日本经济连续十七年的裹足不前使得民众对经济模式和社会的改革要求日渐迫切；与伍夫伦时代相比，它对问题有更充分的准备，更少恭敬放任，更愿求助于法院。日本的民主制度--就像英国的制度一样不完美--仍在继续向前推进。

　　我不是你的假想敌--狂妄自大的西方人预言所有的社会最终都会殊途同归于西方模式。不同的社会当然都有其独特性。但是人类对自我表达、尊严和公平的想望，放之四海而皆准。某一国家-特有的各国独具特色的民主制度形态各异，使表达成为可能，都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你对儒家的描述，连同它既即属末世论又宏伟的预言，不过是一幅政治漫画。我在《不祥之兆》中是承认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的。4亿人脱贫确实非同寻常。但是我观察到了它的缺陷，并坚信它们必定会强化。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经济模式和制度必得进行变革。你尚未认真地直面我的两个核心问题。中国是否需要民主制度支持它下一阶段的增长呢？除了共产党的反对以外，是否有其他的理由证明，它不应该采用民主制度？

　　威尔

　　亲爱的威尔：

　　我们的争论该叫停了，所以我以以下两个观点来结束我的陈述。

　　我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首先是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标志着人类民主的巨大进步。过去200年里，西方世界（包括后来的日本）——合起来只占全世界人口的极少一部分——支配着世界，并实际上在管理着世界。世界的其他部分——压倒性的大多数——直到现在都处于边缘地位，并且不被重视。当我们谈论西方民主时，我们几乎总是意指单个国家的民主，而不是不同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共同的世界民主。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合计占了世界人口的38%——将意味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空间的极大拓展，无论中国是否会变得更加民主（并且我是确信它终有一日会成为民主国家）。

　　你好像骨子里坚信西方的支配权是永恒稳固的。实际上，时间会证明它相当短命。它始自18世纪晚期，在这个世纪里将会丧失殆尽。但这是人类的历程：不同文明的崛起与陨落。你的观点是这次会不同：如果那些国家不能从根本上变得跟西方一样，他们将会失败。有些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在这一点上赞同你的看法。但是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新价值观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这些价值观不可化约为西方价值观，并无疑会与一部分西方价值观发生冲突。至于儒家，你只认同其中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而对它独特的部分（并且可能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进行无声的攻击。在你看来，我们的价值观总是优越的。我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立场：我们的价值观中有一些很宝贵、值得珍藏的精华，但其他部分就并非如此。有一条就属于后者：你似乎从未提及，西方至上论的假定使得我们在过去两百年的大多数时候成为一群到处侵略、扩张和向外殖民的强盗。我对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同样秉持稍稍不同的态度：其一部分价值观应得到尊敬，另一部分则需要抛弃。

　　马丁

　　亲爱的马丁：

　　在你刚写完《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之时，却以对持有中国不偏不倚的评判的面貌出现似乎有些不合适，你频繁将我刻画成一个直白的西方价值观的旗手的企图也是一样可笑。我并不像你描画的那样。事实上，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宣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Emperor Ashoka）是世界首位坚决推行多元主义、尊重争论与异见、包容少数群体的价值观的人。

　　经济史十分具有启发意义。1750-2000年间世界人均GDP在经历了一千年的停滞后翻了37番。这一爆炸性的成就由市场资本主义与所驱动，它与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实践相互促进——这一种全新的经济与政治组织形式首先在西方世界结出了硕果。1750年之前，中国可以宣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1750年之后它不再能维持其中心地位。现在你认为它最近的增长预示着历史演进规则的翻转。

　　但是过去250年所发生的变迁将会继续下去，并将由那些最能够管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结合体的社会来主导。就像邓小平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必须分享这一活力，否则将会落后——因此才有了他的市场改革，和对许多邓主义者来说的最终的政治改革。无论如何中国现在深陷泥潭；而且其脆弱性日益明显。

　　好消息是西方不再是唯一试图建造复杂的制度矩阵的社会，即使他们由于先发优势仍旧处于最佳地位。坏消息则是，资本主义创造了邪恶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这决不只是在中国不完善的革命中存在，也存在于其自身系统中。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提高我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治理之间关系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对平等和共有责任的更好的理解。这是一项有关批判和更新的持久性的工作。我的担忧在于，象你这样天真的认为中国正回复到1750年之前的地位上，并将普世价值观谴责为“西方的”的一类人，正引导我们入歧途。这才是世界的悲剧，——并且是中国的悲剧。

　　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