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拒绝调整意味着承接未来风险

在美国人的主导下，全球经济再平衡被列为前段时间召开的G20峰会主题。

尽管中国对此存有很大的戒心，但显然这个不能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这也反映了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种潮流。中国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特保案后，针对中国钢铁、纺织品等反倾销已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已经感受到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提法比较忌讳，甚至有些官方智囊否认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其实大可不必。美国人的确在拿此作为敲打中国的大棒，但只要仔细看看美国人整个经济调整的过程，就可以发现美国经济是明确朝着需求收缩方向在进行——信贷规模萎缩，M3萎缩，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下降了近一半（比2008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尽管联储量化宽松，但并不意味着信用扩张，伯南克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得这一经济调整的过程更加平缓，而绝不是要改变经济调整的方向。

奥巴马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结合奥巴马提出的要给跨国公司在海外业务的盈利加税，美国明确向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

中国最好不要被最近欧美经济指标好转的迹象所迷惑，而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美欧最近“补库存”所引发的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周期完结后，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我想，基本面的长期不利因素（破碎的资产负债表的修补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的加剧）会逐步显现而抵消掉刺激政策的短期效果。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过去全球贸易壮观增长的好梦中惊醒。2001~2007年，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它将赌注加码到出口依赖型经济上，在经济繁荣期内，中国从贸易失衡中获益良多，但那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国的选择恰恰与美国相反，通过政府从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加杠杆使得短期需求急升而平衡了突然出现的巨大产出缺口。经济虽率先出现了一个危机后的繁荣，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结构留给了未来，投资率上升至50％以上之后，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平衡，而世界的消费国却已义无反顾地向着产能回归和去全球化的方向在前行。

谁越是拒绝调整，谁将承接未来更大的风险。我相信中国政府是睿智的，中国应该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回避。温家宝总理说下一阶段中国将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发出了最强烈的调整经济结构政策信号，包括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中小企业发展。

环顾全球，除了美国以外，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这样具有纵深度，地区差异使得中国存在着广阔的产业梯次转移和升级的空间；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是相对健康的；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未来15年还有3~5亿人要进城）；中国的家庭财富还不到GDP的两倍（美国是5倍），中国的资本集聚还有一个很长过程。

只要我们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减轻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

一句话，危机给中美两国的机会或许是均等的，谁调整得快，谁就占主动，就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成为世界财富的吸金石。

（文章来源：09年10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