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去未名湖畔学点经济学

圣诞夜那天，收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是在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升格而成立的新机构）陆静斐小姐发来的邮件，内含一封他们即将于1月16日举办的学者与媒体间的“圆桌对话”的邀请函。颇让我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大概正热切地期待着第二届“财经奖学金项目”的回复。那时我是上海《文汇报》财经版的编辑，那时尚未发表《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的《财经》杂志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声名遐迩。幸运的是，申请书上赫然写着的为这个奖学金班授课的那些老师们——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的名字，足以让一个见识不算多的年轻新闻工作者砰然心动。

2000年春节过后的2月底，我如愿来到朗润园报道，见到了这些已在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屏上熟知了的教授们，也第一次见到了胡舒立。朗润园是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庭院，离无数青年学子神往的未名湖（当时表面还结着厚厚一层冰，经常有学生在上面滑冰）不很远，它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地，不过10年前的它还相当狭小局促。2008年5月我去北京参加财经奖学金的“十年百人会”（奖学金每年办一届，每届录取10个名额，所以办了10年正好培训了100名学员）时，曾专程去参观了扩建过的新朗润园，那种气象真是今非昔比，但愿这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过去1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财经奖学金”由胡舒立与林毅夫共同发起，创办于1999年，它是《财经》杂志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旨在为全国媒体工作者提供经济学培训的一个项目。在2008年5月的那个排场盛大的“十年百人大聚会”上，胡舒立还向我们讲起了10多年前她是如何与林毅夫在广州一家酒店大堂的咖啡桌上策划这个项目的情景，很有一番抚今追昔、冷暖自知的味道。当时，林老师已经获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即将前往华盛顿赴职，大家都说以后再见他一面不易，纷纷围着他问候合影。很多同学兴致高昂之余，甚至憧憬起《财经》杂志和“财经奖学金”的“下一个十年”来……没有人会预见到，对一手创办这份杂志的胡舒立来说，它已经没有下一个十年。

然而，失去了胡舒立及其团队的这本杂志本身以及以它名义主办的这个奖学金项目，究竟还会不会有下一个十年？相信这是许多中国媒体人都会热切关心的严肃问题。

在踏进朗润园的致福轩——不大的致福轩是当时朗润园的正厅，也是唯一可供教授和研究生们开seminar的一间会议室——之前，我已经做了将近10年经济记者。不过，如今回想起来，那里的每一趟课，几乎都在我原来的观念世界里打下了烙印深刻的问号，并从此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方式。

在那里我懂得了，“价格”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制定”的，但本质上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被“发现”的，它是交易的结果。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都只是价格信号的被动接受者，而价格这一信号所反映的是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世界上不存在“合理”或“不合理”的价格，只存在“真实”或“虚假”的价格。在“真实”的价格上，供求关系达到平衡，不会有买家愿意再多出钱，也不会有卖家肯再降低标价；在“虚假”的价格上，不是过剩就是短缺。因此，假如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强制控制价格变动时，则必然扭曲整个市场行为并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自由的市场交易，则就无所谓价格。这就是当政府强行压低医药费用以后立刻会发现社会上的病人成倍增加的原因，这也是不公开转让的国有企业的价值不可能被公正界定的根源……

在那里，我还懂得了，对于政府的政策，我们既不能不当回事，也不能太当回事。之所以不能不当回事，是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经常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害；之所以不能太当回事，是因为政府政策对于改善经济和社会的作用往往是十分有限的。大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论中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破坏力很强而建设力很弱。例如当下，如果对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信以为真的话，我们就应当感到非常奇怪：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排山倒海的危机，政府都有办法力挽狂澜，那么它早干什么去了？何以竟未能防患于未然，在危机尚未爆发前就及时将它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我们或许不能否认，市场本身的确是会犯错的，但绝大多数不正常的经济起伏乃至危机，都是政府的错误行为直接造成的。

我至今还对宋国青老师的一堂讨论课印象深刻。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每当有个什么事情显得特别重要的时候，你们媒体总会说：要办好这事，首先是政府加强管理。我却总想说：正因为这事特别重要，所以政府更要慎重对待，能不管最好就不要管。这段话的内涵，我事隔好多年后才觉得自己始能真正理解。

普通人看见社会上某一领域（行业、地区）秩序不尽理想的现状，第一反应便是：应当更好地“管”。而他们的所有经验都指出，要加强“管”的力度，提高“管”的水平，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更有权威和能力更强的政府（或政府机构）。然而经济学家大多不这么看，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训练一般会使他们倾向于认为，正是不恰当的“管”导致了这个领域的混乱秩序。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引入更有效率的竞争来予以改进，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排他性的政府管理机构。甚至，对经济学家来说，把管制力量压缩和降低到最低限度，本身就是改善一个市场的首要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的，学过经济学的人大多自然而然地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我们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大多为左派，惟独西方经济学家中像克鲁格曼这样的左派并不多。诚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无时无刻不在批评政府，但他们批评的理由却往往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南辕北辙。

10年前的朗润园对一个30刚出头的年轻记者产生的影响当然远不止这些，这段短暂的学习经历在我个人身上塑造了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正是借助这种“问题意识”，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才得以自觉地走出一段时期里在国内甚嚣尘上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如今回想起来更能深刻地体会我们这一届的主授老师卢锋教授在开班第一堂课上那段开场白似的话的涵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从而产出最大社会福利的学问，但最大的产出并不能够与全社会最高的满意度划等号。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不是因为他缺乏道德，恰是因为他的谦逊——他要恪守自己的学术边界。

的确，大千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以追求效率为最高目标的。牢记这一点，在当下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民众中的声誉一落千丈，有人甚至拼凑出一套滑稽可笑的所谓经济学家“雷人语录”，来将他们妖魔化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这既与普通人的智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密切相关，但一些半吊子“经济学者”摆出一付全知全能的狂妄姿态在几乎所有领域里出谋划策、指手画脚，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在许多领域——如教育、卫生、法治——里，经济学确实可以充当很好的参谋，但它应当谦虚地避免成为主角。

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经济学也许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的一门学科，它不像许多财经评论人士想象或自认为得那么容易无师自通。如同我上文列举的那个“管”的例子，经常借助于“演绎”和“计算”的经济学在很多地方是“反常识”的。过去20年来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所谓“回归常识”的思维氛围，根据我的认识，这应当是指从僵化的“主义”中解放出来，是对无处不在的各式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毒剂。但它并不应当侵害到正常的学术研究以及运用学术工具分析社会现实的科学态度。“回归常识”是回归人性，而不是奔向无知。

正是因为这些年来社会民意的剧烈转向，像《财经》杂志和“财经奖学金”这样的媒体平台和媒体人教育平台才尤显其稀缺和宝贵。是它们，坚持不懈地给这个纷乱烦躁的时代注入一丝清凉的理性。

就在几天前，我与老朋友何刚在MSN上聊天。这位《财经》杂志的新任执行主编告诉我，财经奖学金今年将停办一届。这个消息，我随即也从北大方面负责这个项目的联络人陆静斐那里得到了确认。说起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财经》这一方刚刚遭遇这么大的动荡，一时自然很有可能心力不济；而从北大这一方来说，它也需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但不知怎么，这个信息还是令我有些黯然。好在无论是何刚还是陆静斐，他们都向我传递了同样的信心：双方主观上都是非常希望继续把它办下去的。陆静斐还特地告诉我，周其仁老师他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有这样一个平台的重大意义，不仅希望办下去，还希望更主动，使它将来办得更出色，这也是1月16日这个“圆桌对话”的初衷之一。

现在还很难预料新《财经》的未来，但身为这个奖学金的100多个幸运的受益者之一，我真的很希望它能够不因杂志本身的变故而夭折或受到伤害，理性水平并不高的中国传媒业不能再失去这样一个难得的教育平台。

但不论它能不能继续办下去，是不是依然冠以“财经奖学金”之名，它的创建者们为推动中国传媒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做出的贡献，已经为历史所铭记。

（文章来源：2010年1月17日《南方都市报》，作者系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