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适度上调存款利率，是时候了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我国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 PI)再一次超过3%的警戒线，达到3.3%的水平，这使我国是否应该结束人民币负利率状态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加息的问题，再一次现实地摆到了货币政策管理当局的面前。(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相对于3.3%的CPI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已经出现了—1.05%的水平。当然，目前每月公布的CPI数据是一个变量，7月份的CPI数据出现上涨，与今年夏天我国大面积遭受自然灾害后物价上升，特别是食品和副食品价格上升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灾害的结束，特别是在政府加强管控以后，物价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回落，CPI指数也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商品在整个流通过程中的环节太多，政府的物价管控也已经不可能做到对整个流通环节全覆盖，因此物价走势有一个顽强的规律，它一旦上升，即使有所回落，也很难回到原点。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使C PI指数真的能出现回落，已经不可能回落到目前的利率水平之下。事实上，今年头7个月的CPI指数是双向波动的，多个月份在3%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利率状态不存在。

对于储蓄的负利率，有不少专家认为这不值得关注，他们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国外也存在负利率，对于我国来说，过多的银行储蓄反而增加了银行的利息负担，而通过负利率可以将储蓄挤出银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这反过来又可以推进消费的活跃。其中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储蓄下降可以推进股市的上升，因此它常常作为一个指标被股市分析师津津乐道。但是，这是一种无视我国国情的说法，相对于一些美欧国家，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狭窄，大量城乡居民手头的闲钱并不是很多，除了参与储蓄以外很难参与到投资活动中去。如果认为居民储蓄意愿减退就可促进消费，这是无助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状况的一种错误理解。至于认为储蓄下降就意味着股市上升，似乎居民手头资金只能在储蓄与股市两者之间选择，这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事实上，我国的负利率已经出现7个月，但这7个月来我国居民储蓄并没有出现下降，央行已经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储蓄数据表明，今年1到6月我国的储蓄仍然出现了9.45%的升幅，与以往相差无几。这决不是这些储户甘愿承受负利率的损害，而只能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长期存在的负利率状态，需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显然，储蓄者是最为显性的代价支付者。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货币政策管理当局似乎还没有将加息提上议事日程。由于担心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固，我国目前执行的货币政策仍然是适度宽松，而加息一旦实施，自然容易解读为货币政策全面收紧的一个信号。但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本应是灵活的，事实上央行已经在不断地通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手段收缩流动性，因此目前的“适度宽松”，与这项政策刚提出时的执行力度已经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货币政策事实上正在收紧。加息之所以迟迟不能推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管理当局担心会增加企业负担，因为加息意味着企业贷款利息亦将上升，并且有可能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对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造成压力。显然，在面对储蓄者和企业的选择上，管理当局更多地倾向于企业，而这种选择的背后，也能清晰地看出国家对G D P的依赖。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了，意味着其创利增加了，可以有效推动G D P的上升，而储蓄利息增加后，虽然储蓄者可以得益，但是却无助于推动G D P，或者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曲折，因此它就被无限期地置后了。

加息确实会增加经济运行的复杂性，甚至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但是，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对储户利益的侵害，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考虑到我国银行储蓄的主力是广大收入并不丰厚的城乡普通劳动者，政府不应该把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上升的基础建立在剥夺储蓄者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负利率状态不应再继续下去，适度上调存款利率，目前是时候了。其实，货币政策的执行决不是单兵独进的，它可以辅以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手段，从而减少加息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可以实行单向加息，即只调高存款利息而不调高贷款利息，这虽然缩小了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差的收益，但目前这种各大银行之间存在的无差别的存贷款利息差收益本身即是垄断所带来的产物，缩小这种息差收益应该是未来银行深化改革中回避不了的一个课题。再比如，可以进一步加大债券市场的发展力度，帮助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减少目前存在的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文章来源：10年8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