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乐琴：“十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特征及转型的思考

一、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评价体系

我国在“九五”计划中，首次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十五”计划进一步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发展的主线。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倡导“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综合的角度考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包括： (1)从经济增长的源泉看，经济增长是从主要依靠资源等物质要素和资本投入，还是主要依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推动； (2)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还是依靠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 ( 3)从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看，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是否协调； ( 4)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格局看，全体国民是否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二、“十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却遇到了巨大挑战，甚至出现了一些逆转现象。

第一，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十五”以来，我国GDP年平均保持近10%的增长率，而经济效益指标却不容乐观。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徘徊不前，“十五”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 1%，与“八五”(1. 2% ) 、“九五”(1. 1% )基本持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呈下降趋势， 1995年为62. 9元/百元， 2000年为29. 0元/百元， 2005年为25. 3元/百元；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滑。根据胡鞍钢计算，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中， 2003年TFP增长1. 1% ，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为12. 2% ，相对于1978 - 1995年的4. 6%和47. 3%、1995 - 2001年的2. 28%和27. 8%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第二，投资与消费失衡为经济持续增长留下隐患。“十五”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强势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国内投资率一直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尤其是2003年以来均保持在40%以上。从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看，“八五”、“九五”、“十五”期间，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1. 44、1. 11和2. 08，“十五”投资弹性系数分别是“八五”和“九五”的1. 4倍和1. 9倍。出口也保持高速增长，净出口率不断攀升，从2000年2. 5%提高到2005年的5. 5%。而与此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跌入低谷，消费率从2000年的61. 1%下降到2005年的51. 9%。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造成大量重要行业产能过剩，降低了生产率，增加了能耗和污染，抑制了消费，减缓就业增长，并引发贸易摩擦。

第三，经济增长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十五”以来，我国主要资源尤其是能源利用效率下降，消耗强度提高。“十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中，明确规定“十五”GDP增长7%，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3. 26% ，单位产值能耗5年内下降15% - 17%。但执行结果却大相径庭。“十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耗增长率高达10% ，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也比“八五”、“九五”有明显提高，单位产值能耗不降反升，从2000年的1. 40提经济增长还给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十五”前两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均呈减少的态势，但是从2003年开始，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烟尘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增加，到2004年、2005年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几乎是同时增加。从整个“十五”期间看， 2005年与2000年相比，除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减少49. 2% ，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外，其它污染物排放量均距减排10%的目标尚有差距，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27. 8% ，与目标差距甚远。

第四，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0年的2. 97： 1扩大到2005年的3. 22： 1， 2006年的3.28： 1。〔1〕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 4，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均构成一定威胁。

三、现阶段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约束条件

“十五”以来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上述问题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迫在眉睫。但同时又必须看到，由于种种条件的约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面临着以下约束。

第一，工业化、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挑战。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建设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明显增长，而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又推动着投资需求扩张。这种势头在“十五”期间表现得十分强劲。

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以重化工业快速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周期。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基础设施等行业快速增长，带动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机械设备等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并进一步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重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出现大的转变，从1999年的50. 8%上升为60. 2%。此后几年延续了这种趋势， 2001年重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0. 9%， 2003年为64. 5%， 2004年高达66. 5%。轻重工业的比例由“九五”时期的47. 5： 52. 5变为“十五”时期的35. 7： 64. 3，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此轮重化工业高速增长中，由于种种原因，低技术含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粗放增长的特点尤为突出。比如在钢铁行业，粗钢产量由2000年的1. 29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 5亿吨。其中，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的生产能力占一半以上。铁矿石产量从2000年的2. 2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 7亿吨，其中，大约一半是采用落后的采选矿设备生产的。原煤产量2005年达到21. 9亿吨，其中小煤窑的产量占1 /3。

第二，全球产业分工及国际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产业处在低端位置。美、日、欧等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他们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及高水平的管理确立了其产业结构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阶段，技术、资金、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尤其是我们缺乏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在许多工业领域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通过零部件进口组装生产，产品附加价值低，相应的物耗、能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并且，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将劳动、资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第三，体制缺陷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约束。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最大障碍还在于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投资、外资外贸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其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拓展。出于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特别是增加地方税收的考虑，出于追求“政绩”的冲动，地方政府开始走上经济活动的前台。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资金等要素，片面追求GDP增长，而生态环境往往成为经济政绩攀比的牺牲品。

“十五”期间的实践也表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格局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从而加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难度。从2001年开始，针对当时出现的高能耗、高污染重化工业过度发展的势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由于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阻力，许多措施没有得以落实。这进一步表明，不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仅靠行政手段调控，是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其二，政府职能缺失与不足。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减少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增长方式转变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许多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目前，政府这些方面的职能存在明显缺失或不足。比如，在社会性管制方面，我国尚缺乏对质量、安全、能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方面的完整标准体系和法律法规，执法过程也掌握不严；又如，政府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不到位，且有许多缺陷。我国的资源税是按照开采量而非占有量进行征收，导致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只开采易开采部分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大量发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再如，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均有待加强。

其三，市场体系不完善，要素资源价格未能真正体现价值。我国目前商品市场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要素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在要素市场方面，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在缺乏社会保障前提下，成为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资金市场由于实行利率管制，名义利率偏低，人为压低了资金运用成本；土地市场不规范，农村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但实际上产权虚置，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通过对土地的“低征高卖”获取利益；在资源性产品市场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价格管制，水、电、煤气、热力实行政府定价，天然气和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了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这些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没有真实反映其成本和稀缺程度。并且煤、焦炭、天然气等一些资源性产品价格低于国际水平，也促使出口大幅增长。

人为压低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影响还在于，夸大投资收益、加剧收入不平等。劳动力低工资、土地被低价征用、资金和自然资源被低成本使用，其结果是，一方面投资的收益被夸大，另一方面巨额的投资收益没有转化为大众收入，而是流向资本拥有者，并在高投资利润的诱惑下直接进入扩大再生产，最终导致投资与消费失衡，收入分配恶化。

其四，企业效益不高，社会责任缺失。国有企业改革仍没有到位，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技术创新、节约成本的动力不足。民营企业也还处于粗放增长阶段，主要集中在门槛低、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缺乏科学性，效率不高。同时，受经济实力、竞争压力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企业普遍对保护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还比较淡漠，在强烈的市场需求刺激下，企业追求利润的短期行为十分明显，而从长远角度如何提高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考虑则被忽略。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实现选择

未来15年至20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也是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时期。为此，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要有清醒的判断，从现实出发，调控与改革与并重，积极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条件。

第一，以改善收入分配、调整投资消费比例为切入点，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改革初次收入分配制度，适当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税收等再分配政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刺激消费需求。尤其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通过适当提高利率、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手段，控制投资规模。

第二，以自主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要大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现实的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我国重化工业必须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模式。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机遇，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以技术创新提升重化工业的结构。在有重点发展传统重化工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新兴重化工业，促进信息技术和重化工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并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重化工业，尽可能控制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立足点，构造集约型增长的体制基础。一是改革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要切实转变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上，减少对资源的直接控制和配置，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职能，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进重化工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制造工艺，加速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作用，更多依靠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加强资源与环境保护，要在推行环境税、实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押金返还制度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要改革资源税，通过对资源储量和品位进行比较准确的勘探，逐渐过渡到按照资源的储量收取资源税，促使企业提高资源的开采率，节约资源。二是加快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理顺价格体系。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推行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对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应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定价或对价格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起更大的作用，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污染成本的定价机制。三是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微观基础。改革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打破垄断，使企业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跨越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要营造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通过法律约束、舆论导向，通过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及SA8000、SA9000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性标准体系，使中国企业在节约资源、预防污染、推行清洁生产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促进集约型增长的微观主体。

（转载自《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