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梁启超的感慨与金融危机

一九一八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去他本人，团员中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

考察团有双重目的，一是参加巴黎和会，另一个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的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感到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得更严重。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国访问时，他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在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入拯救他们。

四十六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者你来超拔他哩。”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齿'。”

这种情绪最终在一九二三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的，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梁启超将一次世界大战，视作西方推崇的科学上的失败，是代议制政体的失败，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这些简单的符号来形容欧洲国家。但事实上，近代欧洲精神与体制，却并未随着大战而终结，它仍有力的支配着二十世纪，并先后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此刻呢，被贪婪、欺诈劫持的华尔街，不值得信赖与同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自由市场的问题，而是它缺乏制衡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我们看到伊拉克民主进程的挫败，陈水扁的丑闻，将之归结于对民主制的怀疑，却经常忘记了独裁体制的危害更令人惊恐，民主新政权也同样经常受到昔日幽灵的影响。

那些过分赞誉中国制度的美好的论断，多少像是梁启超在九十年前鼓励中国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样，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困境视而不见。中国金融体制充满漏洞，只不过它从来掩藏在权力的保护下，所以黑洞没有爆发出来；中国高额的失业率，普通人缺乏经济保护，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这一切，更容易忍耐……

如果，你在中国的普通地方生活过，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危机中的生活。正令西方人抱怨不已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对未来的恐慌，和它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为此刻的中国能给世界提供某种全新的可能，这多少像是梁启超“等你来超拔”的呼吁，它给予我们自我麻醉式的快乐，却引入了更深的误解。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正充斥着对美国危机和台湾丑闻的报道，它们像是我们对自身困境的一种巧妙的回避。被垄断权力所干涉的市场，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仍是这个国家主要悲剧的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