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索回被劫掠的文物需要立法

让海外文物有尊严的回归方式只能是使之无偿归还。而方法是，明令禁止任何中国公民参与任何被劫掠文物的买卖。这样，那些文物的市场价值就会“贬值”，拍卖者无利而放弃，这才是这些文物得以无偿归还的前提。

佳士得拍卖行非法拍卖中国圆明园文物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如果用巨额资金回购圆明园文物等于让圆明园被再掠夺一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也作为曾在文物部门工作过的专业人士，我认为我有责任说出这句话，并请有关人士深思之。”

现在，我还想就此补充三点意见：

1、讨回被劫掠文物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之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彻底贬值。这种贬值不是这些文物的文物价值的贬值，而是它们本不应有的市场价值的贬值。这种方法将是对于那些企图借中国人的爱国心再次掠夺中国的不义人士的最沉重的打击，其打击力度远比任何激烈言词都要大得多。国际上极少数人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出血，因此，只要这些文物仍然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他们就绝不会将其无偿地归还给中国，我们的文物追讨也极难成功。使这些被劫掠的文物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彻底贬值则是釜底抽薪之策。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些只是看重这些文物的市场价值的人就会觉得这些已经彻底贬值的文物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和出路了，而这也就正是这些文物得以无偿归还中国的基本前提和有效时机。

2、使这些被劫掠文物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彻底贬值的最佳方法就是中国人大立法，明令禁止任何中国公民参与任何被劫掠文物的买卖。对于这些被劫掠文物的最大需求来自中国，这种需求本质上是维护民族尊严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需求，而并不是对于这些文物的市场需求。人们应当对于以往爱国志士以高价买回这些文物的义举深表敬意，但他们采用的这种方法又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在客观上等于肯定了当年列强掠夺中国文物的合法性，等于我国在百年前被掠之后又再遭劫掠，特别是在客观上给国际上极少数人提供了哄抬价格、加大掠夺力度的特殊机会。所以，这不是有尊严的回归文物的方式。有尊严的回归方式只能是使之无偿归还的方式。这些文物的市场价值越高，我们失去的尊严就越多；反之，通过国家立法使其市场价值降得越低，我们保有的尊严就越多。由于这些被劫掠文物的最大需求来自中国，所以，一旦我国立法明令禁止任何中国公民参与任何被劫掠文物的买卖，它们的市场价值早晚都会一落千丈，那些想借中国人的爱国心大发不义之财的人就会随之赔个精光！所以说，这种我们可以自主使用的法律武器，才是最厉害、最有效的。有鉴于此，我建议文物部门会同法律专家尽快研拟有关法律，并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提请立法。如果时间来不及，哪怕是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写上这层意思，那也是很有力量的。

3、我们应当以强健、成熟的民族心理对待这件事。我们的民族应当有一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深沉宏大的气度，这样的民族才是最有力量的。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往往会对一些相对较小的事情做出过多、过当的反应，从而增大了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也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于当前主要问题的注意力。佳士德悍然非法拍卖圆明园文物，这在性质上确实是严重的，但在整个大局中又并不是一件大事。性质严重的事情多得很，但性质严重的事情并不都是大事情。是不是大事，不仅要看性质，而且还要看份量。平心而论，13亿人为佳士德的那几个人兴师动怒，实在是有些不成比例。对那几个人，我们只要看准了，该出手时就出手，那就足够了。我们越是不把那几个人当回事，越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几个人就越难受。我们严格管制佳士德进出口中国文物业务，进而再以法律手段釜底抽薪，再加上中国舆论的必要抨击，这就足以令其付出沉重代价了，而且也能保障那些文物回归中国了。至于何时回归，我们这个已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难道还用为这点事着急吗？就让佳士德在国家文物局的紧箍咒中长期地难受下去好了，就让那些想借中国人的爱国心发横财的文物贩子们眼看着手中的文物大幅贬值而哭泣去吧！难受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偌大个民族，对付这么几个人，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每临大事有静气”，每临小事更要有静气。如果把这几个人的事弄成了影响大局的事，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也说明我们的民族心理还不够强健和成熟。我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民族心理应当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越来越强健而成熟。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09年3月2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