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22

张曙光：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悖不利长远发展

记者：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救急”性质的经济政策都只能有短期性的特点，甚至有与长期经济发展政策相悖的可能。您认为如何处理好这种短期和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

张曙光：30年来，我们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和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经济结构畸形扭曲，分配不公和社会分裂也相当尖锐。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其说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如说是以往政策累积的结果。它集中说明，这种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失败和破产；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进行经济大调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因为，人们总是在自己的成功中生活的，主动调整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危机的压力和挑战面前，调整才有可能真正推进，并取得成功。

要能够抓住和很好地利用这场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不仅要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好近期内保增长的问题，更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大调整的长期战略，以改变结构失衡和实现体制转型，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长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因为，救急是必要的，而关键则在于治疗和康复。如果说在解决短期问题上，我们利用政府主导的体制优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那么，在解决长期战略问题上，政府主导的偏颇和行为短期化的特征也许正是我们的不足。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短期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长期发展。而长期问题又必须始于足下，而不能等待将来再去考虑和着手。

记者：对目前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你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张曙光：首先，中国要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变成内需和消费大国。启动内需不仅是目前保增长的需要，更是大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内需大国和消费大国。启动内需讲了多年，为什么启而不动？根本还在于政策不对。
一是美国高消费支撑的外部需求过旺。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必然伴随国内收入的低速增长，因此，不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增长，国内需求和消费是起不来的。
二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再加上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挤压了必要而正常的消费，使消费率不断降低，近两年已经降至50%以下。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的原因是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过高，本世纪以来，二者之和均超过了个人的储蓄率。这既是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出现的原因，也是从上到下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豪华办公大楼拔地而起的条件，更是大中城市都建大学城和新校区的原由。
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扭曲，根源在于政府行为扭曲，所谓投资推动和投资主导，就是政府推动和政府主导。如果不改变政府主导和政府推动的经济运作方式，使企业和个人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主体，要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推动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适应，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较慢；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大部分人采取的是一种的预防性消费行为。因此，要改变结构失衡，也需要从改变政府的支出行为入手，在适当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政府在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和转移支付，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是花钱搞几个大工程，而是花钱买一个好的社会机制。
三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片面推进和行为扭曲，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和消费。因为，现行的城市化与其说是农村人口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政府主导的过程和控制的结果；城市政府需要和看重的是农村的资源和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而不是进城人口的收入、生活和消费；进城的2亿人口实际上不是城市人口，没有城市人的地位、资格、福利、消费和心态，而是住在城市里的农民，故称“农民工”，也才有了千百万人赶春运这样的荒唐事。因此，这种城市化是一种半拉子城市化，目前失业农民工的大批返乡就是证明。
结果是，一方面农村人口规模过大，另一方面，进城人口依旧保持着农村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低消费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政府支农支出，以扩大农村需求，发放一些购物券，用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根本途径在于改变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小规模人口迁徙的一系列现行政策，真正加速城市化进程，缩小和结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真正减少，另一方面也会使进城人口主动采取城市的生活消费方式。所以，启动内需的主要对象是进城人口，包括高校扩招的几千万大学生和进城创业和打工的原农村人口。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政府主导”，路径设计为先强国后富民。但这种设计极易模糊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进而损失效率。你认为应如何调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张曙光：从先强国后富民到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中央已经确立了全面小康的目标，似乎这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其实不然。重要的也许不是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说，强国和富民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且是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但在具体处理上往往是厚此薄彼和顾此失彼。
30年来，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强国战略，即先强国后富民的方式，为此能够提供的证据是很多的。一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过度的行政垄断，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握了重要的资源要素和一系列高盈利部门，且呈不断扩大和强化之势。
二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5年的16.6%提高2007年的20.6%，2008年达到了22%。与此相适应，政府消费特别是行政事业费支出也大幅增加，过多的资源用在了非生产性的分配性努力上。
三是民间部门的正当权益受到限制和剥夺，民间进入金融、教育、航空、石油等很多领域困难重重，惨淡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土地收益被剥夺更是普遍的现实。
四是财富增长虽快，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人暴富，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太小，低收入群体过大。如果说，这种情况以前具有某种不可避免的因素，是造成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以后发展中，就是首先需要加以改变的。改变的办法是真正把富民放在首位，保证全体国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政府应当退出，不能与民争利；可以政府融资，也需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管制，而由民间部门生产供给。
再次，从强政府弱社会和弱市场转向平衡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关系。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所以失衡，就在于政府过分强大，而社会和市场相对弱小，无法对政府形成制衡和约束。
从社会来看，是由于社会组织受到压抑和管制，没有发展起来。已有的社会机构大部分是官办机构，真正的民间机构大部分没有合法的地位，其发展和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应当看到，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是无和谐可言的。
从市场来看，主要是资源要素价格的政府管制，相对价格关系扭曲，限制和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资源要素价格人为偏低，增加了资源消耗，造成了巨大浪费，增大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恶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相对价格关系扭曲造成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不当和财富的逆向转移，加剧了社会的不公。要知道，没有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市场经济是无法真正确立的。如果说，在通货膨胀率较高和上升的情况下，放开价格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正是改革资源要素价格、理顺相对价格关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的大好时机。抓紧时机，大步推进，不仅短期内不会带来什么风险，而且长期内会收到巨大的收益。这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最后，从应对危机中和平崛起，进一步走向和融入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既经受了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和考验，也从中得到很大的收益。这次金融危机既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只是说明了国际关系和经济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至少30年的国际战略，在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协调。
从我国内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来看，一是要逐渐平衡进出口贸易关系，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比如，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要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市场。二要扩展中国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出去。一方面现在的时机不错，价格较低，政治障碍也小；另一方面，由于人才储备和管理经验不足，现在还不是中国抄底的时候。
从前期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都不成功，无论是中投公司对黑石公司和摩根斯坦利的投资，还是国有大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在期货市场的操作，学费交了不少，但方向不应动摇。事实上，此前一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成绩相当不错。投资的领域既有金融投资，也包括实体经济投资，目前也许以后者为主。投资的主体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需要公平对待，联合对外。
三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是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可以逐步探索人民币、港币和新台币的融合，可以推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可以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考虑到战后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历史经验，重回金本位是不现实的，而单一储备货币的安排无法解决“特里芬效应”问题。欧元的产生及其发展表明，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是历史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的区域化本身就是国际化。
四是在国际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中，稳步增加中国的投票权和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记者：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为世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从经济学角度讲，人们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否可以避免下一次的经济危机？
张曙光：世界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不能逃脱“周期规律”，就是“发展—高峰—危机—复苏—发展”这样一条道路循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在预测方面，此次危机也印证了这一点。总结以往的经验，市场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政府也同样不能，这也正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方向。在此之前，经济发展还是会在“钟摆”的两极间摆动，这也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