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教育与教育选择权改革

正文

冯兴元：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会议，私立教育与教育选择权改革论坛，第一阶段由我来主持。首先先请毛寿龙教授，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讲私立教育与教育选择权的改革，现状，问题与思路，大家欢迎。

毛寿龙：私立教育与教育选择权改革：现状，问题与思路

大家下午好，我的主题是命题作文，讲私立教育与教育选择权改革，主要是讲中国的情况。私立教育主要有两类问题，这两类问题差别又很大。第一类，涉及我们基础教育的问题，基础教育一个是涉及私立教育和教育选择权。核心关健词，一个是私立教育怎么发展，要不要发展，尤其是我们搞普遍义务教育都是国家政府责任情况下。过去我们有人搞希望工程，搞完了就有人不愿意了，说我们现在都是普遍教育，你还搞什么希望工程，所以团中央的希望工程就撤掉了，变成了希望工程之后续工程，你上了小学以后，上不起大，希望工程就是给上了中小学以后的人，给他们提供钱上大学，这是后续的希望工程。所谓的希望工程做的广告，就是一个女孩子，眼睛大大的，人们都想那么亮的眼睛为什么没有机会读书，很多人就捐款让她读书。如何发展私立教学，公立教育是义务教育，有没有可能跟义务教育一样的待遇呢？家长说我为义务教育交了一笔钱了，交了税了，现在我拿不到这笔钱，但是又得付一笔钱。就有点像我们坐公交车，北京市有好多补贴，但是你现在没有做公交车，我骑自行车，能不能帮我补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学券制的本质。

顶级大学是怎么打造的？我们学校要这个审批，那个审批，这样搞出一流大学就难了。所以涉及到一个问题，顶级大学如何打造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很多私立大学，中国思路大学的出路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们说学生和高校应该如何选择，我记得看一个资料，有一个私立大学的校长，对于公立大学是很不满意，公立大学腐败透顶，学生不好好学，老师不好好教，管理人员一塌糊涂。他觉得私立大学只要现在挺住，以后的未来就是私立大学的，可以看出来我们公立大学的确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学生如何选择，政府如何定位，主要从这两类问题，先分开来谈。

先谈基础教育，我想在我们国家理论定位其实一直没有搞清楚，到现在为止才搞清楚教育是国家的，才真正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但实际政策里面还是有很多复杂性，我们去英国，英国人书的第一篇就写你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就叫收费，比如中国上学要收费，不收学费也收杂费，比学费还要多，各种费用很多。什么叫资本主义，就是像我们，像英国，上学不收钱。我们从理论定位来讲，国内还是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没有人会认为教育是一个私人物品，但实际上老百姓心目当中，理论上好像没有这么说，但是老百姓心目当中都是这么想的，孩子好好读书，你看隔壁家孩子读完大学了，你看他们家收入多高啊。也有人说孩子读书没用，现在小学毕业的都是老板，大学毕业了顶多给人打工，最高级的做CEO，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们说民间普遍流传的一个理论，哪怕是读书没用，也是对私人有害的物品。从古以来有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它是私人高消费的一个行为。现在发文凭也不是发给集体，是发给个人的，某某的文凭，我们其他好多人都有文凭，有些博士读书读着读着就停了，这是私人的事。私人供给也是比较普遍的，社区合作办学，私塾，私人办学校也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教育是私人物品，实际上是不需要公立学校的，没有公立学校的情况下，私立学校也可以很好发展。有些资料，专门去研究，历史上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有公立学校，普遍的都是私立学校，或者是家族学校，社区，或者是本地的学校，跟家族有关系，或者慈善学校，像教会搞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把教育定位为私人的，新的理论，低收入者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怎么办，没有能力消费，好多孩子不读书。南朝鲜要统一北朝鲜，很多人就分析说，北朝鲜有什么优势呢？第一，电力优势强。第二，北朝鲜的教育好。国家虽然穷，如果教育水平高，那也是一个优势，是国家的事。一部分人不想读书，像浙江人是喜欢读书的，但是我知道河南很多孩子是不喜欢读书的，尤其很多地方女孩子不读书，哥哥弟弟读书，女孩回家做饭，下地干活，所以跟城里人完全相反。

有一个理论，教育是一个好物品，但是老百姓意识不到，像坏物品一样，老百姓意识不到它的坏处，所以教育消费是不足的，教育供给也是不足的。我前两天见到一个人，我说你现在还读书吗，我送你一本书吧，他说我现在忙得要命，读书也提不起兴趣，就是读书对他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帮助，于是就不读了，读完了有什么收获啊？不像喝酒喝完了立刻能醉，吃完了肚子立刻能撑，读书算什么，读完了聪明点？没有觉得。所以教育消费不足，供给相应也不足，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搞私立教育，搞不清楚你是公民，还是一个国家的人，你就可能会荒废这个事。比如专门给私立学校的人画一个地图，把南海都圈进来，如果我们从小不是公立教育，说那个是我们的，我们就直觉觉得是人家的门口。我们公民教育说最南边是曾母暗沙，那是我们的，国家认同感，但是也可能缺点，私立教育，在现代国家看来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存在很多国家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公立学校要建立起来，对私立学校要管制，也是基于这个理论。教育更多有可能是一个地方性的物品，如社区，特定规模的生活区里面，它是一个规模经济，比如说我们及孩子请一个老师太浪费，有一个规模经济问题，我们说社区或者学区融资提供教育，这个社区或者是学区，可能跟地方行政区是有区别的，地方行政区因为政治考虑或者是行政考虑，经常划得拐弯的，划完了以后，孩子要上学，很困难，孩子每天要走三个小时来回，才能去上学。这些孩子肯定是走得脚起泡，肯定不好好上学了，这是区域性的。

美国很容易出现种族歧视，社区白人上白人学校，黑人上黑人学校，在我们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也存在其他问题，比如说社区供给不足，而且你缺乏消费的选择性，也缺乏竞争性，提高它的效率比较难。还有一个理论，扩展市场，比如说这个市场有选择度，我们说校车的发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个社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校车，大家只能在这个校区里面呆着，如果有校车接送就好办多了。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一些专项的教育，比如体育、舞蹈艺术，音乐，形体。比如说菲尔普斯一个人得了八块金牌，他所在的俱乐部一下吸引了好多孩子去学游泳，这些孩子引以自豪地说，他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游泳，他能能世界冠军，我也能拿，肯定是专业的。我们国家目前有几千万的人在学钢琴，小提琴，郎朗也得国际大奖，美国养一个姚明，在中国开拓了巨大的篮球市场。开发一个郎朗，在中国一下子开发了巨大的钢琴市场，还有小提琴选手在国际得大奖，也开发了中国的市场。西方的音乐学院基本上要倒闭了，开发了郎朗，发现中国的学生源源不断到他们那去，包括形体，这些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还有一个理论，教育它是一个公益物品，涉及到民族振兴，国家兴亡，我们过去有一个理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民族振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就不是你个人的事，也不是你社区的事，也不是市场的事，也不是市场为了满足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满足国家民族的需要。所以它成为一个国民教育体系，不是一个私立的，也不是社区的，也不是市场的，它是国立大学，国立高中，国中，我们现在叫中学。

强制教学的很多内容，数理化一定要学，文学历史地理，外文，现代体育，往往把这些教科书当做公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很多国家会修改教科书，适应国家教育的需要，我们小时候学的很多历史好像都不是真的，谁打第一枪，谁打第二枪，农民起义，只要是农民起义，没有不杀人放火的，这是政府包干的结果，政府有组织的供给，有组织的收费，有组织给你免费教育，他的想法就是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包括各方面的教育。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教育，这个教育，很多教育救国的人很高兴，这是教育大发展的机会了。但是有一个人一解读说我们的教育是政治教育没有搞好，把学生都弄到街上去了。

这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教育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说国力不足，存在非均等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慈禧太后就开始了，没钱，搞一些破桌子，破板凳，有了比没有好，这是低服务，低水平的，因为与国力不足有关系。地方差异，一般我们国家教育，地方差异很大，等级差异也会很大，往往会形成应试教育的传统，比如我们从小体育锻炼主要就是为了达标，从小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达标，一直没有研究过怎么跑步，怎么好的技术，体育老师也没有认真教。现在我才知道，运动，通过网络才知道很多运动其实非常有讲究的，你运动稍稍过量一点，实际上只有伤害，我们小时候营养不良，明明过量运动有伤害，还在运动。所以往往是应试教育，只要达标就行了，考试也一样，学习成绩，老师说这个答应，为什么啊，老师说你就记着，考试就按照这个答，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尤其学数学，这个符号，那个符号弄一堆，得出一个答案，明明一道题搁在那，用微积分很容易得到答案的，但是非得用原来的方法，没有说明必须用什么方法，说明了还好，是计算下面一道题，但是我用微积分方法他就不让，因为你中学没有学，到大学才学呢，提前学了不行这是应试教育导致的。教育不适合生活需要，农村教育问题，学完了以后，干活不会干了，八十年代的一个电影，考大学没有考上，回家了之后很苦闷，人们都看不起他，说墨水是有一点，但是不会干活，没有劲，而且全民教育，整体平庸化，影响因材施教。有些人语文不好，数学挺好的，但是缺一门语文也上不了大学，体育没有达标也上不了大学。后来出一个政策，残疾人能上大学，你胳膊腿健全的，体育没有达标也上不了大学，双重标准。

我们基础教育的几个理论和它所包含的逻辑，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不同的教育政策。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可以从这些角度去看，私立教育怎么定位？我们说是这么定位，特殊服务方面有灵活性和按照需求提供的优势。整体政府控制下，政府做不了的，或者没有做的，有市场空间，如孤独症教育，特殊教育。政府在做的，或者通过公益物品方式提供的，私立教育空间很小。相当于我们八十年代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补充的那个位置差不多，计划经济为主的教育，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小尾巴的补充，私立教育目前基本的理论定位就是这样。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公立教育是政府支持，政府全面垄断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教育券制度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盘活公立学校的竞争，公立学校禁止收费这个理论完全是错误的，什么意思呢？公立学校，家长有钱，但是现在不想喝酒，不想抽烟，留下钱想让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学得好一点，但是我一看我孩子上的学校，桌子是破的，窗子是纸糊的，光线昏黑的，所以我就想应该捐点钱给学校，但是我捐了钱会不会变成乱收费，怎么办？我怎么可以选择一个管理效益，成本效益比较好的学校，通过学券制度，可以提高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而且有了学券制度以后，可以把农村的学校办得好一点。能不能凑钱从城里邀请好老师，我们从小英语都不好，因为英语老师自己也是刚学的，我们能不能自己凑钱从国外请个外教来给我们上课，公立学校目前的体制是不允许的。这个理论背后有很多要点，弗里德曼发明教育券，他是怎么想的。第一点，受教育者本人是可以添加钱的，并不是不能加钱，非得去奢侈享受，不给孩子提高教育的投入，只能是到课外请家庭教师，不能把八小时的上课时间请个好老师，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我们家住宾馆，学校办得跟猪圈差不多，肯定是有问题。第二，改变了学校的治理结构。目前在中国，要考虑从这几点来考虑，我们目前的政策基本上地位是有益补充，如果从学券引进的话，未来的前景应该是很好的，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理论是混乱的，定位是很差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有新的理论，这个空间就很好。

第二，我们可以说一下很现实的定位。基础教育，简单说一下，我们公立教育一统天下，地方为主，国家为辅融资。民工子弟学校现在是比较新的关注点，民工子弟是市场化了，这些人没有地方上学怎么办，有些人就按照市场来提供。地方性教育部均等，人口高度流动，但是户籍不流动，就需要搞一些私立学校。冯兴元他们1993年做过调查，核心点我看了一下，如果是提供学券制的话，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从老家带一点钱过来，不至于说我出来了，老家的资源我一分钱没有享受到，这是学券制了。私立教育给中国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但是需要政策空间。学券制教育为整个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但是需要探索，也的确需要定位，我们政策都是以人为本了，能不能在教育方面也同样以人为本。这样的话，谁都是得力的。比如说李岚清想高教育改革，改变应试教育，但是他退休以后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他孙女通过学校的考试，天天在家教他孙女，让她能过考试，这太悲哀了，就是改变不了这个应试教育，还要帮助他们家孩子解决应试教育。

最后简单说一下高等教育问题。从现实问题来讲，主要系均等化和一流大学的矛盾问题。培养人才和受教育机会的问题。有一个糊涂问题，比如说我们办大学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学主要是控制人才，为安全来设计大学机制，把农村要造反的人全部弄到城市来，让他好好上学，忙于考试，弱其心志，没有力量造反。以就业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办大学的规模。还有人说我们现在人很多，怎么向国外输送人才，就让他上大学。目前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一个是经济上的考虑。经济上主要是内需不足，我们家长多花钱，上大学涨学费，还有现在就业过剩怎么办，让人少上点大学等等，这都是糊涂认识。

目前大学的状况，我们1000多所国家的高等院校，1000多所成人高校，还有1000多所私立大学。但是私立大学学生少，发不了文凭，部属院校、地方院校、985学校、211学校、研究性大学等等，总体来讲我们的大学是高度管制的，政校不分，行政绩效评估只看你文章的数量，不看质量，而且是高度的政治化控制，包括专业设置，重点学科设置，教师岗位，学生数量都是计划控制的。局部市场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会议室是要花钱的，其他教室是要收钱的，读一个博士，老师要出钱的，这也是局部市场化。基本上是对国家宏观格局来讲，还是宏观政策工具，主要是解决内需和就业问题。

导致的后来，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的成长主要是民工撑起来的，跟读大学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看到的资料。大学教的东西都是屠龙术，没有什么大用，你不是有用的，第三个很多人说如果把教育部撤了，好像中国大学都有希望了，这是一种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高度管制导致了高度的腐败，包括学位点的设置，重点学校级别，连国际会议的申请，同样是跑步前进，很多外地的学校往教育部跑，据说有集体给钱的等等。在这个条件下，民办教育如何发展，一定要让大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不是只拿着文凭的人。一定要胜如民工，绝不是教授屠龙术，我们说你接受管制是为了提高质量标准，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管制，怎么形成自己的标准，如果你不接受腐败，如何探索自己的发展空间，你可以接受腐败，你就成为这个体系的一员，如果你不接受腐败，怎么来残所自己的发展空间。需要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投资模式，或者你的教学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导向，还是以大学指导，还是多元化发展，如果你不接受管制，有没有可能有同行的约束，有没有公民社会，有没有学校联席会议，提出一些专业的评估标准和机制。另外，如何避免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事项面前的媚俗和在管制面前的腐败，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民办教育同样没有发展空间的。

总结一下，中国的教育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两个层次进行梳理，应该说没有很清晰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来讲，教育应该作为一个私益物品来对待。政府可以补助和辅助，而不是垄断和主导。实践上，中国的教育发展，不能作为工具来考虑，包括就业政策的工具，更不能作为国家安全政策来考虑，只要加上安全的帽子，那不得了，肯定是全面管制，现在连天气都要管制了，更不用说教育了。所以从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从更高的质量和多元化的发展，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目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要点，我们说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我就讲这么多，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主要是讲一下理论和现实，说一下私立教育和学券制度的发展空间，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谢谢大家。

冯兴元：好，谢谢毛教授。我可以提炼出来两句，一个是管制越多，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可能性越小；第二点，教育部要不要取消掉，需要讨论。我们请郑旭光做一个简短评议。

郑旭光：教育应该看作是一个人力资本养成事业，对国家也是有意义的。 教育是不是有一个规模经济可以存疑的，因为学生不是一个大家都一样的电冰箱式的大规模制造的产品，那么你的教育也是要因材施教，这样的话，实际上规模经济的统一教育产品和一对一的比较当中，可能一对一的优势更大，从金钱计算上也是这样。参加十几个人的训练和一对一的训练，时间更短，效果更好，金钱花费不更多。不一定是要有规模的。一个班上学生有30个，60个，学校的统一进度和标准一定是不适合所有的个人，我觉得教育的规模经济的说法是很不可靠的，需要考虑。

另外，教育救国的说法，国家把教育当做一种任务，前面毛寿龙教授提到了一个教育券，先提一下，最初提出教育券的是密尔，不是弗里德曼，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作为国家资助私立教育的方法？到弗里德曼，教育券这个方案从理论上推导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地方是有助于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收的学生多与少，对各个学校收益有影响。但是对私立教育可能有负面作用，一旦说有这个教育券，可以家长拿着去就读私立学校，实际上等于政府出资办学有相似的效果。政府有可能会去择选一个标准出来，满足什么样的标准，这个私立学校才能够得到教育券，家长才能选择这些学校，这样对私立学校也有人为造成新的一种管制，可能效果和原来对公立教育的管制有相似之处。也许，教育券倒是个国家有效影响私立教育办学立场的一个途径。

现代的国立教育应该是从普鲁士开始，它的目标确实和刚才毛教授讲的教育是一个私益物品的角度刚刚相反，它是作为公益物品来看的，国家是有一些期待的，把人看到是国家的人，公民是一个国家的人，他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是把学生当做产品的，而不是把教育当做产品而把学生当作消费者的，"免费"的"公立"教育和以收费的私立教育目标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在1986年我入学的时候，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有一次在和学生的讲话中就讲到，我们大学要培养合格品，合格品之外有什么，有危险品，如果说你培养的学生思想出了问题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危险品，有问题。如果说你学业没有学好，叫次品，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学成，最后连基本的劳动技能都丧失了，这是废品。我就讲这么多。

冯兴元：谢谢郑旭光精彩的评论。还有3分钟时间，大家有提问，还是有其他观点可以讲一下。没有的话，请中国社科院李人庆副教授讲一下教育选择权和现代教育的发展，现在请李人庆教授演讲。

李人庆：中国的教育社会化、教育选择权与社会发展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都知道教育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严重，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讲的题目是关于教育社会化，教育选择权和社会发展。当时，冯教授请我讲关于私立教育和教育改革的问题，我想了半天，我的题目究竟应该怎么起，教育本身并不是教育结构内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谈了很多市场化，体制改革，但是缺乏了教育的社会化，回复教育本源的性质。

第一，教育本质和职能的思考。第二，关于教育政策评价方法。第三，私立教育的作用，历史和现实的作用。第四，我们受教育选择权和教育社会化的功能。第五，国家教育行政垄断的弊端。最后谈国外的教育选择权和社会发展，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原来列的题目，可能是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我们教育的目的为何呢？我们为了教育而教育，现在很多为了考试而考试，真正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很多也是为了国家，实际上教育的本源是为了人和社会的发展。现在教育，我们自从近代以来，教育被国有化，我们教育作为一个跟我们工业化时代相匹配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产品，作为一个标准化的产品被生产。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教育本身它从本源来讲，它是一个为人的发展，是一个目的，也是手段。现在来讲，作为全球化公民的建立，中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领导者，领先者，就需要建立具有国际观的领先的教育思想理念，这方面要树立以人为本，教育先行，科学发展观这种教育理念。

我们都知道，教育所有是立国之本，百年树人，也是人才的基础，也是国家的未来，更是国家创新领先的基础。我们现在说如果看20年，我们现在经济改革怎么样，我们跟国外讨论，看我们未来下一代的教育怎么样。我们在二十世纪以来，教育完全被统治者工具化了，有几句名言，教育的思想。这是得到的一个宣言，“你想要在国家采取什么措施，你必须先在学校里采取什么措施”。对管制的思想，“谁控制了一国的青年，谁就控制了国家的未来”。究竟谁有权决定进行何种教育，何种知识能教，何种知识不能教，跟我们通常对教育的思想来看，谁来教育，谁来办教育，国家还是社会，教育的管理权，究竟由谁来决定，谁来掌管，叫什么？文凭，还有知识，知识还有价值观，一元还是多元，这些在哪受教育，是国立的，私立的，是课堂，田野，学校，还是家里，在何时受教育，城市乡村是不是一样，几岁开始学习，怎样进行教育，以什么方式等等，这些都需要对整个教育体系的目标，方向，内容进行深刻的反思。

家长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具有选择权，我们学生也有选择权，教育结果，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和素质教育，实际上是一统和性的教育。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是整个的教育的垄断和行政化。教育作为国民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也是作为社会化的教育，也是建立巩固完善公民的自由和不受侵犯的受教育权，也是文明自由社会发展的基础。跟社会是一个同质的性质，同样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属于教育机会的平等，实际上教育机会选择的多样化和教育机会平等是同等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需求都不一样，要求都不一样，社会需要发展各个方面的多元化的要求，而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大家统治一样的。并不是所谓的这种机会就强制了每人必须接受同样教育，同样内容，同样形式，这样来教育。教育也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垄断的，是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发展需要社会化，而不是行政化。

私立教育来讲，教育从产生之初就是民办，社会化的教育。国家权利和职能扩展到教育只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从中外历史来看，国家垄断教育不是应该的，也不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仅限于国家应承担其民族国家教育，而不是对教育权的垄断。中国的私立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者。这是我去宁夏一个伊斯兰学校的照片，这个伊斯兰学校，相当于我们在宗教上的大学教育，五年制，一个乡村里面，上百个学生，进行传统的宗教教育，在文化传承上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从中国近代的教育行政体系历史发展考察来看。从1901年，就开始颁布《兴学诏书》。1904年，清庭批准了张之洞支持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但是在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以后，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行政体系，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部长，想制订教育自治和自立的目标，提出了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制度，希望进行民主自治的办学，但是，这个教育独立思想最后夭折了，等于我们原有的一套想进行一个彻底的教育自治和民主化这个进程，短短一年就被打断了，最后恢复了整个教育强制的手段和全面的国家控制。在三十年代，进行了1000多件的教育立法，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整顿立法，完全一改自由的办学传统。在所有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规定考察入学，私人办学，控制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加强了对所谓教育的管制。后一阶段，这个过程既提高教育品质，规范统一教育需求，也包含了国民党加强控制的需要。这种需要到1927年国民党进行党化教育，又达成了一种极至。解放后，五十年代初的教育重建，全部的民办教育改为公办，国立教育。之后，我们又强调了全部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改革以后，我们改革民办私立教育进行了一定复兴，实施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颁布了这个条例，重点是控制管理，而不是发展，2002年，通过了《民办教育立法》，还是以管理限制为主，一些转制学校，非公非民的假民办，给我们整个的不平等造成了恶劣影响，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我们强调教育自主，教育自治和教育的发展，我们现在最大的弊端是教育垄断，教育行政化，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今天，我们社会是不是还要保持这种体制，改革开放30年，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教育规模数量上得到了有效的规模扩张，但是教育质量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教育行政体制的教育市场化推动下，不断在恶化。所以需要我们对国家教育垄断权的过度滥用进行考察和批判，需要建立多元社会参与的体系，促进教育自主和发展，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现实来看，我们现在民办教育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承担正国立教育不愿意承担的职责和职能，我们去湘西的农村，为了教育的规模化，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无法很好的上学，这就是一些被替下来的民办教师他们去办一些民办学校来支持这种教育。这些应该是国家承担的责任，甩给了农村的民办教育。另外一方面，从进城打工的民工子女教育，我们并没有承担我们的教育指责，为这些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我们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的工伤事故，就缺乏相应的技术培训，应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职业教育。同样，我们国际教育缺口都是民办教育在做这些事情，国内教育也仅仅限于民办教育，而是将教育职责推向社会，教育社会化，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私立教育对国立教育起到了拾遗补缺的过程。我们的希望工程应该由国家来承担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出现很多问题。这些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的弊端。

这是我去贵州一个私立民办学校，这三个人是夫妇三个人，他们在贵州一个贫困山区办了民办的一个学校，完全是民间通过资金给他们每个月400块钱的工资在那里支撑着。民办教育和国办教育区别在哪，是一个选择和参与是核心的差别。民办和和会化教育的主体是社会和受教育者，其核心是受教育者为本和为主体的教育，无论是从教育形式和内容以及参与方式内容来看，都能够充分体现以受教育者为本的教育取向，使得教育机构的职责得到有效的加强，这是我们国办教育所欠缺和没有的，也是最关键所在。

国家与国民教育责任和教育社会化。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为公民体教育机会和教育选择权，但不能强制公民应该接受何种教育，教育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民主是一致的。教育的本质和民办私立教育，教育者有自立自治的特征，从这个产权体系，责任体系，它有很强的办学动力和机制，反映了教育本身的特质，我们教育不是说照本宣科，就念一下别的内容，需要有自我的对教育本身的热爱和创新。教育社会化有助于促进教育多样化，多元化，教育产品的创新和教育发展。我们讲国外的特色教育学校和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伴随着经济发展，我们整个国民的教育需求的多样化需求的提高，我们单一，刻板的应试教育不符合我们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教育的竞争，教育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我去底下看一下学校，民办学校他们自己真是编教材，做了很多的投资，真正想把教育做好，但是这些工作，如果说我们整个的国立教育很难去做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自我的属性。教育社会化同时有利于纳入社会资源，社会投入，节约国家资源，提供有效供给，促进教育发展。我们也需要社会化，教育社会化有助于社会的自治和教育资助，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教育社会化也是我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兴密切相关。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以西方所谓的教育体系来移植到中国，我们取消了科举制度，我们要成立一个自我的这种复兴和自信，必须要继承我们传统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方面的功能。教育国家垄断带来的弊端和问题，受教育者的教育参与权和选择权被剥夺，现在参加家长会也好，只是被通知你应该做什么，应该交钱了，家长应该为孩子做什么，没有对学校有任何的监督权，任何的管理权。大学生每年交1万块钱，我们对这里没有任何的参与权，国家也给学校钱，这个钱是怎么用的，我们都没有参与权。同质化的应试教育，并不适合现在的发展，我们需要多样化的教育，而不是同质，单一化的教育。教育创新的不足，我们现在民族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教育都不发达。我们有大量的资金都没有用在跟需求者密切相关的需求上，都在研究我们高端的，国立这方面的教育。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没有很多的创新。单一检验标准与市场社会转型不相适应，我们的学历教育，大家知道盖茨他就不读书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才，成功的科技创新人才。我们单一这种检验标准，单一的评判标准显然不适合出人才。资源不足，创新不够，供给与需求信号表达都有巨大的缺陷，我们的需求表达不出来，供给完全是单项的，强制性的。庞大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无效的管理，我们现在的管理，考评，针对学校的很多都是跟我们教育的本质，促进教育本质的发展无关的，教育的资源浪费。

教育选择权，1922年，俄勒冈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8到16岁的儿童都进公立学校，1925年被宣布是违反宪法的，人们高度依赖学校，认为学校传授的知识才是合适的，相信一切学校有关的资讯，而造成一种迷失，迷信学校的测量，甚至产生学校本身就是竞争手段，这些都是我们在教育上的误区。只有在公立教育，我们国家职能教育才是教育，这是错误的。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从教育方面选择有两方面，第一个是学校形态的选择，公立，私立，非学校型的选择，实验学校的选择，在家教育的选择，这些都是选择范围。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多大的选择权。

2003年，我对美国的教育做了一定的考察。简单说一下，美国的教育理念思想是自定方向和自治基础上的公共教育思想，教育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学区和校区紧密关联，学校管理也是学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家长完全参与学校的管理。公立学校现在也在重造，重点也是家长选择权，回归教师本质的提高。回归在家自行教育，目的在赋予家长教育选择权，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必须的义务和选择达到一种平衡，包括现在网络教育。这些都促进了教育社会化的改革。还有国家对于弱势群体教育促进改善与推进，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法律出台。

教育选择权的发展都不细述了，包括英国的，包括美国的，我不多讲了。作为另外一个比较失败的案例，就是日本的教育，日本为了国家的复兴，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国家对于教育权的全部垄断，并且强调全部的国民的军国主义教育，造成最后整个国家民族的军国主义倾向和外在侵略。我们说教育是抵制专制独裁的，战后日本的教育民主转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对于防止他进一步的教育。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如果一旦垄断教育和教科书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所谓一种民主化的过度不认错的教育，日本的教育学校还是一个多元化，对教科书的选择，公民教育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我说国家垄断教育，首先不能走偏，一旦走偏，后果是很严重的。

总结和结论，国家垄断教育权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现实，教育改革首先需要解决思想，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并没有解决。教育社会化多主体的教育发展，具有国办教育部具备的制度优势和特长，体制外的改革开放有利于国有教育的改革，需要建立国际化的教育观和回复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些都是目前国办教育从资源和结构上无法实现的。限于教育体制的限制，目前民办学校无法突破意识形态和应试教育的局限。中国民办教育目前的发展是一种资源主导性和经济主导性的，与对国外的私立教育得出的文化主导模式和政策主导模式有一定的差别。

从教育立法上，我们要在教育社会化，具有充分的教育选择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财政支持，多元教育和多样化教育的扶持。平等竞争，各种教育主体的平等市场竞争，现在很多教育主管部门既是教育竞争者，也是教育管理者。市场开放，破除教育市场垄断，市场开放。自治管理，教育自治和回归教育本身。

谢谢，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毛寿龙：谢谢李人庆教授的精彩发言，教育社会化是国家财政压力甩包袱的结果，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就出现了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好事。第二，他讲了两次教育市场化的过度，这个是用词不当，我给你提一个理由，市场化，如果真是到位的话，公私是分开的，分清楚，公私分不清楚的时候，比如人民大学招一批学生，再招一批高收费教育，就有问题。在德国是怎么做的？在德国，你德国的公立学校老师没有精力去办社会教育的，因为你拿到的收入是要交给公立学校的，你已经拿了一份工资，不能再拿一份工资。下面请郑兴业进行评论。

郑新业：我是经济系的，很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学习。我迟到了，错过了毛教授的演讲，刚才听到李老师的演讲，觉得比较全面，我们学经济学的人，总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难免和大家有不一致的地方。

教育什么叫够，什么叫不够，我经常开玩笑说，都说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把黄金美元带走了，其实他带走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最后毛泽东治理国家的时候没有人帮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六十年代搞的，这是开玩笑说。中国的教育什么是够，什么是不够，比如说英语教育，95%的人毕业之后是不用英语的，剩下5%的人，又不够，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习，自己练，到新东方去学。有一个问题，95%不用的人怎么办，现在很多人从小学开始学，哈佛大学的一个老师说，人类有史以来也是最大的浪费，英语，全中国多少人学英语，花多长时间，8%的英语教材，有多少浪费，我认为是过了。第二个，不足的地方，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两亿两，最后支付两亿八千万两，最后他们商量好以英镑来支付，当时因为银价要下跌，最后咱们支付了白银是两亿八千万两，当时在国际经济方面，中国和日本，日本说签吧，李鸿章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就签了，这个是不足的。教学什么是好，很复杂，我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很麻烦，至少不像我想象那么容易，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你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

2001年，改革之后，地方推行一个叫中小学合并布局。这个最初的改革目的是帮助穷人，帮助农村，结果是伤害了最穷的10%的人，很多小孩很小就到镇上的学校里面去上学，生活没有办法治理，实际上加大了失学率。第二在城里面普遍的，大家说小学生负担太重，就开始减负，结果不考试了，对好学校来说，谁家有钱谁上好初中，第二个后果，家长被迫向孩子显示我的孩子强，考钢琴，什么考级都考，每个小孩一大摞证书，总体这些孩子的负担比过去还重了。目的是帮助小孩，最后的结果是害了这些孩子，这些改革不要轻易开药方。这是我讲的两个例子。

接着李老师的讲，国家层面，在我们经济人眼里面，国家分好几个层次的，比如说现在海淀区政府特别痛恨宣武和崇文，要求北京市政府管小学，这两个政府之间，宣武，崇文和海淀两波政府之间不是一回事。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私立教育，教育选择权，在西方国家，能不能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目前没有确定证据，这方面有很多材料可以看，或者提高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确实可以改善学校的效率，对公立学校是一个损失，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美国的NCA，极力反对我们的学券制度的主要组织，每年花几百万美元游说，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各种各样的主张，十大理由反对学券制度。

接下来说一个问题，教育的供给方式，在我们眼里，到底哪届政府负责。教育局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现在教育局是这个现有学校的老板，不提倡教育局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它作为老板有没有动机管理你这方面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教育学校成立一个组织，跟教育局切开。竞争肯定不是坏事情，我们讨论这些事情之前，这些制度背景，尤其是教育局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这个市场谁来管理，也是谈私立教育和教育选择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的事情发生不了。对学券我懂得不多，但是不把政府当成生动的人，当成自私自利的经济体，可能这个事情是不太好解决的。

总体而言，我同意私立教育，教育选择权能提高效率。但是请大家注意，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制度制度背景，尤其是学校和教育局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到前面来。

冯兴元：谢谢郑教授的精彩评论。现在大家有什么提问，或者很简短的1分钟以内的评论可以发表。没有的话，我们请这两位教授做一个很简短的回应。

毛寿龙：理论的定位，对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从逻辑上讲，一个是私，一个是社区，还有市场化，国家的逻辑，这些逻辑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讲，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缺陷。从现实来讲，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国家教育是主导地位，市场化是非常少的一个补充。刚才郑教授所讲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英语教育，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实际上是个个人缺乏选择的问题，我刚开始举这个例子，体育是多和少的问题，我们的体育实际上是基本不够的，奥运会，一天跑两小时，现在规定中小学生每天必须跑1500米，过去每个人课间操没有地方做，都在走廊楼道里面做操，不是多和少的问题，是主观价值，主观上你自己愿意投入多少，那是你的事。很多人学英语不够，课外请英语老师补，这种情况非常多。云贵高原学的英语，基本上是自己说了不明白，别人听了也不懂，老外也不懂的英语，这是自由和选择缺乏的问题，这是自由和选择，其实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目前所有的理论和现实。

李人庆：刚才兴元提出教育和市场化的问题，我做一个解释，应该说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现在的市场化，限制了一些贫困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家有能力，我们教育选择权的功能也是人才选择的功能，需要为贫困教师提供教育资源，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市场化，一刀切，或者是高市场化，这个市场化不是一个真实的市场表达，是一个扭曲的，行政化的市场信号，是一种剥夺，这方面我做一个解释。

另外，关于我们提出了教育选择权和教育信号需求，是不是存在一种迷茫。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上缺乏的一个，需求无法表达的一个现象。我去美国中学去考察，跟学监聊天，我作为中国学者，他带我去看他们学中文的课程，是由本地区学监决定的。结果学生越来越多，后来就增加到6个班，是跟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家长选择密切相关，这样就合理了，符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冯兴元：下面是茶歇时间，15分钟，谢谢大家！

毛寿龙：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会议正式开始。前面我们讲了总体的理论和现实的状况，以及相关的问题和对策。第二阶段，第一位发言人是大名鼎鼎的冯兴元，大家欢迎。

冯兴元：教育券制度与中国的实践

谢谢，如果是大名鼎鼎，那肯定不叫冯兴元。这个封面上就可以看到是真正的教育券，教育产品的特性，毛寿龙已经讲到了，连左派的经济性价，斯蒂格利茨也讲教育本来是私人产品，但往往被公共部门提供，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了，他们的观点就更明确了，教育本来就是私人产品。古人类活过来，他也会说教育是私人产品，像孔夫子开教育先河，从比较有记载的资料来看的话。国内很多财政学家说教育是公共产品，由国家提供，他忘记了公共产品的定义了，它的定义是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我消费的时候没有排他性的，别人也会参与消费的。数典忘祖，他忘记了孔夫子本身就是私立教育家。

教育分公共提供和私人提供，混合提供，公共生产，私人生产，混合生产。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还是要分清一下，提供指的是谁来办，公办，民办。现在好多农村公立学校，小学，中学都是现教育部来管，就是他们办，但是钱哪里来，谁来办，谁来组织钱，这里面有公钱，私钱，都可以的。生产的话，学校就生产教育产品，所以大家不要怕把教育看成是产品，因为你真正好的东西，真正最好的服务就是像产品一样提供，满足人的需求，那是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服务是产品式的服务。

办学的事权的划分理念，我们从社会跟国家的关系上，要遵从辅助性原则，社会能够做的，就让社会来承担这个职能。下级政府能够做，下级政府就不要做，但是这个往往被政府，或者有特权阶层用来推卸社会责任，比如说刚才李人庆教授讲的教育社会化，实际上是甩包袱，如果你真正落实了之后，甩不了包袱的。竞争和开放市场的原则，竞争跟开放市场原则落实好的话，一个大家都有更好的选择，第二它本身隐含了效率。

1955年，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与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制度，提到教育券，作为一个制度构想来提出来，弗里德曼是最早的。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家庭或者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教育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这是总体构想。它的特点，它相当于市场中的代购券，它不是直接货币，但是拿代购券来购买。它又像选票，我拿着这个去选学校，最后通过报销就有钱了，最后从教育局拿到钱了，你选择这个学校就相当于投了这个学校的票，也像选票。它又是一种做投票的工具，这个模型也是投票模型，你不喜欢某个社区，你就跑到另外一个社区去了。教育券也是这个工具，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可以跨区域，不到临近学校上，我就到远一点，不在本地上，我就到旁边一个学校上，不在这个公立学校，就去另外一个公立学校，或者是另外的学校，这样就大大扩大了公民，父母，家长子女的选择权。你可以联系到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话，很有意思，一会儿，陈教授会讲到民工子弟学校在北京的情况，也许会提出一些建议来。你想想看，通过教育券的解决，北京市政府可以给一部分教育券给民工，外地来源地的那些政府也可以提供一部分教育券，这两者合起来就非常好了。中央政府也还可以补一点教育券，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做的。

学校和教师本身有着改善教育质量的压力，感觉不稳定了，有压力。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减轻了财政压力，提高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我讲到了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但是这个里面确实也是需要一些是不是跟其他的制度环境，与其他环境条件是不是相适应，其他条件不变，它确实有这样一个倾向。经济学就讲你先把其他条件压住以后，肯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教育券的意义，传统上就是政府选择，对教育产品怎么提供，向谁提供，都是政府替你来选择，你被代表了，你不是你自己，你没有话语权，你被代表了。在教育券体制下，变成了公民和社会的选择，对学校的选择，对教师的选择，对教育产品的选择，是公民和社会的选择，而不是学校和教育局，政府帮你选择，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学校就不能提供平均化的产品，大众化，标准化的产品，你在公立学校针对平均智商的那些儿童，提供的标准化的产品，它也不是说没有一个不适合任何一个学生，可能适合30%的学生，但是智力高的，智力低的都不行，还得跟你这个教师的智力挂钩，如果教师智力不行的话，1%，2%都有可能。所以学校和教师也要想方设法做出一些自主的，适应性的选择，比如说像有一些美国的学校，天主教的那种学校，天主教的学校就非常安全，大家都是对上帝有一个敬畏。还有学业标准，经济，性别，实际上还有学科选择，都非常重要，还有对学生的选择，学生素质差的话，跟刚才讲的一样，比如说投票，我既然离开一个学校，我就要找另外一个学校，我找另外一个学校要符合我的偏好，我就看你这个学校总体上有什么倾向，选择，它向你提供一整套的服务，形成一个总体的教育产品，它有什么差别化的特点，各个学校倾向于提供一些差别化的产品。所以，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私立学校之间都建立了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你建立有竞争还不够，还得有一种竞争的规则秩序，这个竞争的规则，高等教育就很明显，在国外，只要你是助教也好，副教授也好，自动就有了带博士，带硕士的资格，如果把这个跟美国看齐，很多优秀的教授会到私立大学去，很多自己会办私立大学。如果需要教育部认证才能成立一个硕士点的话，我怎么敢搞一个私立大学，我也没有钱贿赂这个教育部。

把教育券作为实现私有化教育进程的手段。实际上每一个学校，你如果要做统一规定，每一个学科可能就是一些核心课程，应该达到一个最低标准，其他课程你都可以放开。由谁来定？可能是高教联合会，或者是学校联合会之类的，加上一些公民参与的，像这种更容易确定标准，而不是教育部，有些标准是通过学校之间的竞争出现的。比如说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我2007年呆过，那边主要是培养法官，哈佛的法学院主要培养律师，他们选择的教材和学科慢慢就成为标准，其他一般的你要向它看齐，这个标准怎么出现的？是通过竞争出新的，而不是政府规定的。教育券在国外的一些具体操作，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在教育券项目中，国家把钱交给家长，用于支付就读的费用和学费，这里面有公立和私立学校，一般来说教育券项目允许家长从政府经营的学校和遵守特定规则的私立学校进行选择。教育券项目的运作方式，是给家长提供票据，由家长签字交给学校，由学校向政府兑换。国外还有类教育券的项目，等于是实际上参与了教育券，但是没有这个券各种项目券项目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有一些教育券项目中，参与的学校必须把教育券作为全部的学费，而在其他一些项目中，学校可以对超出教育券面额的学费再收费，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别。提供的一种拉开档次的产品，如果还允许学校再收费的话，这个竞争会更家居，比如说贵族学校都能拉开档次。后一类比前一类有更大的选择权，给家长和子女提供了更大的选择权。

公立学校，它这里边你说是不是通过竞争，是不是有些学校就空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后会讲到在中国确实有这种问题，比如说钱不足，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总体投入不足，总体上都想把孩子送到县重点什么的，具体的我下面再讲。有时候，每个孩子所能获得的教育券数量是一样的，在另外一些时候，因为经济需要不同，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同，或者其他因素不同，有所侧重，比如说辅助贫困性的教育券，我们中国也是有的，我一会儿也会讲到。有的项目对参与学校的要求比较宽泛，而另一些项目则对盈利性的学校，教会学校排除在外。同样在课程测验，考试与录取等方面有相当多的硬性要求。在纽约有一个叫哈特兰德研究所，提出了对传统教育券项目的创新性的变革，按照他们的设计，做了一些新的设计，教育券的金额设计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相当于当前每个学生在公立学校的人均平均支出。允许家长们保留他们没有用来支付学费的教育券，这部分额外的钱可以存起来，待以后需要支付学费的时候再取出来。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教育券制度的推行，我和毛寿龙教授在编一本书：《私立教育——各国的经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8到9篇文章都是各国的私立教育的情况，有些文章可以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网站上下载。弗里德曼1955年提出了教育券体制的构想，六十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有一些初步的实验，但是美国国内有几个教师工会，教师对教育券的反对是最强烈的。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在这些地方推行。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实施了教育券制度。1995年，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批准，克利夫兰市实施教育券项目。1999年，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了美国第一个全州性的教育券计划，教育券制度实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模式。

密尔沃基的教育券规模，最低是5882美元，学校债务，服务成本相加。再看看我们浙江省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2001年9月推行了教育券制度，制约了他们变成教育强县这样的目标，长兴县第一个搞教育券改革，出于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整体的教育强县的步伐，开始向就读民办学校的新生发放面值500元的教育券。2002年，拓展了教育券的使用功能，扩大到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刚才讲到了已经有几类了，长兴县大概三类教育券的形式，一个是抵免学杂费，一个是个别教育形式享受，还有低收入享受模式，就是有些贫困生享受教育券，实际上是补助。

教育券，这是我们2005年调查的时候的情况。到底现在怎么样，网上也查不到资料，还需要再去跑。2008年，网上有一个教育工作重点，是要逐步构建实施教育券制度为主要办法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资助体系，我总体感觉还是2005年的水平，我不能下结论。长兴县的研究我们还要继续，原来没有上大学的徐博士曾经去调查过，长兴县他也去了。长兴县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它的特点是通过追加财政投入的方式来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和扶持贫困生，没有减少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当于我们的双轨制，发展民办企业，就是这样子。教育券的实施是要引入竞争，比产涉及到教师的流动，与教育券的本质不相适应，教育经费是变化的，教师也需要变化，人才流动机制必须建立起来。

监利县的教育券改革情况，监利县以前也尝试过，没有成功，所以第一名的位置被长兴县拿走了。2003年，他们开始搞教育服务的市场化，这个概念最初是汤明提出来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他们的文件，义务教育卡，实际上是相当于教育券，就是把政府投入义务教育的经费拨付给学校和老师改为发放到学生个人，让学生凭卡自主择学校消费，同时政府设立义务教育经费专项帐户，将上级转移支付用于教育的资金和县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改革之后，县教育局就变成了一个行业主管部门，他们好多职能本来是很微观的管理，比如说人事局，财政局，物价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他们本来是很微观管理就变成了宏观的管理，对学校的干预程度就降低了。2004年上半年，按照改革方案，本来要把教师工资50%拿出来放到学生手里，后来改成了30%，因为教师违背，很多教师提出来违背《劳动法》，教育局这样搞相当于扣留工资了，当时讨论，监利县的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劳动法》过不了关，本来计划里面50%工资拿出来放到学生那，最后变成了30%，拿出来少得多了。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张晓冰在一次论坛上提出谨慎推行教育券，很多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一些配套机制，比如说你经费本来就少，这个地方人均经费特别少的时候，全面推开教育券是不是合适，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公办学校经费向代课教师流动，村办教师工资向联校流动，一些配套机制还没有跟上。最新的报道又说监利教改已经获得越来越多家长和教师的支持，教育券推行还是要考虑一些制度环境，配合起来推行。

长兴县没有做全面的教育券，比如说辅助一些贫困学生，可能更好做一点，我们从现有的资料里面可以推出这些结论。我们看看浙江省的安吉县也推出了贫困学生助学教育券。杭州首创了教师教育券，教师的培训，把师资培训引入市场化运作，把培训费用改为教师人头发放的教育券，由教师自主选择。具体做法就是教师参加区内培训，按照培训规格确定收费标准，每课时收费高于5元者，除按课时收取教师教育券外，另收取现金。有一些教育券还可以九折转让，很有意思。

总结一下，扩大教育选择权的方向要牢牢把握，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大家都会认同这一点。教育券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教育券的推行需要良好的授能环境。还需要在各地更多试行各种类型的教育券，推行已有的成熟的教育券经验，比如说对贫困者补助的教育券之类，多种教育券模式可以并行推进。谢谢大家。

毛寿龙：谢谢兴元。下面请LJN评论。

刘军宁：中国的私塾：历史沿革、新近发展与展望

我想讲的是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为例，看一看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我不是私塾教育的专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私立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和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当中，私立教育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它最早确立于周朝的后期东周的时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导致私塾作为一种传统的，为科举准备的这样一种教育主导开始发生蜕变。但是作为私立教育本身并没有改变，私塾教育受到了现代教育的冲击，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新式的私立教育，比如说私人办的中学，很多大学也是私人办的，甚至是外国人办的。更不用说还有很多的教会学校，都是私人办的。从公元前700多年，到1840年，私塾教育完全占主导。1840年以后，出现了很多新式的私立教育，它同传统的私塾并存。从1949年以后，特别是到1956年为止，私塾就全部被改造成国营学校了，私塾在中国完全消失了。

刚才冯老师也提到，孔子创办第一所私塾以来，我们姑且这么认为，孔子是第一个，可能当时还有其他的学校，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私立学校完全消失了，第一个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上台以后短暂的15年，中国的私塾完全消失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私立学校，私塾完全消失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时期比较一下，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有非常大的共性，什么是共性？这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私立教育消失的时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那是中国自由最少的时候。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私立教育看作是中国自由的方向标，当中国的私立学校没有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也就没有了。今天私立学校开始抬头，意味着中国的自由开始抬头，但是它未来的道路非常的漫长。

很多人把私塾看成是一种很具体的，特定教材，培养特定学生的一种办学形式。我觉得在中国传统，是把很多的私塾合在一起称为私塾，各种教育形式的统称，是一个综合体，不是一个单一体，从方方面面可以反映这一点。私塾有很多形式，比如说有老师自己办的学校，当时叫教官或者是学官，也有地主商人办的，为自己的子女办的。也有宗族，或者一个村落大家联合起来办的，办学主体和教学形式多种多样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一起合称叫做私塾，其中最典型的是私塾的老师办的学校，最典型的是孔子，完全是市场化的经营，老师私人设计学馆，收取学费，它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孔子当时私人办学，收的学费，他的学生高峰的时候有3000人之多，在春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我们看到以孔子的私塾为例，不仅教育了很多人，而且推动了文化自身的发展。换句话说，他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也是知识的创造，如果没有当时这样的私学，可能就没有儒家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私塾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私立教育，而且到了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在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就是书院制度，同样也是民间的一种办学形式，我更多理解书院是民间教育和研究合一的机构，不是为培养科举考试的人准备的，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私立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还有一种在中国近代出现的就是教会学校，很显然它不是官办的，是教会自己办的，至少可以说它是私立的，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政权，这也说明了在中国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私立教育。很多人，我们看到如果他有一种文化上的优势，表现在他要么进过私塾，要么进过教会学校，今天还留下了很多文化的优越性，今天台上很多领导人很难看到他们私塾或者是教会学校的背景了。

我个人认为，这种私立学校制度，它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只有少部分人，教育官僚，对穷人有好处，因为私塾是特别灵活的地方性的一种办学方式，特别适合这种偏远地区的，交通不便的和贫穷地区的一种办学方式，要不然在历史上也不能保存下来，它对穷人，对弱势群体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办学方式，要求投入非常少。同样，它在精英教育当中也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实际上今天变相的私塾是非常多的，很多家庭的子女上的是公立学校，但是还是花了大量的钱，为自己的子女接受私塾的教育，补语文，数学，英语，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这时候你不得不求助民间，私下的，民办的这种教育产品的供应。如果没有这样的供应，你的精英教育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而且更可贵的是不仅对穷人，对富人，对中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延续，私立教育一直也发挥着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文化最衰败的时候，恰恰也是私立教育最弱势的时候，我个人以为以私塾为代表的私立教育是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几乎没有受损者的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很多人说，你说的私塾是不是指的四书五经，是不是指去参加科举考试，我个人不这么理解，那是一段历史上私塾特定教育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归内容，它的形式本身的意义绝不止于历史上所说的那些四书五经。我个人把私塾作为私立教育的一种自由办学的实践，教育是由老师决定的，但是形式上这种自由存在不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自由办学来自什么地方？根据我的看法，来自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你是不是相信个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我成就的主体，而不是被国家成就的主体。如果当你相信个人主义的时候，相信个人的价值，相信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有选择权并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多元化的这种获得教育的途径

私塾的正当性恰恰说明了私立教育的正当性，而且私塾教育的前提，刚才就像冯兴元说的，说明教育是一种产品，不是一种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或者公共品。而且私塾也表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这种商品或者产品是由民间提供的，不是由国家排他性提供的。为什么到今天突然变成一个国家排他性提供呢？而且很多人会说，私塾教育跟国家教育不一样，私塾教育，个人要掏钱，但是国家提供的，特别是中小学，提供的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家长不用花钱，这句话说得很不准确，免费的并不等于不要花钱，而是这个钱早就政府从数倍教育的投入，从你的口袋里面拿走了，不仅养活了庞大的教育官僚系统，贪婪的官员，还养活了很多教你孩子无效知识，过时知识和有毒知识的老师，而在你选择的私立学校里面是不一样的，如果私立学校提供这样东西，你可以不选择。也许私立学校很贵，也有的很便宜，但是它没有花纳税人的一分钱，他花了消费者的钱，但是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以国家名义，公立学校都是花的纳税人的钱。私塾证明教育是民间能够提供，不必由国家来垄断，实际上教育产品是一种受供求关系决定的产品，在自由的市场当中，你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产品，除非供求关系出现了问题。有时候你可能会说市场会失灵，你让整个教育市场化，市场失灵怎么办？市场失灵不是取缔禁止私立学校的理由，政府也会失灵，这也不是取缔私立学校的理由，这两个是并存的。私立学校，私塾说明教育作为个人的选择权，本身应该是自治的，开放的。

我对中国目前的教育的理解，很多人认为是公立和私立对应起来，甚至对立起来，强调公立学校的重要性，不认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是一个起码可以等量齐观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办的学校，实际上你看看中国的学校根本不是公立的，比如美国的公立的伯克利分校，这也不是国立大学，是州立大学，州出一笔钱办这个学校，董事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它不受州政府的控制，不接受州政府的领导。它在政治上，在财政上都是完全独立于州政府的。中国的公立学校是这样吗？人民大学也罢，北大也罢，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谁？党委书记，它的财务部是独立的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公立大学根本不是公立的，是党立的，国营的，是政府直接经营的，党直接领导的学校，是一个党立国营学校，不是公立学校。我觉得中国不仅需要有真正的私立学校，而且目前党立国营学校需要改变，需要变成真正的公立学校，然后同时开放整个教育领域，允许民间自由选择办学形式，自由选择办学产品，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谢谢大家。

毛寿龙：好，谢谢LJN，他的真名叫刘军宁。下面由陈遊芳先发表演讲。

陈遊芳：北京市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概况

很高兴今天下午能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汇报，我是朝阳区九三学社的社员，今年我们在政协做这样一个调研，今年十月底要做这个报告，我牵头去做这个项目。因为我原来是做管理，不是做这一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研究是相通的，就接下来了这个任务。我们大概是从6月底的时候开始做这个项目，因为6月底马上是暑假，真正我们开始做调研是9月份，问卷设计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做了。

我先来说一下朝阳区相对来说是整个北京市，流动人口占前三位的一个区，2006年的时候，北京市常住人口（在北京住半年以上）中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383万，北京一到过年的时候，流动人口都回家过年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他们带来了很多孩子，这些孩子要受教育，有一个研究发现，这种第二代移民，其实是最容易造成整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第一代是在打拼，第二代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些儿童的教育怎么办，这是我们朝阳区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的动机所在。我先来介绍一下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的基本情况，截至2008年3月31日，朝阳区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共集95158人，在公立就读有50676人，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共45482人，朝阳区以前是农村很多，因此很多像孙河地区等等，这些地方有公立学校，但是这种学校很少，公立学校根本不可能接收那么多的打工子弟，而且打工子弟主要聚集在城乡结合处，公立学校没有那么多，因此只有打工子弟学校能够接受他们。到2008年9月份的时候，朝阳区有打工子弟学校69所，75址，其中已经被批准的，实际上是2005年的时候，包括北京市也是一样，集中按照一定的标准去批，其中有14所学校被称之为合法的打工学校，未批准的有53所，其中有20所属于你扶持的学校，其实从教学规模和教学质量来说已经超过了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只是错过了当时的批准。2006年，朝阳区规定不允许再办打工子弟学校，现在有两所已经办了，现在朝阳区决定把它们关闭掉。

我们的调查主要是分两部分做的， 一部分是问卷调查，一部分是访谈，问卷调查是9月11日朝阳区教委做的问卷，有一个问题是有可能一些开放题得不到一些真实的回答，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缺陷。问卷分两部分来做的，一部分是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举办者来做，另外一部分是针对家长来做。我希望了解的是这个学校是谁办的，资金来源在什么地方，学校是怎么来的，租的还是自己建的，还有学校内部的基础设施是不是有，另外学生人数有多少，它的教师来自于什么地方，教师的工资大概是多少，流动率有多少，教师是不是有资质。同时考察它的教学质量，因为它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有教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可能有一些初中，有一些学生直接留在了北京参加工作了，是不是他们在初中阶段接受了一定的技能培训。到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很多会中途退学，它的退学率是多少，我都要设计在针对学校的问卷中。

针对学生家长的问卷，我们想了解这个学生为什么选择了打工子弟学校，除此之外还有经费的问题，钱，它收费低，除了收费低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这是我的结论中会给大家介绍的。针对学校的调查问卷有这么一些结果，打工子弟学校它的资金基本上都是自筹的，当然也有部分的打工子弟学校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仅有12%的学校有部分银行贷款。学校的日常经营全部是来自学生的收费，当然像那些合法的，14所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在近两年之内，朝阳区教务和北京市的教委给他们拨了一部分款，是以电脑图书等实物的形式拨付的，也不是很多。还有像你扶持的学校，有一些社会的捐助，有一些单位电脑，图书没有用了，朝阳区教委进行牵线，进行捐助。打工学校的大多数校舍是租借的，从农民或者是当地的村政府手里租借，有近三成是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自建的，这些资金也几乎全部是自筹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图书资料仍然是短缺的，它的图书71%是部分自购，部分接受捐赠，16%的学校图书全部来自捐赠。26%的学生是没有图书室的，这个说明打工子弟学校还是非常缺图书的，在这个地方我也呼吁，如果哪位同学或者是老师手里有富余的书可以去向这些学校捐赠。96%的学校是有操场的，学校篮球架这种体育设施基本上都有，说明学生的体育训练差不多能够得到保证，但是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是非常难招的。

另外，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年级设置一般是从幼儿园到初二为止，因为初三的时候，很多学生回家乡了。90%的学校是承认存在学生中途退学，其实也并不意味着辍学了，这些人中途退学有可能是转学了，更多的是转学。80%的学校承认中途退学的比例不到10%，84%的学校会尽量挽留学生，一般会给开一个转学证明，我了解到中途退学的学生一般在20%左右，不止10%。从教师来源来看，50%教师来自外地的示范类院校，因为现在都不包分配，如果在当地河北，河南找工作也好，工资更低，所以他愿意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来工作。还有一部分老师来自于哪呢，北京有一批知青返京，他回来之后有退休金，但是退休金不高，他愿意去做退休之后的兼职。还有一部分老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些退休老师可能工作几年就干不动了，还有为了夫妻团聚来的人，如果他一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可能就会跳走了，比如说为了夫妻团聚的这种情况，过两年生孩子可能就回家不干了，所以打工学校的老师的流动性比较高的。流动性角度来看，78%的学校承认教师流动率不到20%，但是朝阳区教委认为一般的教师流动率在20%左右。

教师培训来看，从教学内容，师德和教学技能来考察。培训，将近50%的的回答是由朝阳区教委来做培训，或者是老教师来带新教师，我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校长本身就是教师，或者说他是大专生，因此他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来培训新教师，有一些校长也承认，朝阳区教委做这个培训是非常少的。今年上半年，朝阳区教委利用了专项基金来做了这个培训，很多报纸上都有报道。

打工子弟学校和一般的学校采用的教材不一样，都会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很多到初三的时候，他会回家乡，为了和家乡的教学接轨，一般采用这种人教版的，有74%是采用人教版的，事实上采用人教版的教材比例还会高一点。55%的学校承认要求老师对教学质量达到75%的学生打85分以上，或者教学质量一定跟公立学校是一致的，实际上每个学校都是自命题的，这个教学质量不好把握。今年朝阳区教委开始进行统评，统测，这样教学质量就更好衡量了，这些学校也非常欢迎这种方法。

近6成的学校承认与公立学校没有定期的交流，这是朝阳区教委非常有作为的地方。88%的学校承认朝阳区教委提供了帮助，实际上调查中出现朝阳区教委并没有什么作为，他们只是派了一批作为协管员的教师，做的更多是对学校的安全方面的管理，对于学校的教学的管理等等做得不是很多。这个因为我填写的地点造成的差异。

针对朝阳区流动儿童家长的调查结果，委托这些校长带回去，每个学校给了几份问卷，我相信这个问卷的结果是非常公正的。男性女性家长的被调查比例都差不多，年龄大概在31到35岁，一般都是有配偶，有6.67%是丧偶或者离异。他们回答的最终学历都是初中，说明了受的教育实际上并不是很高，也有个别是本科的，大专也有一些，但是比例并不高。九成回答问卷的家长来京超过3年了，近两成来京超过十年。50%的家庭收入在1001到2000元，如果是双份工资，大多数的打工者的月收入也仅仅是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他们的工资真的是很多。八成家庭抚养一个或者是两个子女，我们后来还问了一个问题，从今年，2008年7月30日，溫家寶主持一个会议，从2008年取消城乡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如果不考虑经济情况下，家长是否还愿意选择让孩子到打工子弟学校去就读，当时大概有76%的家长选择仍然让这些孩子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我们分析了一下，其中最重要的是歧视，公立学校中存在对流动儿童的歧视，另外是费用过高，家长经常变换工作，有可能这个月在朝阳，下个月在海淀，变换工作，到公立学校就不太方便。到公立学校上学还需要有五证，就学也比较困难，大概有这么一些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歧视的问题。

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管理问题。多数办学者的素质是较差的，学校的管理急需提高，我差不多见到了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素质不是很高，户口所在地是集中在河南的固县和信阳，第二来源是河北的张北县，第三最多的就是北京，来广营等农村城乡接合部的这些人是最多的举办者。从校长举办地来看最多还是河南省，人就不太一样了，人数没有那么多。第二类来源是河北张北县，第三是北京，第四是黑龙江。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来，举办者跟校长其实有一定的重合，又不太一样，有人办学校，请别人当校长，校长来源更复杂一点。

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举办者与校长的管理经验是比较落后的，比如说从自己家乡找老师。但是有的人希望能够管得好，启航学校的校长叫朱淮斌，他受过大专教育，他发现来北京工作不是很好找，甚至有很多学生没有学上，就自己办学校，刚开始就是维持生计，但是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你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强烈的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002年他曾经办过一个分校，最后因为管理跟不上，现在合并成一个学校。他需要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但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不知道怎么办，这部分实际上是朝阳区教委以后如果对校长做培训，可以请一些管理的专家和学者对他们做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培训。

打工子弟学校，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可能与公立学校，至少在朝阳区还要存在很长的时间，怎么建立健全它的相应管理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朝阳区教委来说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多数学校资金缺乏，我们认为一视同仁，资金学校和你扶持的学校，那些不会被你扶持的学校大家都说没钱，这些可以理解，它的日常经营全部是用学费来维持，一个学生大概是一个学期三四百块钱，你要交水电费，给学生发工资，资金确实比较紧张，没有钱购置和更新设备，缺乏最基本的一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像启航学校，红旗学校就没有一台电脑。我们也知道，朝阳区教委承认你扶持的和社会学校之间进行搭桥，但是我们了解的是他们做的非常少。我相信我们人民大学也好，其实隔几年就会淘汰一批电脑，这个电脑很多还能使，为什么没有捐到这些学校，因为这个信息非常不对称，朝阳区教委非常有必要去沟通这些信息的衔接。

教师的流动性较高，年轻教师的教学技能有待提高。这些老师的工资非常低，比如说2008年3月的最高的教师是1250块钱，最低的是700块钱，有很多学校个别学校的老师工资只有600块钱，但是这个打工学校给这个老师是包吃住，这个还好一点。所有的教师是不能参加职称评定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稳定的，每个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有精神需求，你不能参加职称评定，即使在打工学校干到退休了也什么都不是，满足不了个人精神上的需求。另外是缺乏培训，朝阳区教委有一定的培训，但是非常不够，还有老带新，现在面临着老教师都退休了，那谁来培训，如果没有培训，怎么来提高教学质量，这些都是问题，你可以说等明天培训好了，但是受教育的学生有一天是一天，他有可能第二天就不学了，你是否能在他有限的就学时间内提供给他更多的培训和培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朝阳区教委更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工资这一块朝阳区教委也很难去做。

切实落实国务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贯彻国民待遇，但是两免一补，实际上还没有落实到打工子弟学校，没有落实，包括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没有落实到。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全国公立学校的学生，全国联网的办理学籍制度，每一个学生有16位的学籍号，因为没有学籍卡，他想到家乡不能就学，参加高考，也不能办公交卡，这是不公平的。还有就读生活环境非常差，造成他的心理扭曲，很多学校在垃圾堆旁边，造成了他的心理扭曲，还有城里人对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歧视，大家知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同样是祖国的未来，而且这些人人数还不少，这些人未来有可能还在北京，这些人未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是不是受歧视，会影响到什么。是大的话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和谐，也可能会影响到北京的治安，我的报告就到这，谢谢大家。

毛寿龙：谢谢你的这个调研，我觉得这个调研很重要，对于我们民办学校的发展，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下面请逄飞，一耽学堂的总干事演讲。

逄飞：现代义塾简介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收获非常大，很多信息和概念第一次听到，耳目一新，尤其是关于教育券，我只能听不能点评，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新的东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会议的主办方，使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关于教育，我想它应该是有利于增进个人的尊严和幸福，以及人群公共生活的这种愉悦感的。所以教育的概念，离它最近的一个词应该是生活，尤其是人群的这种时代性的公共生活。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考虑，这是一个权利创造，创新乐观时代，以及是一个过度消费娱乐的时代，我们人怎么生活，这个教育是离生活最近的，我们思考教育离不开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境况下，对未来理想的公共生活的思考和设计。一耽学堂，我们最简单的说法是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体任和普及的非盈利的民间公益组织，已经整整8年了。先面就现代义塾的项目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义大家都理解，仁义礼智信，我解释一下义塾这两个字。道义是人类社会永恒价值，凝聚时代精神，良知是人文教化根本意义，分明人性光辉。这是从人文意义上对现代义塾做一个理解和实践。
关于塾，古之教者，家有塾。这个塾，据我理解，是西周设置于地方的基层民众教化施行单位，有牧养教育的作用，这是我个人提升的理解。古代的义塾，刚才刘军宁先生，大家知道西周的时候学在官不在民，春秋时则学问下移，教和学可以相长。隋唐以后，名目日趋繁多，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出现了族塾义学。范士义塾是范仲淹在苏州天平山兴办的，这是最有名的一个义塾。

现代义塾的内涵：第一，从义工开始，有志于学，担当道义。为周围的生活的人群服务，主要是通过身教言教的形式。发挥老一辈人的高端作用，以生活伦常，道德学习为主。表现为社区内生活共同体的自我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基层建设和社会教化工作。现代义塾的核心有两个，义是义工，塾是社会教化，是以做义工的方式做社会教化工作。涉及到它的时代背景，优秀文化资源，国家相关政策，公益，社区，老龄化社会，伦理生活重建，一耽学堂八年来做生活教化。不只是现代义塾的项目，整个一耽学堂核心的理念，我想做一个基本的描述，因为可能跟我们现代义塾有相通之处。

今天来讲，我们的宗旨是做基层教化，是社会工作的方法，实际就是用社会的资源来推进社会的进步，用社会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的问题。这是现代化社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方法。一耽学堂用社会工作方法的时候，首先是从发动社会民众，尤其是从青年人开始做义工，做志愿者。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今天的文化热，国学热，大家已经了解，实际上文化热是什么，到今天人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心理的出口，我们这么多年的心理的压抑，或者是心理的个人的这样一种生命尊严价格的表达，我们没有空间，所以对历史的回顾，历史感是整个社会心理修复的最初的一个环节，对传统文化的张望，无论是中国的，西方的，儒释道，所有的这些表达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定位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必须在社会心理层面，在社会心理修复层面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今天看到对生活重建的需求，这个方面，我们家庭伦理，社区，公共生活，一个民族的公共气质是非常缺乏。老龄化社会，我不是简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待，而是从文化，人文教化的高端资源来看，文治是给予历史的传统，读历史应该从读人开始，所以这个老一代人，实际上经历了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最剧烈变化的100年，不同的心理尺度，如何取得一致，老一代人代表了历史的资源，是文化真正开始建设的，作为一个教化的高端。像我们开展拜老的活动，80岁的老人经历了不同的时期，是一个隐性的国家资源。关于社区，原来是街道的行政管理，慢慢有可能变成一种基层生活的组织，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十七大报告里面也提到这一点。NGO代表着民间社会的觉醒，我们的基层教化是在民间社会的促进，在这样一个资源的大方向上去把握，包括教育，文化发展纲要，社区，民间组织，公益组织这样的一些相关政策

因为今天的内容主要谈的教育选择，我觉得它的多样性首先取决于时代精神的自由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今天中国的教改，这么多年还是有这样大的困境，它是一个误解，我们的教育问题不简单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体社会的教化问题，我们的教化处在缺失的一个状况，从民间的土壤和载体来讲，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真空状态，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管理制度的制约，我们很难真正入手去发动它。第四个问题，我们作为一耽学堂做这个事情，首先是做一个社会工作，从中国特色公益事业的使命和任务出发，我们必须在中国本土，中国特色公益事业方面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和理论。社区的发展，就是自组织和主体性。公共事务参与，交往伦理，生活养成，民族气质。

现代义塾的功能和作用，是体制内教育乐观重要补充。是基层教化与价值的引导，生活伦理的重建，推进草根公益，本土公益。义塾的作用在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伦理生活的重新，而且归正人心，在最底层展开，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建构。立足生活的本位，突出社区的教化，这是我自己提升出来的一种理解。我们目前有两个义塾，一个是河北涿州的文昌祠义塾，还有陕西榆林的义塾。比如说看到彭飞的简历和精力，他2001年找到我，2006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义塾。第二个是燕翼堂义塾，这个义塾，从他们开始工作有六七年的经验，2004年开始，全国各地大概有40个城市跟我们联系要做一耽学堂的连锁机构。教学的内容，我们从传统文化同盟开始，像千字文，百家姓，诗书开始，写义塾教师本身都是党员，而且是党的基层的干部，我们的义塾的发起，一般是针对55岁以上的老干部，老教师和社会传统文化的积极热心人士，如果放到社区和基层是一种生活教育，发动老年人来做是最合适的。收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理解，教育是公共生活的养成和自我觉悟开始的形式，现代义塾，包括一耽学堂，我们八年的经营，我们没有经济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经济，没有赞助，没有化缘，都是老百姓自发的捐助，义塾在地方上的花销基本上等于零，无论是人的心理，金钱，社会资源的动用最简单，最节约，这个事办了以后发现是可行的，河北涿州的义塾已经有第二代了，在基层这种道义良知的感发，老中青少一盘棋，老年人一开头，大家都有感召，因为老人在地方几十年，彭飞住一楼，门从来不关的，一楼的邻居进去拿东西很方便，他是这样的老人，他有口碑，有身教，自己有觉悟，自觉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工作来做。这样一种基层扎根是非常可靠的，比今天这种以私立教育的名义做培训也好，来强力推荐私塾是名不副实的。学堂现在在这两个义塾基础上，也想在全国进行义工的招募，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老年人资源怎么发动起来，我们非常有信心，也面临很多的困难，经济也是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成本很小，一个是政策面的，怎么做理念的宣传，经验的推广，怎么进行实际的设置，都是我们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去实现。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交流，我们学界的朋友么更关心基层的教化的扎根，生活的重建，从基层开始，我的发言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毛寿龙：谢谢逄飞做了一个学堂演讲。下面请夏业良主持最后一个部分。

夏业良：时间不多了，简短一点，冯兴元做了教育券的介绍，内容非常丰富，时间关系，压缩了很多内容。教育券的构想，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但是在美国50多年来实施得很不理想，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也看到了冯兴元列举了到九十年代才有一些影响相对比较大的实施，以前我看很多案例都是失败的。而且我是在2001年把弗里德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后来徐兆峰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在中国进行了调研。前两年薛勇是经常写这一类的文章，他经常说他在倡导教育券制度，后来我反驳说不是你倡导的，后来他改说弗里德曼讲的是中小学教育，他讲的是大学的教育券制度。其实关键是这个体系完整的实践意义，在中国浙江有比较多的实践，无论是浙江的长兴县，湖北的监利县，我有一个担忧，他会进行一些修正，可能这个修正恰恰修正坏了，好的理念在推广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当地的政府和环境的需要，就变得跟家权益化了，有些东西它的味道就变了。如果一个制度过于复杂，难以实践操作，它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它应该是单一的形式，简单透明，易于推广，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我觉得教育券在中国的应用的意义远远大于美国，所以在中国我非常赞同兴元的想法，就是扩大教育选择权，这个方向是确定的，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能不能在国内，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中采用教育券的形式，其实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刚才李人庆在他的演讲部分中也提到了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他说是教育垄断的问题，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教育内容，一个思想体系是不是被控制住了，我们经常有人用教化的词，一个国家向青少年，整个国民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内容，是用一个党偏好的教育体系强行推行教化，还是国民自己更多自由选择，这个有很大的区分。所以在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在教育内容上要有选择权，在操作层面上应该有更多的替换的方式，这是对兴元这部分的评论。

刘军宁提到了私塾的意义，我们国内的所谓公立学校其实不是西方的公立学校，是党立国营的学校，这是一个关键点。而且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至少可以并行不悖的，但是他没有讲出一个潜台词，从现在世界各国和历史来看，私立教育是主体，而公立教育是补充，现在反过来了。只有那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学业上比较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也反映了政府的辅助性原则，如果社会能做的事，私人和企业能做的事，政府不用再去做那些事了。包括刚才逄飞讲到的义塾承担社会教化，党的传统和老干部的教育，我觉得没有必要用社会资源来做这样的事情。

刚才陈遊芳教授讲到了北京朝阳区的这样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现在还在讲打工子弟学校，这个本身就是表明了一个社会的歧视，如果它是一个私立学校，应该不分打工和北京居民的子弟，应该相同对待，而且师资各方面都是应该由社会承担募集，吉利大学没有办法成为好的大学，不在于他没有更多的钱，他有足够的多的钱，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那些真正的中青年老师到他那去当全职教授，就是没有办法获得国家给予的重点实验室这些一些体制内的资源。在民国时期，哪一个著名的学者在哪个方面有影响，到哪个大学就成为那个学校的学科的中心，可是中国现在没有这样一种竞争，北大和清华永远都是第一，但是这是没有意义的，在全世界它排名200名都进不去。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办的大学，其实现在私立大学不能跟公立大学竞争，不在于它没有经费，关键是体制内资源不平等，如果哪一个优秀的老师去到哪一个地方任教，就可以让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按照李岚清和陈至立1998年提出的设想，15年把北大和清华建成世界一流，最好的大学，现在只剩下5年的时间了，这个目标它达不到。所以我在2004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根本缺陷，第一点从0到18岁的未成年人应该有选择教育权的自由，18岁以后他们自己可以选择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接受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信仰，他们可以自己来判断。过去我们很多人讨论编写公民读本，让普通老百姓接受一个最基本的中国自然，地理，做国民公民的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这些读本应该是中立的，这样的读本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都没有办法出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编出比如说像《百家姓》一些更好的读书。

逄飞讲的义塾，我讲的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逄飞所做的事情，他说是在办教育，其实有很多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教化的内容，我不知道它究竟传授的内容以什么作为标准，以现在党和国家提倡的这一套作为标准，还是你自己有一套独立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体系做标准，其实你是以社会资源重复办一个东西，因为党和政府天在搞党的传统教育，一天到晚，五个一工程，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如果再重复一遍的话，我觉得对青少年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不是说你做得不对，而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定要谨慎，你有钱，或者你有学问，你向周围上不起学的子弟提供一些相对中立，独立化的内容，教一些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也好，基本的科学，生活知识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也许我对逄飞先生的义塾理解不对，而且我不知道他的经费来源，我会后会向他请教。因为时间关系，我简略评论可能带有一些个人的色彩，就到这里，谢谢！

夏业良：毛寿龙这个总结很精彩，我们就此结束。

—完—

文章来源：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