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交锋》巨浪

改革之潮催生《交锋》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许多人在悲痛之余，泛起丝丝不安。

这是因为，从1995年起到邓小平去世之后几个月，北京某些人士策划的四份万言书相继问世。这些万言书力倡阶级斗争，设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禁区，主张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批判邓小平理论，来势凶猛。

中部某省原拟召开一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会议，万言书流传到该省，一些干部看了之后，觉得文章“大有来头”，心生余悸，这次会议被取消了。

转折点来到了。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驱散阴霾。

针对一些人批判邓小平、反对改革的言行，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江泽民还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万言书问世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答万言书的指责。在这次讲话之后，一些媒介发表了于光远、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的谈话，要求推进改革，冲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中国经济时报》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8月中旬，该报负责人张剑荆约我写一篇系统评价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文章。

我于8月底完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题为《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冲破“凡是派”的禁锢，打破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破除 “姓社姓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1997年新的思想解放潮流，冲破“姓公姓私”。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开幕当天，《中国经济时报》以头版整个篇幅套红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广泛关注。9月下旬，一些出版社找到我，要求以此文为提纲，扩充内容，写一本专著，特别是要把十五大召开之后推动的改革热潮也写进来。出版社提出，要趁热，两个月左右拿出30万字的稿子。

此时，人民日报社华东版采访部主任凌志军从上海来京开会，我邀请他加盟此事。凌志军同意合作，于是我们在北京和上海分头紧张写作，于11月底完成了这部32万字的书稿。最后确定书名叫《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消息灵通的《中国改革报》首先得到《交锋》书稿，于1998年1月8日开始连载《交锋》，引起极大反响。各界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打电话，希望报社联系安排此书出版，以振奋改革锐气。

今日中国出版社在1998年春节前夕拿到了《交锋》书稿。

这家出版社自1997年初策划出版了“中国问题报告”丛书，深受欢迎。丛书的总顾问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总策划是出版社副社长黄隽清和副总编刘洪，丛书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明。在他们的支持下，《交锋》列入 “中国问题报告丛书”，于1998年3月5日出版。

汪道涵好评《交锋》

《交锋》出版之后，立即引起时任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的关注。

4月8日中午，82岁的汪老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据参加这次宴请的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创办人高希均先生见告，餐叙中，汪老的秘书递给汪老一袋书。汪老把这袋书打开，很高兴地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送给每位一本，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20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我对这本书有些观点还不能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们了解大陆当前的情况，增加两岸的了解与沟通。这本书能够出版，说明大陆的进步。希望你们时时关注大陆的进步。”

高希均第二天乘飞机到京，在三联书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帮助下找到了我，介绍了汪老对这本书的重视。他说，汪老在台湾有很高的声誉，承汪老推荐的雅意，他希望这本书能在台湾出版，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改革与进步，以利于两岸沟通。

我征求了凌志军先生的同意之后，提出要求，希望把汪道涵先生对这本书的推荐作为序言加进台湾版《交锋》中，高希均先生慨然允诺。

万里接见《交锋》作者

1998年4月18日下午两点，我应约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大厅，万里的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座。过了一会儿，大约两点半，万里推门进来，我起身迎上前去。

万里问：“你就是马立诚吗？”

我点点头，万里也点点头，紧握着我的手。82岁的万里步履矫捷，眼睛和听力也很好。

万里问：“《交锋》这本书写农村改革的部分很准确，你在哪儿收集这么多资料？”

我说：“万老，你要我们多学习，我们是按你的要求做的。”

万里笑了起来，把我引入里面一间小会客室，坐在沙发上。

万里跟我聊了一会天，转入正题，他对我说：“《交锋》写得好，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不容易啊！当初我在安徽搞包产到户，阻力很大呀！当时北京一些领导人不赞成，给我扣了很多帽子。无非是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我对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当时斗争非常激烈，关键时刻亏了邓小平站出来支持。我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包产到户才站住脚。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话，安徽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克服那个阻力好不容易啊！总结起来可以说，没有交锋就没有改革开放。现在又出来四个万言书，这四个万言书不好。说明今天还有交锋。有了‘左’的东西，我们就要克服它，中国才能发展。”

凌志军因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接见。4月下旬，凌志军回到北京，万里在中南海又接见了凌志军。

胡绳首肯《交锋》

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理论家、历史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1998年3月底年届80岁。

他在手术之后的休养中读了《交锋》，对前往探望他的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前社长郑惠说：“这本书写得不错，把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斗争，用详细的材料披露出来了，包括披露了四个 ‘万言书’。许多同志对这些斗争的过程不是很了解，只是听说。这一次全部把它披露出来，对大家全面了解历史有好处。为什么邓小平讲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的话不是凭空讲的。的确是有动摇，历史上动摇过，现实中也有动摇。89年下半年，90年、91年这两年半动摇得很厉害。有一家杂志1992年第一期还发文章说要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舆论界动摇得很厉害。”谈话之后，郑惠将胡绳的话转告了我们。

“国人皆该认真读读《交锋》”

北京传媒界对《交锋》高度关注并迅速做出热烈反应。

《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图书商报》、《工人日报》、《北京晚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经济时报》、《作家文摘》、《生活时报》、《中国商报》、《购物导报》、《华声月报》、《青年文摘》、《炎黄春秋》等诸多报刊，从1998年3月起到年底，先后发表报道、评论或者转载，向读者介绍《交锋》。

这些报刊评论的要点是：“20年来的改革，几多曲折，几多风雨。人们在感受巨变的同时也在思索：是什么样的动力导致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锋》为我们解开了这些谜。”

“四份万言书再次提出已被实践否定了的‘左’的治国纲领，向邓小平理论挑战，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江泽民“5·29”讲话和十五大回击了这股‘左’的思潮，改革开放才又取得新进展。《交锋》一书对此作了生动的披露和评述，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出版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

“《交锋》是一部20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中国土地报》1998年4月16日刊登了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近期的销售排行榜，《交锋》连续一个多月名列第一。

《交锋》出版之后，作者收到各地寄来的来信、报纸、期刊、书籍之类合计近千件之多。从这些信件引用当地报刊报道《交锋》一书的情况来看，全国各地大约近千家报刊报道、评论《交锋》或选载《交锋》的内容。

《太原晚报》于1998年6月7日刊登的一篇评论中提出：“国人皆该认真读读《交锋》”。

上海 《文汇报》1998年4月9日刊出上海市畅销书名单，《交锋》名列榜首。

广东《新周刊》1998年第14期刊出香港6月份畅销书排行榜，《交锋》名列第四，排在日本渡边淳一的畅销书《失乐园》之前。该排行榜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提供。

众学者北大论说《交锋》

1998年4月4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人士，及首都30几家新闻媒体的代表，举行《交锋》研讨会。

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风入松书店总经理王炜主持。他说：“《交锋》自3月5日出版之后，20多天就卖了15万本。仅风入松书店一家就卖了1500本。”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之一孙长江说：“思想解放以后还有没有呢？有。因为历史总要前进，要前进你就要认识，要认识就要有个标准。要么就用固有教条的标准，要么就用实践的标准，当然要用不断前进的实践的标准。所以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你要把思想解放分成几次也行，但它根本上是一条河流，后浪推前浪。只要思想还活着，就有束缚和解放的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说：“要维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社会科学如果随风转，就做不到科学，假科学只能帮倒忙。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这个命题是科学的。但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从领导中来，到领导中去，这就不对了。应该创造这样一种气氛，能够听不同意见，而且要允许社会科学工作者说错话。《交锋》出版是个标志，天气暖和一些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当前中国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比如说国企改革、下岗分流、道德重建等问题。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停滞倒退。比如东南亚金融风暴，有人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幸亏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有一道防火墙。但东南亚之所以发生金融风暴，是腐败加泡沫造成的，是建立在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上，政府又腐败，早晚一定出问题。中国靠着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防火墙能堵多久？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迟早要撤掉这道防火墙。要真正抗住国外金融风暴的袭击和防止国内的金融问题，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我觉得迟早要有第四次思想解放，这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十五大有突破，提出建立法治国家。这次全国人大会抓了政府机构改革，从机构改革这里突破可以。但是要认识到，机构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回事，二者有紧密联系，毕竟不等同，孤立地搞机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白钢说：“我觉得政府改革首先要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过去政府是全能的，什么都管，社会无法向前发展。今后政府不能再沿用以前那一套来控制了，应该变成服务。服务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思想转变。要保证这次机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还要确立社会自治的观念，否则不容易搞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交锋》针对普遍的健忘症，下了一剂猛药。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展现了这厚重的历史。我觉得应该编一本20年来的重要文献，这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人就在利用这种遗忘作文章。1990年、1991年，有人出来讲话，还出小册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搬出来，说里面有积极因素。因为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相当大。”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说：“刚才很多人谈到政府机构改革。我提出官员能不能减少一半甚至再多一点。日本现在民与官的比例是290个公民一个官，中国唐朝是390个老百姓一个官。我们1978年的比例是50个人一个官，现在是30个人一个官。官太多了，就是减一半，60个人一个官，比今天的日本又如何呢？政府机构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我们现在的状况，离邓小平在十几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时的状况都差得很远。搞改革需要有牺牲精神，没有牺牲精神，换不来思想解放的胜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说：“我打个比方，就是当一个宗法式的大家庭到了维持不下去的晚期，就会发生分不分家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父亲最好，不要分家；有些人认为这个大家庭维持不下去，要分家。在解决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以后，实际上就是把要不要分家的问题给解决了，肯定要分。但如何分，则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公平的竞争是伪竞争，没有竞争的公平是伪公平。由一个大家长给所有的人安排的公平就是伪公平，一个大家长垄断机会的竞争肯定是伪竞争。不公平的伪竞争，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机会垄断。这就是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政治改革应当出台的原因。我认为下一次思想解放肯定是发生在政治领域。但正如我们以前的经济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政治改革而进行一样，以后的政治改革也不能完全抛开经济领域的变革。那么经济改革以后将朝着什么方向进行？我觉得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分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三的。如果搞不好，中国将来就要出乱子。”

学者刘军宁说：“思想解放会不会导致胡来蛮干呢？现在把走出‘大跃进’和否定‘大跃进’叫思想解放，可见，蛮干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思想解放不大可能带来‘大跃进’这样的蛮干，思想解放恰恰是对蛮干的一个反省。所以，思想解放，会使人更加理性，我们应该不断争取新的思想解放，否则，会导致继续蛮干。那么，什么是思想解放？我想有两点，一是做为一种讨论，不设前提；二是从实践上说，思想解放的标志是不设禁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说：“这20年思想解放，有两个问题，两条线索。一是从上到下，二是从虚到实。第一次思想解放批评“凡是派”，是从上到下，是从虚的东西（哲学）开始。第二次、第三次，上面的介入慢慢减少，问题也从虚到实。这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处在转折时期。前一阶段很多是从上到下，上面潮流顺应民心。但是到了下一个阶段，民间的创造、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这是这20年思想解放的特点。”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满素说：“在《交锋》一书中我们看到，被批判成右的东西往往是实事求是而已。为什么‘左’的东西能起这么大的阻碍作用？因为有帽子，有棍子。当一种思想和观点能动用行政力量的时候，就很有作用。不能反‘左’，一反‘左’就要给你戴帽子。为什么要推进思想解放？因为现实生活中你要实事求是，就要冒一定危险。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是推进民主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比较正常的时候，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思想解放，我希望发表不同意见成为一种很正常的事情，不能随便扣帽子，我觉得这样才是最终的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单少杰说：“《交锋》在某些阶段写得不够。比如第二次思想解放，作者尽了很大的力，但还有些事情没有说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能够发表讲，《交锋》已经到了极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焱说：“1978年以来，社会力量发挥了相当重大的作用。比如说农村包产到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自发搞的，不是上面交办的。还有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以及产权问题、股份制等等，也是自发提出来的，是来自下面的创造，后来被上面采纳和吸收。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社会力量能够起到很大作用。”

光明日报评论员董郁玉说：“改革开放来之不易。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使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一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

左派大会讨伐《交锋》

北大这个研讨会开过一周，4月10日，北京西四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大厅里，针对《交锋》，举行了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会议。邓力群、魏巍、林默涵等一百多人出席会议。

这个聚会名称是“《中流》创刊百期座谈会”（该杂志现已停刊）。

会上，《中流》主编魏巍对《交锋》一书作了判决书式的基调发言，题目是《坚持初衷，继续战斗》。其他一些与会者也发言痛批《交锋》。

魏巍说：我翻阅了《交锋》，这本书的一些题目很吓人，什么“三次思想解放”，什么“冲破姓社姓资”，什么“冲破姓公姓私”，真是其势汹汹。在党的文件上是找不到这种提法的。这本书的名字叫 《交锋》。我说，不错，这场斗争确实是在交锋。问题是为什么交锋，谁同谁交锋。今天我们和一些人交锋的性质一目了然。从当前这场交锋的性质来看，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交锋》的结束语说，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我说，不对。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倒是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他们批“左”，实际上是批马克思主义，批社会主义。凭一些编造出来的条条，就要冲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冲得破吗？如果不讲姓社姓资，岂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背叛？如果不讲姓公姓私，岂不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背叛？

这次大会有如动员令。从此开始，极左势力开足马力批判《交锋》。

百篇文章猛轰《交锋》

《中流》百期座谈会开了头炮之后，以《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三杂志为主，把批《交锋》作为重中之重，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大批判之旅。

魏巍担任名誉主编的陕西《天人古今》杂志，还出版了批 《交锋》专刊——该刊1999年第1期集中发表八篇批判《交锋》的文章。

2002年3月，梁柱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一书出版。该书第十四部分题为“《交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共计40页，约5万字。

直至2007年7月底，某些人士又聚在北京一家书屋批判《交锋》。

《交锋》出版10年来，极左势力批判热情经久不衰，总计发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这里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引述大批判的词句了。总之，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给《交锋》扣了十顶大帽子。

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二、“反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四、“鼓吹私有化”；五、“否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七、“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八、“只反左，不反右”；九、“鼓吹卖国主义、世界主义”；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扫荡一切”。

看看这些帽子和棍子，像不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呢？

海外《交锋》热

在汪道涵推动下，《交锋》由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于1998年6月20日在台北出版。

《交锋》在台湾热销，引动了台湾读者关心大陆，从而增加沟通，增加心理认同。可以说，1998年，《交锋》充当了两岸交流的文化使者。

台湾两大报纸之一的 《联合报》从1998年6月22日起，开始用整版篇幅连载《交锋》全书。这样介绍大陆书籍，在台湾是没有前例的。为适应北美华人读者需要，《联合报》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于6月份开始连载《交锋》的主要内容。

台湾另一大报 《中国时报》1998年3月12日发表书评：《反左著作〈交锋〉成北京畅销书》。4月14日又发表报道《〈交锋〉震京华》。文章说，四份万言书是左倾思潮精心之作，传播途径也借助了先在香港出版然后“出口转内销”的策略。《交锋》这本书站在与左派对立的立场上，为改革政策叫好。

台湾《远见》杂志1998年5月号发表高希均教授《近访大陆》一文。文章说：我一直认为，“大陆不改革，中国没希望；两岸不交流，台湾没远景。”32万字的《交锋》，描绘出大陆摆脱羁绊，力争上游的远景，对两岸加强交流是大好事。

台湾《书的天下》杂志1998年8月号刊登了高希均的《出版大陆〈交锋〉的缘起》，介绍汪道涵对《交锋》的推荐，此文即为台湾版《交锋》的序言。

回归后的香港对《交锋》投入更大关注。

《大公报》1998年3月24日发表《三度交锋，艰难突破——三次思想解放轰动京华》的长篇报道，介绍《交锋》出版引起轰动。26日，又发表长文《四份万言书出笼经过》。4月5日，该报发表《首都学者座谈〈交锋〉》的长篇通讯，介绍了4月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交锋》座谈会发言情况。

《镜报月刊》1998年8月号、9月号，1999年3月号等发表多篇长篇述评，介绍《交锋》引起的争论，以及各界对《交锋》的反映。

《亚洲周刊》1998年3月30日至4月5日一期发表两篇长篇报道 《摆脱旧理论，再创新天地》、《20年论争笔底风云》，报道了《交锋》在京出版引起各方关注的情况。该刊5月11日至17日一期又刊发三篇长文《〈交锋〉引起新的交锋》、《改革首先是思想解放》、《〈交锋〉面世一波三折》，报道了《中流》杂志批判《交锋》的座谈会，以及北京学者座谈支持《交锋》的发言。

从4月起到年底，《信报》、《明报》、《苹果日报》、《星岛日报》、《南华早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评述《交锋》以及围绕《交锋》所产生的争论。

世界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均大量报道了《交锋》出版情况。

美国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各大报纸及《新闻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文《亚洲周刊》等主要杂志追踪报道了《交锋》的出版及其后的命运。

英国BBC电台说：“《交锋》是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最新窗口。”

法国广播电台连续报道了 《交锋》在中国引起争议的情况。

在德国，《交锋》的出版受到各界关注。《莱茵周刊》于1998年4月8日一期发表了《冲击禁区》一文，介绍《交锋》的内容。

德国《世界报》于5月25日发表《中国：老左派的进攻》一文，报道了《中流》百期座谈会的情况。

澳大利亚出版的中文报纸《澳华时报》自1998年4月起连载《交锋》，并组织货源在澳大利亚销售了一万本《交锋》。

日本第一大报 《读卖新闻》自1998年3月18日起至4月24日，连续发表4篇文章，追踪报道《交锋》的遭遇。《产经新闻》1998年5月2日也发表长篇文章评述《交锋》一书的内容及对日本的影响。

东京著名的出版社中央公论新社通过天津图书版权代理公司，争取到了《交锋》日文版版权。由著名翻译家、日本华侨邱茂先生翻译，于1999年9月20日出版了《交锋》日文全译本。

法院对决

如果有人以为，极左势力围剿《交锋》，只是因为书中批评了他们，想闹一点意气而已。那就把事情低估了。某些人的真实目的，是想以批判《交锋》为突破口，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削弱中央领导权威，在党内重新掌握主导权。

《中流》杂志1998年第10期发表《致〈交锋〉作者的公开信》。文章说：“你们批‘凡是’，却不允许万言书作者对小平南巡讲话表示一点不以为然，这不是要人们对小平同志的讲话搞‘凡是’吗？”原来，他们对南巡谈话是“不以为然”的。

陕西《天人古今》杂志1999年第1期发表余明的一篇题为《说的好》的文章。该文说：“毛泽东已多次点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党内的腐败分子，不就是党内走资派么？看来，走资派已不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已上升为敌我矛盾。”原来他们所信奉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他们的万言书说：“是不是某些决策部门有些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掌权人达成默契：只要西方继续增加对华投资，中国就保证一步步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看齐。所谓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决不走回头路，其真实含义是不是就在这里？”这里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呢？

他们的这些活动，至今没有停止。

然而，令某些人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种种否定改革开放的努力，不但没有达致预期的效果，反而促进了《交锋》畅销。经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和上海新华书店、上海东方电视台、《文汇报》等统计，《交锋》连续三个月高踞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一年之内，包括盗版发行200万册。

极左势力的一位重要人物说：《交锋》“唱和者如此之多，令人感慨不已！”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万言书的作者也时髦起来，企图利用著作权法打一场官司，扳倒《交锋》，借以打击改革，压制对万言书的批评，以便继续拉大旗作虎皮，制造混乱。

这里对四份万言书做一简介。

第一份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于1995年春天在北京散发。

第二份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出现于1995年秋季。

第三份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以下简称《公有制》），出现于1997年年初。此文要求全面保存所有的大中小国有企业，反对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针，反对“私有化”。

第四份题为《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于邓小平1997年2月去世之后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第一份、第二份和第四份“万言书”没有作者署名，是“无主物”。第三份“万言书”作者署名为“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

1998年6月1日，《当代思潮》主编段若非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控告《交锋》作者以及今日中国出版社。他说，第三份万言书是他所写，此文并未公开发表，《交锋》一书未经他的许可，摘录和引用该文，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 （发表权）。另外，《交锋》一书评论他的文章时，歪曲了他的观点，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请求法院“责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正视听。”

1998年11月26日中午1点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董建中审判长及邵明艳、臧智营审判员审理此案。

在当天法庭调查和辩论的过程中，《交锋》一方的证人、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贾铤作证说，1997年5月，他曾前往《当代思潮》杂志社买杂志，当时该杂志正向社会各界大量散发《公有制》一文的铅印文本，他也拿了5本。《交锋》一方的律师同时指出，《公有制》一文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出版物也多次反复发表。因此，该文已经行使了发表权，《交锋》一书并没有侵犯该文的发表权。至于引用问题，《交锋》引用的都是该文原文，并未编造，不存在“歪曲”问题。

段若飞的代理人（段先生没有出庭）在法庭上承认，《公有制》完成之后，到北京1201印刷厂印刷了5000本，散发了3800本，散发对象为中央各部委、一些学会和一些大学。

这次开庭，有30多家国内媒体旁听采访，世界各大传媒也先后披露此事。庭审之后第三天，11月28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刊出5000字长篇报道：《〈交锋〉作者庭上交锋》，介绍了庭审情况。广州《大时代文摘》、上海《报刊文摘》、石家庄《燕赵都市报》先后转载此文。11月30日，北京《华声月报》电子网络版发表网上新闻：《〈交锋〉作者被告侵权案，北京中级法院公开庭审》。12月3日，北京《中国信息报》刊出报道：《畅销书〈交锋〉引出法庭交锋》。

香港《大公报》11月27日刊登报道：《〈交锋〉作者被告侵权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庭审》。《亚洲周刊》11月30日至12月6日一期刊登专稿《政治交锋在法庭交锋》。

台湾《联合报》11月30日发表《交锋侵权案公审，记者坐满旁听席》一文。

美国 《新闻周刊》1999年2月8日一期刊出文章评论这场官司说：如果是在过去，对于这个政治理论争端，会做出政治判决，但是现在双方到法庭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法律解决理论争端的案例，这说明中国进步了，这个审判表明正在推进依法治国。

美联社、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出了此案开庭的特稿，法国、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也广泛报道了这一官司。

1999年4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判决书说：“原告段若非自行印刷其作品五千册对外发送达三千八百册之多，其发送对象恰恰与其作品的读者群是一致的，且在其发送范围内其发送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故应视为原告段若非已将其《公有制》一文公之于众，其诉称被告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侵犯其发表权，本院不予支持。”

“《交锋》一书的作者采用摘录要点的形式进行评论，非全文全段落引用，其未使用引号、省略号，并无不妥，两被告是为了在学术理论上评介原告的观点，不论该评介是否符合原告观点的原意，都属于学术理论争论范畴内的问题，尚不构成破坏作品的完整性。”

“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若非的诉讼请求。”

《交锋》一审胜诉的消息立即引发轰动，在海内外不胫而走。

香港 《大公报》1999年4月23日刊出文章 《京法院判决侵权案，〈交锋〉作者胜诉》。《亚洲周刊》1999年5月2日一期刊出文章《指控〈交锋〉，原告败诉》。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5月2日刊出文章《〈交锋〉作者被告侵权案，中共法院判原告败诉》。文章说：改革派获胜意义重大。这次判决有三个意义：一是表示中共在进步，二是表示法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扰，三是显示中国整体的人心所向。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都发表了类似报道和评论。

日本《读卖新闻》1999年4月24日发表文章《引用“万言书”引发的诉讼，改革派政论家获胜》。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99年5月6日一期发表文章 《语言战争——由书籍引起的改革之争》。文章说，官司震动了北京知识界。“在中国，对某些敏感案件的裁决上，中共有时会介入进来。这一次会不会呢？马立诚说，这个案子完全依照法律来判决。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在进步。”

段若非不服判决，于4月30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24日上午开庭审理此上诉案。由审判长魏湘玲、审判员刘薇、马永红审理。经过详细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之后，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8月24日对上诉案进行判决。判决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判决。

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广泛报道了北京高法的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