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一部现当代金融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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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银行获得新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杨惠求老人说。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大一统银行体系中的外汇业务的工作部门，是在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

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行海外分行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的黄涤岩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当时中国银行作为一个外汇专业银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对外经济贸易任务。国内行、海外行把这个作为中心的任务。”

以进口为例，当时大量的西药，特别是抗美援朝，军用物资，民用物资，大量进口，我们钱出去了，能不能保证货物如期的运到我们港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银行要配合海外银行一起来保证完成任务。除此以外，还要保证国内出口物资的安全。

正常的时候，对外贸易都是要通过银行之间开信用证来完成的。国内的货物要运出去，凭的是外国银行开的信用证，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信用证保证不了货物的安全，所以中国银行当时研究出一种“出口保证书”，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出口物资都能够收到外汇。

“那几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们进来的钱是中国银行付的，付了以后要保证物资能够按时运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资金的安全？货物收不到我的钱我要退回来，新加坡中国银行作为法人，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的途径，最后把这个资金安全收回来。这种事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很多的。”黄涤岩说。

杨惠求是1965年和三位同乡一起从湖南人行调到中国银行的。

他回忆，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国家开始恢复经济，有了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入外资支持国内生产。

1963年，国务院决定用中国银行的外汇贷款购买远洋运输船舶，1964年到1965年的买船贷款，两次共计2560万美元，属于试行性质。1973年，再次从中国银行贷款3亿美元，购买外轮225万吨。

自1972年到1976年，中国银行为远洋运输船队建设共提供外汇贷款8.8亿美元。

实际上，早在70年代，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总经理乔培新是国内引进利用外资第一个倡导者。

黄涤岩告诉记者，在那个年代，特别是香港，我们有13家银行，吸收了大量的存款，当然有一部分在当地放款，但放款并不多，剩余资金下放。国内当时因为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没有考虑说怎么利用外资。我记得有一次乔培新行长回来跟我们讲，他找到当时外贸部部长，动员他，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存款，可以用这个钱引进我们需要的物资，引进机器设备来国内生产，然后我们再用生产出来的东西出口。当时部长说用你们银行的钱我还是要还的，我还不了怎么办？不如用我自己出口物资换回来的钱，外汇，才是我敢用的钱。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乔培新行长当时看到青岛崂山矿泉水质量非常好，比法国的矿泉水还好。但是瓶子不行，瓶盖没有多久一开一块锈，不能用了。在中央开会，乔行长拿了个矿泉水瓶盖子出来，说：我们就缺这个东西，拿一点点外汇去进口这样一台设备，我们有多少矿泉水可以出口，可以换回来多少是外汇。”

1973年到1974年间，陈云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对外贸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973年6月7日，陈云副总理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向银行提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问题，要求在一个星期到十天内完成。陈云布置给银行的十个调研专题，涉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货币等各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中国银行的研究处承担相关调研任务。

大约在中国银行研究部接受陈云副总理的调研课题的十年后，时任中国银行研究所所长的吴念鲁先生接受了另一个重要课题：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论证让中国银行总行搬往上海。

当时的设想是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设立总部。出于多种考虑，最终中国银行总行没有离开北京，而交通银行的总部则设到了上海。

实际上，自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银行经历了体制改革已经逐步变身为企业。它的大背景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

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方案。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负责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的外汇业务。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银行的基本任务确定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做好各项外汇工作，组织和积累更多的外汇资金，在管好用好外汇资金上下功夫，真正发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促进、调节和监督作用，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1979年起，中国银行实行总行、分行、支行三级核算。经营业务所需资金由中国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各地中国银行外贸信贷资金由中国银行总行核定拨给。

黄涤岩指出，1981年、1982年，中行就率先同美国的银行，日本的银行和法国的银行合资组织了一家专门为国内引资的财务公司，叫做“中资兴业”。中是中国银行，资是美国第一银行，兴业是法国兴业银行。这家财务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就是中国银行的老行长王德衍。

以香港来说，大概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香港中银集团牵头组织的银团贷款支持国内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共150多亿美元。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广东、福建、上海、大连、山东、江苏，这些改革开放的地方，大的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电厂，几大部分都是由中国银行牵头来组织贷款。

“当时用的真正是外资，但是身份是国家的银行。”黄涤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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